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_鲁顺民 张石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公民的上述自由，写上了当代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

但在传统社会的实际生活中，尽管没有这样的概念，却有这样的事实存在。老百姓常说的“庄稼地里骂朝廷”，讲得文雅一点就是庶民议政，言论自由。文人雅士结成诗社文会，吟诗作对，乃至将诗文刊刻出版，历来多有。《红楼梦》里贾宝玉混在女儿堆里，大家结成“海棠社”，吟风弄月，也没有什么衙役捕快来干涉。似乎曹雪芹在粉饰太平，掩盖文字狱的严酷存在。

历代王朝委派官吏，到县一级为止。至于广大乡野，有点放任自流让乡民自治的意思。那好像就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历史标本。乡民自治的社会，果然成了“社会”：既能结“社”，又可集“会”。

礼失求诸野，我们宜于好生打捞捡拾一回乡间曾相当普及的结社集会的存在状况，以呼应宪法，以整合我们或有的宪政资源。

张：无论关于“大政府小社会”的现状表述，还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愿景呼吁，近年来颇显几分热闹。大和小，可以是政府与社会之间对应比照的概念，也可以是政府与社会各自纵向比照的概念。希望大政府小一点，小到什么程度是适恰的？恐怕这绝不仅仅是个理论上给出量化标准的问题，倒是一个须由实践检验的问题。

我们两个这一回对谈的话题是“结社集会”，定下这个话题，我多少有点疑虑。不像我们前面谈过的题目，那些古礼、传统习俗，虽然饱受摧折，在乡野的实际生活中往往还多有遗存。结社集会，这几十年来却差不多成了一个空壳话语。这方面我可能稍好一点，脑海里还存有不少1955年合作化之前的记忆。至少还有的说。

鲁：咱们初议这个题目，不瞒张老师你说，我是真的有点惶惑。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生活经验，或者说，在我的生活经验里有过关于乡村结社集会的记忆吗？或者说，乡村结社集会这种事情可能吗？我得仔细想想。

细想一回，还好。

先说一件事情。你应该记得河曲县七月十五放河灯的事情，在1988年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河边还有这样一个风俗。1988年七月十五那天，突然看见苍茫茫的河面上渐次漂起闪亮的灯盏，很是诡异，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放河灯。

前去打探，原来是老城水西门口早年有七月十五漂河灯的习俗，用以祀祭亡灵。这个风俗的来由搞不清楚，至少在形式上、祭祀月日的确定上，有佛教盂兰盆会的影子。1938年，日本人轰炸河曲，水西门口商户船家纷纷逃散，这个风俗便戛然而止。1988年，水西门口几户老邻居商议，想把这个风俗恢复起来。几户老邻居，或是老船工，或是老艺人，或者就是过去的老船家，根据灯盏制作成本核算，每户集资二三十块钱，村里承包渡口的船工则免费提供船只使用，不收取摊派。然后粘纸灯，置香烛，在七月十五那一天，大家撑船到河中央上流去放那纸灯，一放三百六十五盏。自此之后，每年如此，年年不断。

到1992年，这个事情引起了县里的注意。钱财靡费由县里承担，但还由几个老住户主持其事，这项活动竟越办越大。这个风俗当然沉淀了老码头上几户老住户的人生记忆，这是另外一回事。但就组织这个事情而言，算不算结社集会？几户人家动议，共同出资筹办放河灯事宜，是为社，七月十五那一天聚齐放灯，是为会。虽无正式名目，实际上已经是结社集会行为。

张：顺民，你这动脑筋一想，想得好。“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礼失求诸野，其中有个“求”字。遍地都是，满眼都在，倒用不着咱两个来磨牙费嘴了。对于我们，对于这方面的有心人，对于专门的研究家和学者，对于有关制度的设计者，这首先还是一个真心诚意的问题。端正了态度，肯于用心去捡拾，去寻求，乃至花大力气去挖掘，我们就会有所发现。

这个话题，我先说一点父辈叙说过的经历。

我父亲十七岁到太原来打工闯江湖，入的是脚行。第二年，他才十八岁就当上了大工头。脚行，就是一个广义的帮会、行会。脚行是干什么的？码头城镇，五行八作齐全。打工卖力气，干什么的都有。扛麻袋干搬运的这一行，最是考较人的筋骨力气，传统的说法称为脚行。脚行的工头，不是谁来指派的，是苦力们公推民选的。大家信任，你就代表工方和资方打交道，上去谈判、回来派工。失去多数人信任，你便下台走人。几百号苦力，流动性又极大，居住伙食管理等等，皆是脚行自主。共产党就是看中了行会的这种松散自主，把我父亲发展成了地工人员。根据地来人，安插个把账房先生，先头的日本人不管，后来的国民政府也不管。

我妈被组织上从老家送上来，和我爹在城里租房成家，家里又成了交通站。为了掩护工作，我爹出任东家，还办起一个杂货铺“贤德盛”。贤德盛到商会注册，那商会也是民间组织，代表商家利益和政府打交道而不受什么行政干预。我爹曾经被捕受刑，近边的商家和商会都曾出面具保、呈递保状。他是不是共产党，商会不管；我们认为他是好人，是注册在案的合法商家，我们就要作保营救。

——或者，正是看到了类似帮会在民间的凝聚力以及对于政权的游离性，后来才“取消”各种民间组织的吧。结社集会的自由，因而从此不再是我们的生活经验。

当然，拜改革开放所赐，我们能看到这方面的稍许松动。在地理上最偏远的地方，在治理结构最松散的部位，结社集会在慢慢复苏。这种自由，实在不是理论上的争究与证明，它实在是生活本身的强烈诉求。

——顺民你接着再想再说。

鲁：1996年，护城楼上的主持提出要修葺“文革”时被红卫兵拆毁的玉皇阁大殿。大殿柱础尚在，东侧偏殿完好，复原不是大问题。因为和尚一个人难以承担此事，就求到村里。我父亲他们几个老成些的人物，主动承担起这个事情来。当然，庙宇布施收入是大头，余下的由村里各户筹集，有钱出钱，有物出物，庙宇所用椽檩均由各家捐出。不足一年工夫，消失三十年的玉皇阁复又出现在明代的堞楼之上。庙成之日，延请戏班前来唱戏，主持其事的负责人将捐钱捐物诸般事项张榜公布，知晓全村。这算不算是一个结社集会？较之放河灯，修庙唱戏已经是很隆重的事情，领头人选须大家公推，财务账目需要公布公开，已经具备了乡村结社集会的特点。

可见，在今天政府科层设置已经进入日常生活每一个角落的乡村社会，结社集会实际上还是存在的，哪怕它相当临时而欠正规。只不过跟昔日的乡村社会相比，在形式上不那么固定，轮廓不那么清晰罢了。但是，正是这种并不刻意的偶然，恰恰说明在乡村社会里面，结社集会这种民间组织形式，还是有着科层管理所无法达到的功效。若是政府突然要办河灯会，突然想起恢复玉皇阁，如果没有堂而皇之的口号，比如开发旅游产品，保护文物古迹等等，怎么都显得不太搭调。而恰恰是民间自发的这种结社集会形式，才具有实实在在的号召能力。所以，尽管民间结社集会这种形式不是那么明确，我觉得政府还是能不管就不管，听之任之反倒最好。

