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荣格认为原型是“一种种族的记忆”，“是人类长期心理积淀中未被直接感知到的集体无意识显现，因而是作为潜在的无意识进入创作过程的，但它们又必须得到外化，最初呈现为一种原始意象”①。他还指出，在比较常见的“集体无意识”中就有“母亲”原型。在“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氏族时期，种族延续的神秘性和宝贵性决定了母亲的至尊地位，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崇拜的偶像。这种母性至尊的历史记忆也成了人类潜藏的共同意识。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诺思洛普·弗莱在其著作《批评的解剖》中说“文学产生于神话”，而最为基本的文学原型也是神话。在中国的神话体系中，带有种族印记的人类起源神话——“女娲补天”“女娲抟土造人”——基本奠定了女娲作为始祖母神的至高地位。因此作为母神的女娲，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最原初的预示与指向性的深深印记。也正是受这种本土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心理和思维状态影响，在跨度近百年的小说《丰乳肥臀》中，作家莫言在高密东北乡的母性化空间上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文化救赎场。而其中“母亲”上官鲁氏，所蕴含的生殖繁衍、苦难承担、无私奉献的象征意蕴，在本质上与始祖母神女娲构成了一种完美契合。

一、生殖繁衍

始祖母神女娲在“抟土造人”的神话传说中显然已成为一个人类繁衍传承的象征。女娲用来“造人”的黄土地，成了华夏儿女生生不息的乐园和赖以生存的必要物质基础。人类在大地上耕耘、收获，植物从大地中汲取养分，生命从母亲身上获取力量，因而我们也把大地称为“母亲”。作为人类始祖母神的女娲，就具备了像大地一样的仁爱宽厚、默默哺育、生殖繁衍的印记。从而孕育生命的载体“母神”与肥沃宽广的大地就牢牢地联结在了一起，标志着人类繁衍的生命维度，成为深深潜藏在中华民族记忆里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小说中的上官鲁氏在高密东北乡大地上，以“母亲”的身份确立了其在家族繁衍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正如莫言所说，“母亲具有大地的品格，厚德载物，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大言希声，大象无形，大之至哉。所以为母亲歌唱必须为大地歌唱，因此歌唱母亲也就是歌唱大地”②。在作者看来，“丰乳”是母亲的象征，“肥臀”是大地的象征，丰满与肥硕则是对子孙旺盛的一种美好祝愿和赞美。小说中当“母亲”上官鲁氏知道自己的丈夫不能生育的事实之后，她与姑父乱伦、与赊鸭屠狗之徒野合、忍受强奸，而接受这一切的初衷都是为了家族血脉的延续。她从没有阶级对垒的思想，考虑问题也只从伦理亲情的角度出发，表现出一种生命繁衍的平等性。就像面对不管是自己生育的子女，还是汉奸、还乡团女婿的孩子时表现的一样，她都同样用自己的“丰乳”滋养着他们，“像一头受伤的奶牛……关心着奶汁的数量和质量”③。

而这种滋养是不随时代的变迁、道德的变异、秩序的更迭而有所变化的，完全是一种自然母性情怀的流露。“上官鲁氏这位大母神旺盛的生殖力与强健的哺育能力得到了特别渲染。孕育生命、哺养生命就是大母神至高无上的原则，它甚至拒斥了现世的伦理道德和革命叙事中的阶级话语对它的干犯。”④“母亲”上官鲁氏旺盛的生殖欲望和神化了的生殖能力，是作者莫言对母权的回归和对生殖的崇拜。他笔下的上官鲁氏，用自己甜美的乳汁和不竭的生命动力在高密东北乡的生命锚地上孕育并延续着生命，抒写了家族历史的新篇章。而这也正是女娲身上所体现的那种生命繁衍的创世情结。

二、苦难承担

从远古神话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先民的一种深深畏惧之情。而这种感情的产生来自于原始先民所处的恶劣生活环境。在距今三千年前的远古时期，作为人类主要栖息地的黄河流域，分布着许多密林、沼泽，不断地出现洪水和旱灾，繁衍着各种猛兽毒蛇。为了顺利地生存和发展，先民们一边满怀希望地体验现实的艰难，做出不懈的努力；一边寄希望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改变现状。这都反映了先民们的一种深深忧患意识和弥赛亚情结。而他们这种情结在原始神话中的神性主人公身上得到了满足。神性主人公也都能正视现实灾难，且都能或通过锲而不舍的劳作与斗争，或通过自己的超能力来战胜灾难。在“以母为尊”的母系氏族社会背景下，当遇到“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 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淮南子·览冥训》）的灾难时，母神女娲便成了救人类于水火的救星和众生苦难的承受者。

