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作 者：程 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随着政治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的逐步深化，新时期文学不再满足于对“文革”期间苦难的控诉与展示，而试图进一步探索造成这种种苦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力争以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更加多元的文化基因来解剖那段荒唐的历史。反思文学是紧接着伤痕文学而来的文学潮流，在伤痕文学展示苦难和痛苦，进行着声嘶力竭的哭诉之后，作家们逐步从情绪的激动中冷静了下来，开始反思造成种种苦难背后的原因，于是反思文学逐渐在20世纪80年代兴盛起来。陆文夫《美食家》无疑是当时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该作品在较长的历史时间框架内，以苏州地区特有的饮食文化作为媒介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文化改革的困惑。

“文学之所以为文学而非任何其他‘诸学’就在于它独特的表现形式”，《美食家》中运用的独特表现形式就是“吃”。“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就简单而明了地阐释了“吃”的重要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积淀，“吃”在中国已经不是为了单纯地解决动物性本能的问题了，正相反，“吃”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十分复杂、文化意义很高的活动。《美食家》这篇小说主要是围绕着高小庭反对“吃”，和朱自冶嗜好“吃”这一基本对立矛盾展开叙事。高小庭充满了对苏州纸醉金迷生活的憎恶，而朱自冶却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随着高小庭参加革命，成为革命中一个领导者的时候，便发动了对朱自冶所嗜好“饮食文化”的“攻击”。作为一个高级饭店的负责人，高小庭开始了对饭店的改革，把一个曾经具有高档品位和悠久饮食文化的饭店，弄成了一个“大众饭馆”，起初大众们还拍手称快，终于有机会来这个以前久负盛名的饭店吃一顿饭，可就在不久之后，人们便对高小庭的这种改革产生了质疑，认为高小庭的改革让饭菜的味道下降了很多。高小庭的改革无疑是盲目的，是简单地从革命的概念出发，不顾及实际情况和百姓的文化惯性。最后朱自冶只能去孔碧霞的“地下饭庄”继续他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政治理念和世俗人情在作品中的曲折表达无疑是作品值得称道的地方，这种表达并不是简单地在文中表现为作者对于哪个方面的偏爱，而是在无形的故事进展中让读者们自己感受其中的奥妙。对于饮食的注重早已成为苏州当地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作为资产阶级上层人的朱自冶对饮食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及各种讲究自然不必说了，就连下层的穷苦百姓也是对“吃”情有独钟。高小庭的老祖母“那时已经七十六岁，满嘴没牙，半身不遂，头脑也不是那么清楚的。可是她的胃口很好，天天闹着要吃肉，特别是要吃陆稿荐的乳腐酱方，那肉入口就化，香甜不腻”。高小庭的老祖母也并不是随便什么肉就可以吃的，而是要有个讲究。拉黄包车阿二的父亲虽然生活清贫，但也在生活条件好的时候喝半斤黄酒。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人们只是关心肚子吃不吃饱的问题，可当生活富裕了之后大家就都更加注意“吃”的问题，这里的“吃”不是简单的吃饱，而是吃好，吃得有品位，吃得有文化，吃得有讲究。政治理念和世俗人情的冲突集中表现在饭店改革的问题上。很多饭店的老职员们都不赞同高小庭这种简单的改革方案，职员们坚持的是传统的饮食文化规律，坚守的是饭店作为饭店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而非是政治化了之后的饭店。高小庭则坚持把政治理念简单粗暴地强加于饭店之上，把饭店这个老百姓吃饭的地方政治化。变成为“工农兵”服务的饭店，而实际上这为“工农兵”服务的饭店，也只是在理论上和形式上的为“工农兵”服务。后来广大的“工农兵”们却认为“饭店是名存实亡，饭菜质量差，花色品种少，服务态度恶劣”。广大“工农兵”的不认同，无疑是证明了外部环境对饭店改革的不认同，以及外部环境认为饭店改革是失败的。当高小庭的好友丁大头到苏州来探访高小庭的时候，高小庭在家里面盛情款待，而不是在高小庭所改革过的饭店，“晚饭竟然是五菜一汤，汤是用活鲫鱼烧的，味道鲜美”。政治理念的宣讲者和实践者本人到最后在潜意识中都不认同自己搞的所谓“大众菜馆”，而是把好友请在家里吃“五菜一汤”，政治理念化的饭店改革从内部来讲是彻底失败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待之以美酒佳肴的千古世俗人情在高小庭这位革命者面前，也并无半点差别。这从侧面也便说明了“大众菜馆”这种对政治理念的简单实践在世俗人情面前无疑是失败的，体现了作者对世俗人情的尊重，政治理念在与世俗人情的对阵中仓皇落败。