张：我们老家苌池镇由东西南三个自然村落构成。东村的北端，过去有一座东岳庙。据说大殿里塑有阎王判官地狱鬼怪什么的，进殿的过门脚踏石板下，还连接着机关，老百姓称作“条件”，踩到石板、牵动条件，阎王判官眼睛乱闪、牛头马面手脚舞动，场景煞是恐怖。“土改”时贫农团砸烂塑像泥胎，说是塑像的胸腹里面安着金心银肝。建国后，整座庙宇做了国家的粮库。即便做了粮库，我小时去姥爷家路经那儿，始终很害怕，一直没敢到跟前看一看。

东岳庙倒塌破败了几十年之后，前些年苌池东村的老百姓鼓噪起来要重修再建。主持其事的，是一位张姓企业家。而镇上的张姓是从我们沟里搬迁出去的，说来就是一族一家。一个电话打上来，希望我出于本家的情谊能支持一些木料。提出的具体要求是檩条一百根。一根檩条几十块，那也是大几千。我这儿放话，让他们到我家树地里挑拣最粗的砍伐。自家人嘛，下手放倒一百二十棵大树，最终能截成二百多根檩条、二百多根椽子。

修成庙宇，佛像开光、立碑唱戏，组织者自然也有账目公布等等惯常程序交代村民。我有时间去听他们的账目吗？我需要去审核审计他们吗？对于民间组织，我们会产生一种天然的信任。民间临时社团，那是真正代表民意者才能成为主持人。老百姓不信任，那就不是后来审计的问题，一开初它就缺乏号召力。

——比方说，苌池东村的村委会向我提出要求，我绝不会答应得这么爽快。你是谁？我是谁？咱们根本就不搭界。而假如是我们红崖底的村委会提出什么要求，我还真得考虑考虑。这中间有村情，还有家族血缘等等勾连。公家的事，也就暗暗转换成民间的事儿了。

鲁：事实上，今天的乡村社会里，无论是村委还是党支部，一旦被选举或者被任命确定下来，他就具有了两种身份。大到公共的修桥补路、整渠打井，小到个体户家的婚丧大事，他在这个时候就不再单纯是一个行政意义上的领导者，而同时变成了结社集会的纠首或者社首。

我们护城楼是一个大村下面的一个小组，过去叫生产队，实际上等同于一个自然村，现在村里的小组长是我一位叔叔辈的，平常好打抱不平，说话做事也公道。村里面谁家有婚丧大事，分派帮厨、挨家借桌椅这些杂事都需要他来协调。如果是丧事，怎么打发，村民各家出多少礼数，他都得操心。这个时候，他的身份显而易见是一个社首式人物。

张：咱两个对谈了有十回了，回头去看，我们都是从各自最熟悉的故乡村庄入手说起。这在方法上，属于解剖一只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我们谈出来的内容衡量，并不那么典型的小村山庄，果然有那么多的古礼遗存，这着实鼓舞人的信心。

盂县苌池镇，古来属于县境内四大镇之一。从清初到民国年间，镇上有镇公所，镇子下属村庄有村公所。但镇公所村公所只是那么个名堂，并不属于政府一级机构，负责人更不是进入什么序列的干部。我们红崖底所处的一道山沟里，有三个自然村落，当年统称一个行政村；山沟叫作柏泉沟，村名便叫柏泉村。村子下边，是闾里设置。一村五闾，红崖底有两个闾。闾长不是上面指定，是由村民推举的。凡当闾长的，家道相对殷实，为人急公好义，无私心而勇担当，应酬上头、安抚下头，还得有性格优势能力优长。闾长，主要任务是什么？每年的国家税务，你得负责按期完成；出了人命大案，你得及时上报；县衙派差、国家征兵，你得负责完成任务。不挣一分钱，出力挨骂不讨好，谁都不愿意当；被大家公推出来，你还推辞不了，结果你就得接受群众监督，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

来回跑腿，上传下达，一个人太耽搁工夫，大家体谅认可，闾长之下允许雇佣一个“小甲”。无地农民，失了怙恃的半大后生，扛不了长工的闲汉，品格也还靠得住，听话腿快的，负责筛锣捣钟，等于村人出钱把他养起来。

闾长带领这么个小甲，完成国家大事之余，有时也参与到村中的其他公益事业中来。但这要看老百姓是否需要，谁都不会揽权多事，况且你想揽权也办不到。

比如集资修庙，这个要靠自愿募捐，不能搞摊派，闾长小甲你就先靠边。谁来负责集资并主持整个工程？村人热心其事者，就推选一名纠首出来。纠首者，有临时负责纠集的意思。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之后，往往要立碑铭记，谁谁捐银几钱几分，包括某某女性捐献头发几两，都会刻上石碑。当然，那个操心最多费力最大的纠首某某，姓名要当先刻上碑铭。

比如大正月里扮红火、社火摊子八音会、高跷铁棍旱船队，人家原本就有团队会社，团有团头、社有社首。这是相对固定的民间团体，有相对固定的首领。扮出红火来，要老百姓叫好，出村表演要争一个什么名堂，这是热心人、操办人和爱好者的一份荣耀。老百姓满足了，觉得给自家村子争光了，便也乐得自愿捐助一点钱物，让会啦社啦的添置一点服装道具。

鲁：从唐代敦煌出土的文件来看，乡村结社最基本的结社集会形式就是婚丧互助的团体，这个在汉代的一些典籍里也有记载，可见其古老。乡村结社在这里体现出其基本特点，在以宗族为号召的乡村社会，靠亲缘族缘可以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但是人毕竟要跟社会打交道，毕竟亲族内部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亲缘、族缘之外，好多问题还要靠地缘来解决。结社集会就应运而生，这个是挡不住的，也不是什么力量可以代替的。

以村下丧事为例。我们村是杂姓村，谁家里有丧事，家家都要来祭奠，上一份礼之外，还要供香烛纸火和敬献祭菜若干。这些财物集起来，数目虽然不能说可观，至少可以缓解事主一时之难，这是物质上的互助。

临到办事，各种差事，每家至少得出一名劳力前来帮忙，帮厨的帮厨，打墓的打墓，上坟收拾坟场的收拾坟场，还有人数众多的扛幡执花圈的，这是人力上的互助。

送丧出门，邻家妇女还要帮忙搀扶孝子孝女，两男搀一男，两妇扶一女，陪泪叹息。或者，还有跟到坟地哭得呼天抢地的，这不能不说是精神上的抚慰，可视作精神上的互助。

这种依托了丧仪丧礼的极其临时的人员团队，便也具备了会社性质和功能。

当然，这些都需要我这位叔叔前来组织协调。村民小组长，这时分明就是一个社首。

张：你的这位叔叔，从村民小组长的身份转换到传统纠首、社首的身份，看似自然而然，其实有点内在的必然。大家并不因为他是村民小组长，就高看了他；倒是他的人品能力适恰当一个社首，这时认可了他。反过来推断，其人热心公益，大家对于上面指令他当村民小组长，方才不至于抵触抵制。

