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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中心 走向边缘——论文学边缘化之现象

2013-08-15许雅莉

剑南文学 2013年11期
关键词:边缘化当代文学边缘

■许雅莉

文学边缘化从九十年代开始就一直被讨论。所谓边缘化,是相对于政治权利中心而言的,指的是与主流话语发生疏离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蕴含着某种价值偏见,即边缘重要的程度不足以同中心相提并论。因此,边缘化常常被看做没落、衰退的委婉说法。”作为长期困扰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看待以及解决这个问题,是当下从事这门学科研究者所必须面对的。

一种观点认为,文学边缘化是存在的,作为研究者应该接受这一现实,保持一颗平常心,即不要把文学太当回事,也不要不把文学当回事;或认为,文学应该积极地介入现实,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夺回曾经丢失的阵地,期待重新站在话语的中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学的边缘化乃是常态,而且文学从来就没有占据过中心,所谓边缘化,只不过是文学在失宠之后的怨妇心态,因而文学并不存在什么边缘化的问题。

建国初期,文学是时代的宠儿,《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一批当代文学作品出书的时候,“新华书店前排的队绝不比糕点铺前的队短”。到八十年代,文学受欢迎的程度更是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街上的诗人一抓一大把,《伤痕》《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小说,如同一颗颗被扔进水里的炸弹,在社会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热浪。在那样的时代里,作家被视作明星,名声极高,待遇极好,受万民追捧。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学的这种高规格待遇渐渐地没有了,作家纷纷下海,读者日益流失,有人甚至认为作家是流氓的替称。这种戏剧性的变化,给作为文学主体的作家和研究者造成的心理落差是可以想见的,但这种情感的因素却极容易对文学边缘化的认识制造干扰和障碍。

不可否认,九十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的浪潮日渐汹涌,文学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涤荡了一身的尊贵与神圣,转而以商品的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电子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促进了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影视产业也因此异军突出,在传播迅速和手段多样化和综合化的新媒介面前,文学似乎都不再好意思担当起教化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入,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砝码,“无用”的文学如果不能迅速地转化成利益,便只有被抛弃的命运。于是文学的审美功能日渐萎缩,娱乐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同时,文学与政治的那种亲密关系亦是明日黄花。这也就意味着文学被打入冷宫了,从此失去了在政治话语中心发言的机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书激起千层浪,动辄就起轰动效应了。因此,那些留恋站在政治话语中心发言,皱着眉头忧国忧民的文学家们便开始焦虑,文学边缘化了,这是为什么?该怎么办?

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讲到:“政治想维持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在政府建制不全,功能尚不完善的年代里,文学是瓦解或巩固一个政权的有效工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法律的完善,政府机构的健全,文学的政治功能、工具属性已是微乎其微了”。因而,在一个生长着“中庸”和 “无为”文化的国度里,在一个以“维稳”为一切前提的时代里,根本不需要什么严肃的有思想性的还能引发关注的文学,文学能逗人哈哈一乐或赚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似乎就足够了。这样以来,文学被远离政治话语的中心也就成了理所当然,或者说就文学其本性而言,这种疏离其实就是一种解放。可文学并没有被解放,在被政治释放 (抛弃)之后,他重新被商品经济绑架。这回文学是站在经济话语的委员席上,协助影视,广播,广告等大众传媒和商业宣传的日常运作,同时又在互联网上大肆展示他的亲民的嘴脸——这是重担当的严肃文学所唾弃的。

所以,当代文学从建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不过是从一个非常重要位置被挪到了另一个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位置,犹如古代在朝廷里做官的被贬到地方上任一样,这种降级带来的感受便是一直被讨论的“边缘化”。敏感的文学固然有理由因这一被驱逐至边缘的趋势而忧虑,而真正的边缘是在什么位置,那样的位置会使文学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却没人说清楚;另外,真正在讨论边缘化的是小部分坚持严肃文学立场的人,那些在迅速地把文学转化成财富和商机的 “文人”是否也身有同感呢?

鉴于上文的论述,笔者认为,对文学边缘化的讨论是出于对文学命运的终结的担忧,还是出于严肃文学日益失去关注之后所能给其主体带来的利益减少的焦虑,是一个值得认真辨识的问题。

对于文学终结的问题,黑格尔认为,“往日单是艺术本身就完全可以使人满足,今日艺术却邀请我们对它进行思考,目的不在把它再表现出来,而在用科学的方式去认识它究竟是什么。”这就 “意味着作为精神运动的艺术史的完成,意味着艺术从象征型到古典型再到浪漫型的进化宣告结束,艺术的历史消融于哲学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对文学的哲学式思考方式将文学推向“末路”;而米勒认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因为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其实是个现代产物,与特定的自我意识和生活世界相联系,它在历史中出场,自然也将在历史中退场;朱国华教授更是以《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这一本书的规模来论证文学必将终结的命运。名曰“终结”,其实不过是文学在全球化的商品经济时代里失去中心地位以后的悲观论调,“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时代的更替必然导致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更新,对文学的理解自然也就发生变化;如果在一个新的时代里仍然持有旧有的文学观念,必然会产生文学幻灭的感受。