饮食文化背景中的启蒙之路。当1840年鸦片战争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古老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探索富国强兵的启蒙之路，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老大中国的不足和落后之处，开启了中国缓慢而重要的启蒙。但中国的启蒙之路又是充满了坎坷，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有战争爆发，从起初的内战到抗日战争。中国的思想启蒙被战争打断了，直至1949年之后国内形势才逐渐开始稳定了下来。随之而来的启蒙话语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活动，而是无产阶级话语的启蒙，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的一场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的启蒙活动，不是科学、民主、自由、博爱，而是广大工农兵的政治话语。高小庭无疑在《美食家》中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启蒙者的双重角色而存在的，同时也是个政治宣讲员。革命者是针对朱自冶而言的，启蒙者主要表现在对于拉黄包车的阿二和饭店职员包坤年而言。作为启蒙者高小庭所启蒙的有关苏联社会的内容“也都是从画报里看来的，画报总是美丽的！”对阿二的父亲所讲的伏特加酒也都是听说的，直到“若干年后才喝了几口，原来是像我们在粮食白酒里多加了点水！”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高小庭作为启蒙者的启蒙内容是模糊不清的。曹禧修曾提出过“文本性思想”的概念，“所谓‘文本性思想’有两层所指：一是传统文化中具有原创性的经典文本多直接弘扬的思想；二是阐释上述原创性经典文本所形成的阐释性文本所直接弘扬的思想”，曹禧修虽然是把“文本性思想”定义在传统文化范围内，但我们也可以将其内涵拓展到所有文化意义上的原创性经典文本及其阐释文本所弘扬的思想，从这样一个角度看来作为启蒙者的高小庭不仅连马列主义等经典文本一概不知，就连相关的阐释性文本也不甚了解，“画报”是他一切“改革”思想的来源，未免有些可笑。作为被启蒙者的阿二他的想法就是以后能够当上汽车司机，阿二关心的是个人的世俗生活而与政治理念无关，高小庭的启蒙的政治目的无疑没有达到。高小庭另一个启蒙的对象便是饭店的伙计包坤年，在高小庭的“启蒙”下，包坤年在饭店改革问题上强有力地支持了高小庭的改革方案。“包坤年早就不当‘店小二’了，这是在我的启发下改变的。”这种改变的后果是包坤年的服务态度变得很差，似乎“像一个会议主持人”。几乎每天都有客人到高小庭那儿抱怨，“我们是来吃饭的，不是来受气的！”在“文革”中包坤年“认为打倒了局长便可以当局长，打倒了经理便可以当经理”，于是就开始了对高小庭的“严厉打击”。作为启蒙者的高小庭后来却受到了来自被启蒙者包坤年的攻击与批判，这无疑是说明了那段荒诞岁月中所谓政治启蒙的失败。其中原因自是启蒙者对于启蒙本身不明确，同时也隐含着被启蒙者自身具有的投机性质，高小庭这场轰轰烈烈的启蒙活动最终归于失败。

从作品表层看起来高小庭是正面人物，朱自冶是反面人物。但高小庭的种种主张和做法恰恰是为反思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有些所谓启蒙者和革命者本身的不足和缺陷。朱自冶看似是作品中一个批判的对象，可朱自冶并不是作为一种无聊的艺术形象存在于文本之中，相反他是具有极大的可阐释性和极大张力的艺术形象，朱自冶的生命意义不是简单地满足生理能量摄取意义上的“吃”的本身，更大程度上是在于“品味”，品味美食、品味饮食文化、品味苏州文化中的细腻和精致，是一种生活态度。他认为苏州的美食不仅仅是一道道菜的问题，更是代表着苏州的历史和文化，能够体现历史中的苏州，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理念。在描写朱自冶的字里行间都能透露出一种属于民间百姓的温情。苏吴地区风俗文化的展示也是文章的一大特点，特别是对于当地美食文化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表现，作为一种以饮食文化为背景展开故事叙事，苏州的小吃，和苏州的不少名菜在作品中都有所涉猎，这种风俗画的逐步绘成是以朱自冶艺术形象的展开完成的，随着朱自冶的人生轨迹，让读者一点点地了解到了苏州的很多美食，可谓是对于苏州饮食文化的一种极好宣传。20世纪中国的文学绝不是“满怀豪情”“乘风破浪”，而是像《美食家》一样充满着逆境中的另类反思，反思中的百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