你们村是杂姓村，凡有什么会社之类，立即会显出超越血缘宗族的性质功能。以我的见闻体会，便是在我们红崖底这样血缘宗族非常强势的村落，结社集会的这种超越功能也极为显见。

咱们的汉字，象形会意功能完备。宗族二字，“宗”，是在一个屋顶下共同祭祖；“族”，是在一面旗帜下共同去作战。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当国家的内在构成与外在概念发生了变化，宗族到底不能覆盖全社会的所有功能。

还以我们红崖底来说，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

比方村里的羊群管理，历来有一个管理机构。负责这个机构的，既不是村闾头面，也不是家族长老。村民养羊，并不是家家养羊，养羊的人家羊子数量也各有不同。各家都自己放羊吗？那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为节省劳动力，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养羊的户头就会合伙雇佣一个羊倌。首先，大家的身份这时统统变成了雇主之一，与人们是不是同族同姓关系不大。头一条，先和羊倌谈定工钱条件。除了固定工钱之外，羊倌每年要靸鞋两双、红油伞一把，一年两季剪羊毛、一次挖绒，羊倌占比例多少等等条款要知会所有雇主。羊倌日日派饭，羊多羊少，各家派饭次数多寡，也得议定。羊子天寒回圈，所吃草料如何分担？羊们拉了粪，又如何分割？夏日，羊群不回村，要在割过麦子的地里卧圈肥田，没有麦地的人家怎么办？种种问题，看似不大，千头万绪。闹不好，处置不公平，必然起纷争。历年磨合，村里就出现了专门负责这方面协调工作的“羊群会子”，有的村子称作“羊毛会儿”。

我记事那阵，为了方便管理，羊群会子又把羊群分成若干股子。满村二百只羊，分作十股。每股二十只，村民自由结合，满二十只就算一股。管理羊群的负担或是收益，十股平摊。这家只有两三只羊，户主平时自私杠头，往往没人愿意与他合股，这人还得低声下气，求人收容。一个羊群会社，反转来制约了处世做人。

羊群会子于是就成了一个董事会理事会一样的机构，十大股东，轮流当董事长。羊毛会子的十个人，整年磨牙费嘴跑腿奔忙的，有什么奖赏？每年在阴历十一月十五，盂县乡俗“关庙门”，自那天开始到正月里闹红火，大庙都不赶庙会不唱戏了，羊毛会子的十个人要聚餐一顿。聚餐之前，要结算一年的账目，要祭拜山神。聚餐吃喝，这笔花费哪里来？原来羊毛出在羊身上，剪羊毛的收益里边会提前抛除出来这顿饭钱。辛苦一年，吃喝这么一顿，养羊的户头也都体谅认可。谁要不认可，眼馋那一顿美餐，那么好，请你明年来当董事。只要你不嫌跑腿费嘴，你能把你这一股二十只羊子的事儿办妥办好。

如此的集会结社，看似鸡毛蒜皮，关系村社众多户主利益，没有这样的会社还真不成。细细分析其组织构成和内部章程，其民主协商、公推民选、群众监督体制等等，实在应该承认：它尽管古老传统，却具备了若干先进的现代理念。取缔了这样的会社，一切都要由政府政权来代包代管，是为越俎代庖，十足霸道而不明智。相对于宪政民主而言，非是提升进步，乃是一种倒退。

鲁：羊群会子之外，在咱们山西管涔山一带，还有牛群会子、马群会子，情形大致差不多。里头有许多令人感慨的会社规矩，这个将在下一回村规民约里谈到。结社集会除了生产互助之外，还有其他内容。

我姥娘的村落在河对岸准格尔旗，离旗府八十多里地，山高皇帝远；我二姥爷是旗里早期参加地下党的老党员，到上世纪60年代还背个盒子炮到处转，是村上的支书。70年代，村里落后，好多人家说不回媳妇，眼见得侄儿望孙们就要打了光棍。二姥爷想了半天原因，听了老者们许多说法，最后归结是村上已经二十年没唱过一台戏啦。周边村落人们，永不踩来一只脚印，谁知道你村的后生是光的麻的？于是，偷偷请神池道情班子来唱戏，村里也有思想进步不识生冷的后生，私底下说这是搞封建迷信帝王将相，但惧着二姥爷的威信，不敢在明处说。二姥爷说：唱狗日的，出了事情我顶着，顶多打我个“内人党”。

张：顺民，你先稍停一下。“内人党”在这儿得给大伙儿解释两句：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无端栽赃诬陷，虚构出来的一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虚构出来，再打成极端反动组织，株连无已，受迫害者有上百万人。二姥爷不怕这顶帽子，这是豁出来了。

鲁：分配演员住宿和派饭，二姥爷手持烟锅子一家一家点画，筹集唱戏款项，也是手持烟锅子一家一家点画。村里请闺女，叫姑舅，沉寂了二十多年的小山村热热闹闹唱了三天戏，四乡八村的人都骑驴骑骆驼地前来瞧热闹。好多人第一次在大夏天不时不节把新衣服穿出来，大家才发现生活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这时候，我那二姥爷老党员就变成了老社首。

另外，他还出面组织祈雨，这个在前面说过，不多谈。

张：挂盒子炮的二姥爷，不能不说是个人物。只是，基层政权的干部作为代行了乡村原有集会结社的功能，二姥爷等人只是非常时期的特例罢了。从你的几段叙述能够看出，我们乡土社会原始的曾有的集会结社传统出现了断裂。政府在日渐扩大权限，越来越大；社会本身的功能在萎缩，越来越小。

不过，盒子炮二姥爷决定村里唱大戏，这个决定可是不简单。生活经验在这时起到了关键作用，盒子炮一下子上了顶门火，瞄准了目标、击中了红心。

家族宗族、偏远乡村，寻常的生产生活文化活动，本身多半是自恰自足的。全村大多数人，整个村社，与周边村落交流互动，结成更为广泛的名副其实的“社会”，在过去那个时代，最主要的体现形式就是庙会。而庙会依托于某一神祇，出于娱神兼而娱人，其中最重要的盛大活动就是唱戏。

注意“庙会”两字，它本身就是一种“会”，那是四乡八里成千上万民众参与的大集会。

庙会期间，乡间社会固有的各种关系几乎都得到了集中展示。

有各种各样货品买卖，农具日用，大到布匹牲畜、小到针头线脑，搭棚的、圈地的，散落戏场周边，这时的交易规模分明超乎寻常赶集。

各样小吃齐全，招徕叫卖，此起彼伏。不止小吃一条街，堪称饮食博览会。打饼子的，擀杖敲出鼓点；吹糖人的，小人惟妙惟肖；大把拉面、飞刀削面，光是看看那手艺，就精彩绝伦。