黑格尔抛出艺术终结论,不过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真理要高于艺术真理,这种观点放在如今这样一个缺乏理性的时代是很值得商榷。米勒认为将要终结的文学是什么观念下的文学呢?新的电信时代里如何有供古典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生长繁荣的土壤?中国当代文学的煊赫是因为“权利的自我实现”,随着权利机制的改变,文学便生出一种“无家可归”的悲哀,不愿被市场俘虏的“严肃文学”便不免发出“英雄末路”的哀叹。总而言之,作为一种艺术,文学将与人类历史同在;只要语言还在,文字还在,文学便不会寂灭,只不过存在的形态会有所不同而已。

既然文学的边缘化并不会涉及文学的终极问题,那么作为当代文学的研究主体就没有必要去作哈姆雷特式的沉思,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部环境有多恶劣,恰恰在于学科自身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现今的学术生产体制生产着大量的学术泡沫,消解了学术的神圣感和庄严感,学术成了一种谋生的职业。其次,这种职业,所能带来的实际利益,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领域,相比经济和理工科是少之又少。再者,实利化的社会风气导致人们对于人文学科的认同感大大降低,文学已成“无用”的学科,甚至遭到学科内部人员的质疑,这种质疑从上至下弥漫开来,使得一部分人中途脱离学术队伍,另谋高就,一部分人人心浮躁,无心专注学术。这样的环境又继续加剧学术环境的恶化,影响后来的人,浮躁之气日益严重,真正能坚持下来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当代文学的发生与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产生了严重的分裂,文学理论与文学现状也似乎毫无联系,研究者们大多在自说自话,对当下的文化缺少了关注和介入。因此我们可以说,对文学边缘化的感受,主要是研究主体在文学远离了权利中心之后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利益分配的苦闷与失落,也部分源于坚守文学这块冷清的阵地的寂寞之感。面对所谓的 “边缘化”,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在于此。

倘若文学真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境地,是否就代表文学失去了价值了呢?如果说这种价值是相对于政治权利而言的话,那么当文学远离政治话语中心的时候,其价值便像一把烂斧头一样被搁置。但我们说,文学的价值从来就不是作为某一种附属或者工具而存在的。边缘化是文学的常态,是文学获取自身生存与发言的空间的重要途径,以保持与主流话语对话姿态。

处于边缘的文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 “个体”而存在着,同时可以规避着被整体主义、“总体性”或“同一性”同化的压力。在一种自在自如的状态下,文学恢复其“差异性”本色,来对抗“总体性”的霸权地位,在颠覆与消解霸权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差异性”存在,这种存在在多元化的文化视野下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文学自身而言,置身边缘等于占有空间。对空间的占有是所有人与物与生俱来的特性,因为在空间中位置感的获得是其存在的明证。空间不仅是人与物的居所,也是自由的寓地,而只有能敞开的空间里才有自由,封闭的空间里是容纳不了自由的;空间的封闭意味着自由的被剥脱,因而争取自由便是争取敞开的空间。居于权利中心说话的文学,实际上是处于被权利压制的状态,被给予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彼时的文学并非自由的文学,更谈不上自由地开口。而退居边缘,便是占有了一大片开阔的空间,文学在此处可自由地驰骋,纵声疾呼,策马扬鞭。可见,在一个主流话语统治天下非主流话语勉强生存的所谓宽容的多元化时代里,边缘仍具有光彩照人激动人心的一面,仍然值得我们去发掘去激活它的价值。

然而这还不足以让我们为文学的边缘化乐观。奚密在谈到诗歌边缘化的时候说:“边缘的意义指向是双重的:它既意味着诗歌传统中心地位的丧失,暗示潜在的认同危机,同时也象征新的空间的获得,使诗歌得以与主流话语展开批判性对话。”虽然认同危机在时下的以 “网络文学”为主的大众文学中并未发生,而且情况刚好相反,但是严肃文学却为此愁眉不展。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问题,以什么样的角度思考问题,问题始终是存在的。这样以来,我们又回到了问题的出发点了。因此需要重申的是,面对文学的边缘化,作为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我们要认清眼下的形势,明确自身的需求,站好自己的位置。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所能承担的只是教化、审美、认识与娱乐等四种功能,在没有温饱而求生存的历史时期,在有了温饱而追逐欲望的时代里,在欲望永远填不满人心的沟壑永恒时间里,就注定了它不属于也不应该占据在话语的中心位置,或者说它从来就是处于一种边缘的地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偶尔出现短暂的文学替政治说话的局面也有其合规律性的一面,因为 “由于生成现象的广泛存在,中心与边缘的格局时常会产生变动。一方面,尚未获得本然存在的伪中心事物,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重返边缘;另一方面,本然存在的中心事物亦可能被边缘事物取代,从而蜕变入新的边缘。”文学就是这样一种“伪中心事物”,中国当代文学能在建国初期以及八十年代获得如此高的地位和关注完全是历史的侥幸。

认清了文学的历史真实,我们要做的是还文学一个自主性,即拒绝市场经济的诱惑,告别对政治权利的留恋,自觉地走向边缘,让文学在自由的边缘空间里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以实现其与主流话语对话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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