这种母亲承受苦难的记忆深藏于中华儿女心中，同时也成了中华民族深深积淀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小说《丰乳肥臀》关于上官鲁氏对困难承担的描写，也正是作者莫言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在抗战年代，上官鲁氏在家中没有男人支撑的困境下，承担起整个上官家族生存的重任；在国共两党反复的武装冲突较量中，她超然于两个女婿的斗争之外；在受到女婿连累下，上官全家吊到梁上受到公审时，她勇敢地喊出“把我的孩子放下来……一切由我承担”⑤；在饥荒的岁月，她忍受“像狗一样地羞辱”⑥，把自己的胃变成装粮食的口袋，像“畜牲”反刍一样哺育儿女。不管面临多大苦难，她都默默承受，哪怕是亲眼目睹自己的亲人一个个死去，也能用一种反思的眼光看待：“这十几年里，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的死，一茬茬的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⑦

上官鲁氏始终“在血与火，痛苦与欢乐的锤炼中，一直以生生不息的繁衍力实现着对于历史、社会、时代、人类强加给她的所有苦难的自我救赎”⑧。她就像是高密东北乡的一朵苦菜花，不论受到何种苦难的摧残，即使呻吟着、颤抖着，却仍能忍辱负重，用生存的韧性证明着她身上闪烁的生命勃发的火花。上官鲁氏既象征着近代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又蕴含了母神在苦难生活中作为生命支点的象征隐喻。

三、无私奉献

正如前文所讲，原始先民对生存环境有畏惧之情，从而希望一种超自然力量的解救。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中，母神女娲用自己微小的身躯同浩瀚自然展开的较量最为典型。母神女娲在往古“四极废，九州裂”的危难之时，“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殊不知这种恶劣环境的产生，竟是共工与颛顼为帝位而争斗后的恶果。颇有一种男神破天、女神补天，男性破坏、女性奉献的意味。这样关于母神女娲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最重要的还有她那种生命意志中最高类型的牺牲，那种以拯救天下为己任、敢于担当的精神。

当然，母亲的这种奉献精神也作为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保留到了后世文学作品中，就像小说中上官鲁氏表现的那样：面临因自己丈夫无能而造成的家族延续困境，她用一种超越道德伦理、奉献肉体的方式，存延了上官家族（当然，这种奉献是最原始的母性，而毕竟这种原始性是不带什么贞洁观的）。她在社会动荡的年代中收养汉奸和还乡团女婿的子女，并含辛茹苦地默默养育。因为在她眼里，孩子没有黑白之分，是超越一切政治偏见的。若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她甚至可以放弃道德操守的底线和自己生存的权利。而这种博爱式的奉献，她同样可以给予一个陌生人或仇人。饥荒岁月中每个人都食不果腹，为生存奔波着，而“母亲”却把家里仅有的野菜团子赠给了一个素昧平生且对她傲慢无礼的乞丐。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那饱含温情的“菜团子”更带有一种重生的力量。更甚至正在游街示众的“母亲”，却将命悬一线的房石仙从水中拖出，并给他披上了她唯一的棉袄。在一堆麻木的看客中，“母亲”成了一个“最不合时宜”的施救者。而这个被“母亲”救起的看守庄稼的“警卫”，却曾是一个殴打过她的凶手。

文中描述的种种生活磨难，似乎也是来自男性的争斗。而“母亲”上官鲁氏却始终像母神女娲那样，在满目疮痍的高密东北乡上默默奉献着，一生始终用母性的胸怀，尽可能保护着每一个受到威胁、遇到危险的生命；用一种近似“受虐式的奉献”⑨保全着飘摇的家庭。“上官鲁氏颠沛流离，历经苦难，顽强而博爱的一生是高密东北乡王国苦难历程的标志，是自由的女神，是前路的明灯，在高密东北乡钟楼广场的最高处，上官鲁氏的母亲光辉形象照耀众生。”⑩

综上所述，莫言为我们刻画的“母亲”上官鲁氏形象的原型，正来自于远古神话中的始祖母神女娲。她那使生命血脉得以延续的厚重生命感，苦难生活中顽强生存的生命支撑点，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生命救赎观，都与母神女娲在精神灵魂和生命形态本质上形成了完美的契合。“母亲”上官鲁氏形象的成功，也正得益于作者莫言关于中华民族“母神”的深深种族记忆。

①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68.

② 孔范今，施战军.莫言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35.

③⑤⑥⑦ 莫言.丰乳肥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59，197，242，242.

④ 汪树东.母神原型与新时期小说[J].贵州社会科学，2006－5vol.203，（05）：131－35.

⑧ 张英伟，李刚.莫言叙事中文化恋母与大地寓言[J].聊城大学学报，2006，（05）：114.

⑨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583.

⑩ 叶开.莫言评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