正式班子唱戏，人山人海，台上是疯子，格外卖力，台下是傻子，看得如醉如痴；梆子激越，响遏行云，“狮子黑”“叫驴红”，唱腔在整个庙会上空旋绕，绕梁不止三日。

走江湖的闻风而动，卖膏药的、耍把式的、放西洋景的，应有尽有；这面猴子爬竿，那面大卸八块；赶庙会的随便看，看了这面看那面。

善男信女烧香还愿、磕头礼拜，壁画故事惩恶扬善、塑像如生宝相庄严；钟磬悠扬，香烟袅袅。

游人如织、士女如云；故意挨挨挤挤，分明眉目传情；风流后生愈风流，骚情女子越骚情；戏台里外上下，演绎许多人间至爱、假凤虚凰。

小脚老太太踩着条凳看戏，小脚麻木了，说是赶死看上一回戏，死了也闭眼了；小毛孩子今番见了种种稀罕，留下永生不灭的美好记忆……

老百姓赶庙会，万民同乐，这是表象，殊不知这庙会内里，原本有个“会社”来组织操办。

我县的藏山庙，供奉赵氏孤儿神主，是全县最大的庙宇。每年阴历四月十五的例行庙会，也最为规模浩大。藏山庙具体坐落在我们苌池镇地面，以苌池镇为首，全县各乡镇都有当地主事的角色一并参加，共同构成一个专门主持每年庙会的会所。会所有会长，有副会长，有成员。庙会唱戏，唱几天？请哪家班底？定什么戏文？预订戏班，叫作“写戏”。也就是与戏班写好合约，届时双方履约。乡民们随便看戏，那么写戏的钱款如何分摊？各种买卖摊点，如何收取适量费用，怎样分派具体摊位？什么人负责庙会保卫，如何防火防盗防止拥挤踩踏？等等事务，皆是会所全权负责。

庙会之后，整体总结，账务公开。包括这几日庙里的香火钱，主持庙祝也不可“傍着龙王吃贺雨”尽数吞没，要向会所公开。抽出多少数额，如何维护庙宇神像、保护林木、整修道路，皆要民主议定。

这样盛大的活动，万民同乐，根本无须县令大老爷和县衙门出半个人力、操半分钱心思。听闻庙会盛况，大老爷心下欢喜不尽：正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本官为民父母、无为而治，治下百姓安居乐业，果然“致君尧舜上，而使风俗淳”。

集会结社，不曾写上宪法，此时此际胜似写上了宪法。

鲁：张老师举出庙会例子一说，曾有的乡村会社其组织构成之民主、其社会功能之完备，可见一斑。和整个乡间生活曾经那么和谐地融为一体，那样不可或缺。结社集会，确实就是广大老百姓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

民国时期，像梁漱溟、费达生、晏阳初他们在山东、江苏和直隶搞乡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了乡村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如果不借助这个壳，简直没有办法开展工作。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组织各种生产、教育和公共服务活动，其实也是将乡村结社集会形式发扬光大起来，生产合作社、纺织合作社等等，赋予了传统会社全新的内容，而且效果非常明显。

前些年，我接触过二三十年代的一些农村经济资料，发现乡村结社集会的形式真是名目繁多。在名堂上，有以结义形式组织的兄弟社，有协调水利的人渠社，有组织庙会社火的专门班子；在物质上，有支持庙会的庙田，有帮助村落子弟进学的学田，有为正月社火专划出的社科地，还有预备渡灾荒的义仓，几乎囊括了乡村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

义仓在晋绥老区和陕甘宁边区的村落，即便是共产党民主政权时代，仍然没有消失，还起着很大的作用。过去管理义仓的社首都是村里人选出来的，每年要公布收集的谷物，公开支出账目，每年还有相当严肃认真的祭祀活动。认为这是神授的权力，祭祀之后再把管理任务交给下一任社首。民主政权之后，这一套形式被取消，由村长一人掌管，于是就有了权力寻租与贪污的空间。“土改”的时候，许多村干部被打死，其罪名就是义仓的账目不清楚，就是一笔糊涂账。

你前面说的闾长、里长，包括过去的保长、村警之类有政权色彩的角色，在旧有的乡村秩序中实际上是一个苦差使。当年调查晋绥“土改”的时候，不免要涉及乡村政权构成。我发现，许多村落居然有专为闾长、里长、保长和村警设立的公共组织，大家凑份子集一些钱，来补贴这些人。往往是这些乡村长官干上一段时间，莫不叫苦连天不再想干，公共组织只好另寻他人。当然，也有干上这一角色的人自不量力，做一些出格的事情，那对不起，补贴马上停止。

我认识一个老干部，他就是当年的村警，村里一停补贴，哪里能活下去？还出去讨了一季饭才渡过春荒。过去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要低得多，远不能跟今天的村干部相比。

张：权力下行，覆盖了乡村生活、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竿子插到底，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渐次形成。

我们红崖底，偏僻山村，也曾经有个戏剧自乐班。我写过一部中篇小说《血泪草台班》，冠之以草台班，那是夸大其词了。卖给我爹地基的那家，户主八生老汉，就是草台班的班主。我爷爷是戏班的鼓师，俗称打板的。戏班子的管理排练，戏装道具、锣鼓家什保管，村中节庆演出、正月十五出村献艺，原本是民间会社自我管理。草台班存活了几代人，上百年，也没听说出过什么经济问题、有过什么人事矛盾。

鲁：政权之手下行之后，乡村结社的社首的威信和结社本身这种形式，对政权权力当然是一种威胁。停社休会，打压社首，面儿上说是工作作风粗暴，实际上是他们对乡村社会的结构并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不屑于了解，故意不了解，对农村社会缺乏起码的尊重。在旧有的社会秩序中，政权治理乡村，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结社集会这种形式，对之持一种鼓励的态度、培植的善意。

当年我读大学的时候，在临汾的山西师大，曾随洪洞的同学不止一次到过广胜寺。于是便也接触到了一些有关会社的史实传闻。

山西洪洞广胜寺下的霍泉，流经三十多个村庄。三十多个村庄，涉及霍州、赵城、洪洞、临汾四县。霍泉水一秒流量为五立方米，是四个县的主要灌溉用水。历史上，几个县为争这股水，村庄与村庄之间经常发生械斗。从元代开始，官家倡导、民间磨合，几县涉及灌溉的村落开始结社。社首由几个村庄轮流来做，何时开渠放水，如何上下游水量分配，如何分配灌溉时数，何时祭祀，都有一套明确的规定，并且勒碑铭记。

这里头，社首的选择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老百姓告诉我说，社首都是敢打敢拼，说话算数，宅心仁厚，一声喝到底的人物，一般人当不得。一旦出问题，就会出人命。有位老者给我讲了一故事，说明代修筑霍泉公孙渠的时候，筑起来就塌，塌了再筑，总是修不成，最后临汾的刺史出面来协调这个事情。刺史心下明白，这分明是有人作怪。这个刺史也真了得，声称修渠得用人血和泥才能成功。于是摘下官帽，一头撞到墙上，血流如注，命民工把自己的血浆和进泥里，最后水渠终于筑成。有这么一位不要命的刺史，渠社社首们再不敢造次胡来、处事不公。从此，规定了下游村庄先用水，上游村庄后用水，水往低处流是水性，由下往上次序灌溉则是人性。从此，先下后上依次用水成为三县的共识，并且将此共识写进“水薄”，供于庙堂，六百多年不变。而这位刺史也被供起来，现在庙里有一尊红脸塑像，就是此公。

