□金一南

周恩来的一个特点是牺牲个人、维护组织，这个特点表现得非常明显。那么周恩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尼克松对他有一段评价。尼克松20世纪70年代初访问中国，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有过接触。尼克松说：“毛泽东是一团烈火，周恩来是一个控制火势的人。”

周恩来在我们党内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的实质就是 “高度聚焦”。周恩来在党内无人可替代。我在这儿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长征之初，博古是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人，长征之前毛泽东给博古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上提出来，他自己不想走。这封信毛泽东主要讲了这么几点：

首先，他与第一、三军团的领导交换过意见，第一、三军团的部分领导都同意留下来，和他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其次，要求红九军团留下一个师，这样毛泽东带着第一、三军团的少部分领导人和红九军团的一个师坚持苏区斗争；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

这就是在长征最初的时候，毛泽东表示他留下来不走的原因。那么后来怎么样？谁劝说了毛泽东跟着部队一起走？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毛泽东给中央写了封信，要留下来坚持在苏区斗争，欢迎中央再回来。当时中央的总负责人博古，非常年轻，大约28岁，看见这封信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便拿着这封信直接去找周恩来，他说：“老毛提出不走，你看怎么办？”周恩来迅速看完这封信，跟博古讲了一句话：“我去找他谈。”

周恩来当天骑着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找他谈话，核心就是劝毛泽东跟着走。那个谈话进行了一晚上，那天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谈了些什么，谁都不知道。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骑马返回瑞金，见到博古，就讲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

这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句话。

组织协调工作当然不光是周恩来一个人做的，但是周恩来是党内最杰出的组织协调工作者。在长征之前那个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谈话，它的结果决定中国革命的命运。

在长征的过程中周恩来与博古还有一次重要的谈话。

博古当时是我们党内很年轻的领导者，他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时还不到25岁，很年轻，长征的时候博古也就是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这样一位年轻的领导者，当然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思虑还不够周全。因此，博古在指挥反“围剿”的过程中，在指挥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有一些失误。那么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个更换领导权的问题。博古在当时不太适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了，要做一个调整。当时倾向于由张闻天来负责，但是还没有完全地明确。

由于这个原因，遵义会议开过之后，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是中央的印章，一个是中央的文件，这两个挑子还跟着博古。从内心来说，博古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思想上还存在着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开过20天之后。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周恩来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与博古有一次彻夜长谈。

因为周恩来那次跟他的谈话令他印象至深，他把这个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也作了一些记录，后来就流传下来了。实际上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入，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这是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谈话。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来了。后来博古在党内一些重大问题的斗争中，都坚决地站在中央这边，比如说与张国焘的分裂倾向的斗争。博古后来在牺牲前多次回忆周恩来与他那天晚上的谈话，可见对他印象之深。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层里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中，作出了无人取代的独特贡献。

就像小平同志讲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在这个智慧结晶背后一次又一次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