民间传说，当年洪赵二县村民争水，争吵不下，县大堂上支起一口滚油锅，油锅里扔进十枚铜钱，结果赵城人捞出七枚，洪洞人捞得三枚。于是所建分水亭，赵城可用其七分水，洪洞可用三分水。这传说多半不可靠，赵城处于流域之北，地势偏高，洪洞地处流域之南，地势偏低，三七分水，也是照顾到地形地貌，实际操作下来其实用水量基本均衡。显然，这是村社内部经过无数次协商、妥协，最后形成的最佳分水方案。

张：河水灌溉，农田争水，这样的情形过去多有。大到国家之间，战国时代都有如何分配利用黄河水利的问题。

咱们太原附近，著名的晋祠，那样一股好水涌出难老泉，古来也是周边村民争究械斗不止。打出人命，争吵不出什么结果，县令又不能行政命令来判决，于是也有烧开油锅捞铜钱的民间传说。我注意到晋祠圣母殿前的木刻楹联，首要一副尚有“出瓮山一片石三分南七分北”这样的文字。

传说中不惜损毁肢体油炸手掌胳膊，为自家一方下油锅的好汉，因而还获得了“铁皮老虎”的美称。从此村人敬奉英烈一般，这好汉以及他的家人由合村合社供养起来。

这样的故事，折射出的是乡村社会农耕水利曾有的利益博弈，恰恰是民间的会社功能解决了矛盾、平息了械斗纷争，建造起了秩序。

鲁：这里头有许多悲壮的故事，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农村的生存史。乡村社会秩序的自我调适、自我修正、自我维护的功能，在结社集会形式下体现如此鲜明，这些都是外在的行政管理所无法达到的。

在乡村的结社集会，大部分还是围绕着生产与生活展开的，分配水权的结社，大概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个形式。在晋北滹沱河流域、桑干河流域，晋东南漳河流域与沁河流域，太原晋祠一带的晋水流域，直到今天还残存着许多结社分配水权的痕迹。

我们河曲县在清代之后就是一个航运码头，围绕码头像我们这样的杂姓村不少。无论生存需要还是行业合作需要，都离不开人和人打交道，因而许多合作性质的会社应运而生。这种合作组织，在1949年之后被政府利用起来，组成了具有基层政权功能的合作社。有麻业社、木业社、炮业社、铁业社、缝纫社、炸业社诸种企业，它们的底子实际上还是过去的行业结社形式。

前些年，回乡跟一些老人们聊天。当年农业社的老社长已经八十多岁，忽然拿出当年入社的底据，说能不能让我呼吁一下县里头，把当年入社的旧账清一下，按入社的农具、牲畜、地亩给老社员们有个交代？我不禁悲从中来，不知今夕何夕。

张：说一个最普遍和最常见的。基本上是本族本村，但也不妨扩展到外族外村，有人发起，十个人八个人说得来、合得来，就结成一个共同集资的互助会。比方十个人，每人拿出一块银元的闲钱，十个人就凑足十块钱。一块银元，对普通农家影响不大，十块钱，就能办点事情。买一匹驴、一头小牛之类。十块钱，分作十年，每一个参加会子的户头，允许单独使用一年。那么谁家先来使用呢？这就要民主协商，实在有困难要急用的，可以先用。算是众人出力帮忙做好事。一般情况，多是抽签决定。

结成这样一个会子，众口一词都同意了，要上庙烧香祭拜，神明作证，以示庄重和信用。抽签，当然也在神前来进行。无论抽到先后，不得反悔，任由天定。这个会子有个什么名堂？定名的方式与立会所供奉的神仙有关。大家供的是关帝，这个会子就叫“关老爷会儿”。关帝庙的庙会一年多有，正宗庙会是阴历五月十三，所谓关老爷磨刀的日子。立会祭祀，每年聚会，转移那十块钱的使用权，都在这一天。使用了一年钱款的主家，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呢？就是在这一天，十个朋友聚齐了，上庙烧香祭拜过后，在主家好好吃一顿。

拿出一块钱，十年间谁都可以使用十块钱一年，还能美美地吃喝十回，末了咱家那一块钱原封不动收回。在我们村，这样的会子就有好几个。“吃会儿”“坐会子”，这样的名堂说法寻常都能听到。一身光鲜，这是做甚去呀？哈哈，坐会子去！好狗日的，满嘴油，哪里吃喝来？嘿嘿，三官庙的会子嘛，吃会儿去啦！

这样的一个会子，有点救急互助的功能，也有打破宗族体系制约、促进族外人际友情联络的功用。每到过会子的时候，做东的这家，男人要展示慷慨好客风度，女人要展现厨艺待客礼数，觥筹交错，培植了风俗淳厚。

——一个笑话说，这家汉子出村去坐会儿，该着回来了不见人影，着孩子到村口去瞭望。孩子远远看见他爹，奔回来报告：妈，我爹赶回个小猪子来！原来，那汉子放开肚皮猛吃，吃多了。路上大风吹落了黑色帽壳儿，竟是不能弯腰去拣，否则酒食就会从口鼻喷出。又舍不得那帽壳儿，用脚一路盘带足球似的踢了回来。从此，村里谁家汉子去过会儿，母亲或老婆就要警告：吃饱就是了，不要那么下作，给咱吆回小猪子来！

鲁：张老师真是讲笑话的高手，随口一来就是段子。

就从你讲的这种银钱互助的会子，也能看出：乡村社会的结社集会，莫不围绕以户为单位的农耕经济展开。组织、参与结社集会的，都是一家一户的自耕农。或者说，结社集会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农耕周期得以顺利完成。

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农耕生产活动本身，没有结社集会的先例，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实践，从来没有过。

1951年，全国第一次农业合作化会议，陈伯达仿佛心血来潮，其实是得知了高层决策动向，请赵树理参加这个会议。陈伯达问赵树理，农民有没有合作互助的愿望？赵树理说，农民既不愿意合作化，也不愿意互助组。两个人操的都是方言，结果谁都听不懂谁的话。直到会后，陈伯达通过杜润生的转述才明白了赵树理的意思，批评赵树理思想落后。不过上世纪50年代初期，政治生活还显得满有草根气息，赵树理反映的问题还是被写进报告里呈送了毛泽东。毛也真还把赵的意见当回事，农业合作化运动因此而推迟了三四年。

曾有人辩解说，农业合作化、公社化，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没提高，从1953年合作化，到1980年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走到了它的尽头，结果怎么样，这个还用说吗？

张：赵树理到晚年，曾经有过一个长篇小说构思，据称题目就叫“户”。他真是熟知农村的作家，是深深思考过中国农业问题的专家。我的《仇犹遗风录》系列，其中最厚重的作品《神主牌楼》，写的是什么？中心说什么？其实就是一个“户”。可以说，我的这部作品完成了赵树理前辈的一个遗愿。惜乎我们的评论家看不出来罢了。

整个中国历史，有没有过集体耕作实践？当然有过。有史料确证的，一次是秦始皇，把刑徒和俘虏集中管制，强令集体耕作。那是农奴制，除去口粮，产品全部剥夺。一次就是人民公社了，也是仅仅留下口粮。

鲁：农业生产效率之提高，赖于品种改良，赖于机械化进入，赖于化肥使用，赖于可耕地面积增加，唯独不能搞合作化。无论是拥有“五亩之宅”的自耕农，还是拥有上千亩土地的大农场，怎么都无法改变以户为单位经营的模式。不独中国如此，跑到美国也一样。

这个现象，或曰定律，被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称为“农业的生物学特征”。这个人在上世纪组建了中国农民党，1949年之后远赴美国，成为美国国务院的农业顾问。

不宜结社的农耕活动恰恰是乡村社会结社的一个底子，一个背景。一旦动了这个底子和背景，那就是动了农业的胎气，就是否定它的生物学特征，就是漠视农业的规律。结果怎么样？走了一圈大大的弯路，整个民族付出惨烈代价，最终行不通。苏联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讲，没有结社集会，乡村社会就没办法延续，没办法保持活力，也没有办法来解释。

张：我们红崖底所处那道山沟，不深，拢共三个庄子。三个庄子上各自都有村中主要庙宇，合作化之前，三个庄子都有各村的庙会，也都唱过戏。

我们村搭台唱戏，当然是药王庙的庙会。正是我爹回村盖房的日子，各家四乡八里的亲戚六人，接到通知邀请，赶车骑驴的都来看戏。这是偏僻山村长脸争面子的盛大集会活动，会社的负责人东跑西颠，扛杉干、借棺板，戏台子一定要搭得宽大美观；挨门挨户叮嘱周知，看戏要谨让外来亲戚，招待务必热情、礼数务必周全。会社的成员图个什么？不图什么。公益事业，村社荣誉，高于一切。

三个村子，张家庄居中。张家庄正北，便是我县名山碧屏峰。山峰绝壁半腰，建有三村一同奉祀的玉帝庙。庙宇正殿背后有千佛池，池水终年不涸；半崖有六师洞，深不可测。庙宇依山而建，悬空寺一般，因而没有地界修建戏台。给玉帝王母唱戏的戏台，于是建在山下的张家庄。

玉帝庙会，三村联合会社操办，愈加隆重。奶奶带我进沟里看戏，四伯专门备起大车。二里来地，奶奶嫌张扬，但她那小脚，“四退六进一”，一上午都扭搭不到戏台跟前。结果，铁脚大车停到戏场，四伯卸了牲口牵到户家圈里去喂食，奶奶体体面面端坐在车厢子里，母孙二人看台上那红脸黑脸老旦小丑。

唉，自打合作化之后，一沟三村就再也没有唱过戏。

三村共管的玉帝庙，香火不绝几百年。中华民国政府盂县知事王懿昌，那是老百姓口碑不绝的一个好官，曾经前来游览，碧屏峰绝壁上摩崖石刻留有诗句。我认字之后读通了句子，至今可以背诵下来：

峭壁巉岩陡接天，

亚似屏风璧玉妍。

雨郁两峰双耸秀，

楼高半岭几飞仙。

清流千佛池中水，

翠映六师洞外天。

欲问当年修化事，

相传已久不知年。

合作化之后，三村玉帝庙会社解散。不再唱戏，也没有人维护那座建在绝壁上的庙宇。唯有一再的破坏，反复的捣砸。几十年间，我多次拜谒过那座先人建造的庙宇。一次比一次破败，一次比一次看着惨然。最后是蛇鼠出没，坍塌倾圮，一片荒芜。

——不知顺民你联想过没有，华夏大地神庙的倾圮，简直是个最显在的象征。整个社会的道德大厦的倾圮，几乎与之同步，只剩下一片荒芜。

在合作化之前的我的童年记忆，仿佛是一个飘远了而又总是亲近的梦。犹如晨星，高远而又清晰。看到自己梦牵魂萦的故乡、那融在自己许多次梦境里的景观遭到那样的损毁破坏，像是有什么恶魔钻进了你的梦境，你又百计祛除不去。

鲁：咱们本回开题说结社集会是“小政府大社会”，这个概括十分准确。反过来讲，大政府小社会，就是在挤压社会、挤压每一个人，乃至挤压了人的梦想。

咱们在第一回里就说过，由行业神为号召为精神凝聚，民间有许许多多行业社与行业会。清代之后，其中最大的结社集会形式莫过于每一地方的商会。商会组织其实同乡村的结社集会一样，它的产生、管理、制度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这里就不必宕开细说。

后来，这些组织当然没有它存在的制度土壤了。如你所举的若干例子，乡村庙会，草台戏班，统统消亡。当然也包括供奉神灵的庙宇，毁坏殆尽。更不消说那些曾经不可或缺的会社了。它们只在属于回忆的乡村生活细节里，才可以整理出零零星星的线索，令今天的孩子们听来，仿佛“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张：我们山村所在的柏泉沟，东西走向，沟口面西；正西遥遥相对，是叫个小独头的山村。两村相距十里，能够相互看到炊烟袅袅。我的三大娘，就是那位霍雷氏，是小独头人氏。大概是在1956年，成立起农业高级社的年代，我还不到十岁，三大娘的一位本家兄长出事了，坐了禁闭，判的是无期。她那兄长，也来村里走过亲戚的，礼貌周全的一个舅舅辈儿的老实汉子。奶奶连连叹息，说那么个实诚人，咋的就叫公家扣起来了呢？三大娘那种霍雷氏，出来进去不停唠叨，拉磨霍雷连着聒噪了有十来天。“你不是好好地种你的地你是吃着五谷还想六谷不知道你是想登天哩还是要成仙哩这可倒好把自己判了个无期有年无日子你就坐在那禁闭里永世不用出来我想起你来就气不打一处来……”

打雷拉磨十几天，我终于听出些头绪，弄清了原委。原来，那个舅舅早年间和村人结过一个会子，叫个观音会。也不过是一人一块银元的互助会。一时心血来潮，他想把几个老伙计串联起来，恢复那个观音会。一者，号称观音会，首先涉及迷信；其次，几个伙计里，有一人早年参加过阎锡山的“同志会”。村里有积极分子，阶级觉悟非同一般，把重要“敌情”报告上去。上级非常重视，一来二去，就抓了个反动会道门的恶性反革命案件。除了那个“同志会”挨了枪毙，发起人组织者，判了无期还是格外恩典了呢！

亲戚走动，乡下消息快过电报互联网，大家在地头炕头念叨一回，从此谁还敢动心成立什么会社？

我前面说起的那位县长王懿昌，恰巧在盂县任上时也处分过一件“造反”大案。说是大案，确实也不能算小。已是民国年间，有人声称要当皇帝、要坐朝廷，这案子还小吗？要坐朝廷的人，名叫吉寿，还是我们红崖底的外甥。这个吉寿子，认识三五个字，通点阴阳墓穴什么的，脑袋发热起来，说是民国气数长不了，天命所归，该他坐一任朝廷。四下宣传，虚构一些神迹，有一只破碗能夜里发光之类。隔过山梁那面村子里，铁匠弟兄两人还封了保国大将军。四下传言，风声竟然传到县衙门里。王懿昌一县知事，不敢怠慢，派几个警察老百姓称作“巡警役”，将“皇帝”罪犯拘到县大堂来。

老百姓人山人海来围观，挤在县衙大门上。王懿昌干脆来个开衙审案，让公众推举代表三十名，上堂旁听。简单问了几句话，看了看吉寿子的面相穿扮，王懿昌哈哈大笑：简直是胡闹！分明无知草民一个，坐得了什么朝廷？照你这个样子，就是在乡里当个团头社首都不够格。你先回去，无论什么社团你组建一个，果然组建成功了，再来本堂回话！——还不欢欢给我下去！讲古论今，王懿昌逸事一桩，发人深思之处正多。

鲁：合作化之前，人民相对自由的时代，我没赶上；合作化公社化的极“左”年头，我朦朦胧胧地刚刚记事。哪里亲历过民间会社的种种兴衰？

搜检我在这方面的目击记忆，总算欣逢了改革开放势头最好的那几年，倒是多少见出些会社的复苏苗头。

结社集会，有渐渐复苏之势，正说明它是民间社会的正常需求。过去的环境土壤已然不再，根据实际需求，民间会社顽强地再生，以不同过往的名目诞生、壮大、成形，再一次成为民间自我调适、自我管理、自我修正、自我维护的重要手段。

以当今所见的商会组织形式为例，各地都存在着若干各种名目的商业会所组织。以地缘、业缘而结社集会的情况相当普遍，其成长壮大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仔细考察这个过程，会发现许多有意味的内涵。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县的市场刚刚放开，而市场果然有市场需求，即刻催生出若干类乎会社的组织来。明面上看不到，不申报、不注册，实际上却暗暗地存在着。因行业之不同，以商户为单位，在这些组织的协调之下，市场上的批发、零售、分销各司其职，显出最初的条理化。这些近于自发形成的组织，开初相当粗陋，也相当原始，你甚至可以认为他就是在那里欺行霸市，而且确实有一些厉害人物在那里主持其事。市场初兴，看似不合理，它却诞生了。

但到后来，市场渐渐成熟，这样暗地里运行的自发结社形式变得力不从心起来。行业众多，规模不等，而且现代商业经济所讲的项目选择、市场调查、资金投入、成本核算、营销战略等等，已经超乎这些人的经验之外。逞强一时的人物，根本不能胜任协调组织之职。经过一番自然淘汰，自然重组，现在的商会组织者，是我一个同学的爱人。一个女人家，下岗职工，先是承包过一段柜台，逐步扩大到糖酒批发，最后搞起了超市。来自底层的这种生存训练，历练出比男人更胜一筹的胆识和能力，大家公推她来当了商会会长，如今那商会搞得可谓有模有样。当然，这个新兴的商会，其功能和影响力与过去的商会组织不可同日而语，协调范围有限，更多的只是注重商家之间的联谊与互通信息。

我所关心的是它的诞生与运作过程。没有谁来强迫，也没有谁刻意号召，它就这样出现了。首先当然是利益的聚合，然后是实力的较量，最后是利益的均衡与妥协。这是什么东西？这不就是民主吗？

张：民主乎，自由乎，实在不仅仅是纸质文本概念，它们只能是在活泼泼的存在中才有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问题不少，成就也不可否认。但凡涉及成就的取得，那一定是体制相对摆顺，焕发出了民间社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生态生命力。所以，我格外想赋予“开放”以全新的阐释：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中国之外的全球社会开放，而首先要向中国深广浩瀚的民间社会开放。

平心而论，单就集会结社的命题而言，这方面的形势还难称乐观。

我们两个都是文学界的，就来说说某些地市成立民间文学社团的事儿。文学热，民间初学者、爱好者们多有自愿结成诗社文学社什么的，而且有些地方主管的宣传部门还支持一点经费帮助出书之类。

除了经商的，外出打工的老乡，也多半会结成互通消息、帮忙互助的松散团体。民间社会，几乎被挤压扁平，被压成扁形、被挤到边缘，哪怕捡破烂的、讨饭的、卖血的，也要抱团取暖，便也出现了若干非常不正规的类社团组织。

鲁：乡村社会、民间社会结社集会这种传统，貌似脱离了我们的视线，变得非常陌生，然而现实常常让人惊喜。这一固有的传统毁而不灭，没有绝对消亡。生活中尚有极其个别的例子，在奇迹一般生存着，而且对于维护乡村秩序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这里，不妨给张老师说一个近乎奇迹的例子。刚开始接触，我也觉得不可思议。2001年，有感于现下农村小说离现实太远，就中了邪一样往农村跑，看看今天的农村是什么样子，同时也留心关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学方面研究的书籍。北师大有一个法国学术资助项目，调查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俗之间的关系。他们惊讶地发现，在咱们山西省霍州、洪洞交界的地方，至今完好地保留一个叫作“四社五村”的乡村分水结社组织，这个结社组织从宋金时期创立，代代延续，已经有八百多年历史。

去年，我和朋友一起到古县、霍县，特意打听这个“四社五村”分水结社情况。当地干部证实，这一会社确实存在，而且涉及村落不止五个，而是大大小小十九个村落，共计一万多人口。最为可贵的是，即便在公社化时代，这个组织也没有消亡。

不妨简略说一下。“四社五村”，顾名思义，是五个村结的四个社。五村分布在霍山脚下一个叫作沙窝峪的小流域内，分别是属于霍州市的李庄村、南李庄村、义旺村、孔涧村和属于洪洞县的杏沟村。五个村结的四个社，从下游大一些的李庄村开始，分别为一社、二社、三社、四社。四社分别推举社首，分别称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刻意将地缘强调为亲缘，形成宗族化的权威性排列。

沙窝源出霍山，由几个小泉小水汇集而成，水量大约仅相当于丰水地区一口井的水量，而且经常断流。这么一股小水，要养活一万多人口，人畜饮水尚且不足，遑论灌溉？哪一个村为一己私利截流灌溉，这在流域内方园数十公里之内就是灾难性事件。所以古来结社的主要目的就是“不灌溉”，被写入一代一代传抄下来的社规“水簿”之中。“水簿”当然因水源丰沛与荒欠，历代都有修改，但“不灌溉”一条不能修改。

人畜饮水的村子不独五村，还有沿途其他十多个村落，怎么办？五村之下再按就近原则，每村带三个两个附属村落，由五个村子再行分配。当然，这样的分配是有代价的，要收取一定费用，这些费用将用于沟渠、泊池、水窖的维修。

单从水系分配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管理体系，能够维系八百多年纹丝不乱，让人叹为观止。

清代有一通碑，记载着四社五村最严重的一次冲突。上游村庄堵了水渠，下游村庄人畜吃水受到影响，告到县衙。县衙依据“水簿”、偏认“水规”，当下杖责上游村的社首六十；而下游村不在社里解决矛盾，“诉出里社”，社首也杖责六十。从此，很少有人再因为水事冲突求告官家，水社的威信日高一日。

张：人畜饮水，那是村社的生命线。是生存活命需求，一地民众协调磨合出那样一个了不起的会社和大家尊奉的水规。

我们村古来缺水。天旱时节，旱井见了底，村人到山泉取水，任你是民兵大爷党支书，你也得排队等水。这几乎也是不成文的“水规水簿”了。村干部你或许能把持粮库，监守自盗，却也没有发生过公然霸占山泉的事情。

而那县衙的处置极为理性，见识卓越。社会问题，民生问题，培植扶助民间会社来自我管理。不是抓权揽权，不是越俎代庖，不是自封为大救星。

鲁：张老师你前面提到文学社团，这方面的话题咱们相对熟悉。知道其产生成长的过程，也能见出其文学之外的社会学意义。

单说咱们省的女子文学社，就我接触到的，有忻州岳美莲她们组织的“忻州女子文学社”，还有平定李月丽她们组织的“红鬃马女子文学社”。岳美莲是个农民，爱好文学爱到痴迷，上世纪80年代与十几个朋友开始结社，每年千方百计搞一些资金将大家的作品结集成书，令人感动。而李月丽她们组织的“红鬃马文学社”，以石评梅为榜样，多是女诗人，也搞得有声有色。

张：我看这其中至少有两重意义。

一者，行政干预一旦松动，民间社团就要生发出来，有着此消彼长的一种趋势。民众需要爱好，哪怕是无关生计的文学爱好，总归是要寻求表达。

一者，虽然号称文学社团，社团的功能恐怕并不那么绝对单纯限于文学。何况文学本是人学，思想交流、精神抚慰，一定是连带发生的。文学，以结社的方式介入了参与者的精神生活层面。

鲁：说得是。咱们省，偏是女子文学社顽强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女子结社，自古以来是体现精神层面需求者居多。远的不说，中国近代以来，妇女为解放、为自由、为求女权而结社者不知凡几。

女子结社自古就有。著名的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在山东济南生活时，经常带领妇女们郊游会诗，就是女子结社的典型例子。在外人看来，一帮贵妇成天疯疯癫癫，结伴嬉闹仿佛不成体统。这样的结社集会，却诞生了一个李清照。也许正是有了李清照，这个女子结社的例子才让后人们津津乐道。

再细一想，我们身边未必就没有这样的例子。我小时候，村里有三个老婆婆。我们那地方称上了年纪的女人为“婆儿”，连读如“怕”。三个老婆儿分别是老许婆儿、老赵婆儿、老张婆儿，在一起供佛上香，初一、十五定时相聚。据说其中一位还顶着一个什么样的神圣。三个婆儿敬神信佛，说话在理行事端方，她们的话在寻常村妇心里简直就是金科玉律。谁家婆媳不和，子女不孝，争执起来，往往拿三个婆儿的话来理论。老许婆儿说甚来，老赵婆儿说甚来，老张婆儿说甚来，引用一番，理亏的声气就怯七分。争吵不下，请动三个婆儿中的一位前来调解，婆儿盘腿往炕上一坐，先从兜里摸出一个糖蛋或者一块点心递给地上的小娃娃，随后一抿头发就开讲：“多大个事嘛！”不消几句老成话，行孝积善的几句百姓道理，矛盾已经化解。若三个婆儿拄着拐杖同时出现在街巷里，连男人们都噤声屏气。

旧时代妇女社会地位低，交往圈子有限，谈不上什么社会交际，精神空间的逼仄可想而知，求神结社的情况普遍存在。遇到社会动荡，男丁应差抓兵，家里只有女人来撑着，女人结社集会显得更为必要。老许婆儿，丈夫早逝，儿子当兵，大军南下之后，年年见信不见人；儿子知道老娘不识字，一年打两封信，信瓤子里没有一个字。老赵婆儿三个儿子，二儿子在1949年吃了蒙古军的枪子。老张婆儿倒不受制，守着儿子过日子，但娶了媳妇子是五六年不见孙子的动静。三个老婆婆虽然没有明确的结社条文，但一起求神拜佛，互相解忧排难，进而影响到村里的妇女们，事实上已经是一种结社集会的行为。

张：社会失范期，兵荒马乱的，这世道怎么了？懵懂无知的农民之下，妇女们就愈加懵懂无知。惶惑之下，或是求神，希冀神灵来保佑，或是抱团，挨挤在一块儿以壮胆。女人结社，往往迷信色彩更浓。

注意到你上面讲的，一个老婆儿“顶着什么神圣”。这就是通称的神婆，乡下干脆就叫“顶神的”。赵树理的小说开山之作《小二黑结婚》里，塑造了一个三仙姑，便是神婆。这类女人，几分聪明、几分风骚，男人窝囊、婚姻不幸，装神弄鬼的，招摇张扬，引动许多男人来关注，这首先是自己的精神需要。男人们恶骂诅咒，她满高兴，她要的就是这效果。其余的等而下之的村妇，精神疾患、见神见鬼，也需要这样一个神婆来抚慰。

赵树理对三仙姑是一概批判的态度。我的系列小说中，有部中篇塑造过一个绰号“官碓”的风骚神婆，那是给三仙姑做翻案文章。评论家们颟顸迟钝，又是没有读懂。

——理智男性，正派农民，是非常讨厌神婆、极力诅咒臭骂自家女人接触神婆的。但在乡下，神婆神汉偏偏禁而不绝，又有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缘由。

鲁：也是敦煌出土文件显示，在唐代和五代时期，当年敦煌社区里面有着大量的妇女结社集会存在。社会动荡，男丁出征讨伐，留下妇女在家，妇女们自然组织起各种名目的社团，互济互助，条款森严。其中一则资料开宗明义说明结社的目的：

盖闻至诚立社，有条有格。夫邑仪（义）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遇危则相扶，遇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言条件与（于）后，山河为誓，中（终）不相违。

这在乡村社会里，实在是屡见不鲜了，拜个干姊妹，结个干亲家，家中若有大事，银钱互通，一切力助。有一次听张老师说起过红崖底妇女曾有结香社的事情，不妨说说你的亲历见闻。

张：乡下女人，两三人相好合得来，结个干姊妹；因了孩子认义哺育，两家结成干亲家；所在多有。但还不到结社的规模程度。我所说过的女人结社，又和信佛信教大家共同祭拜敬仰某一神灵不同，是真的结社。

记忆中，有那么七八个人，有什么共同点呢？都是已婚妇女；个别的没了婆婆，虽有婆婆的也分家另过，属于自主的家庭主妇；回想起来，人还都精干利索，穿着时色领导村中的服装潮流。为什么结社？我那时太小，也不很清楚。回想起来，她们家道都不错，夫妻也和美，不属于“奴隶的式”抱团取暖。有人想参加，婆婆可能干涉的、邋遢糊涂的，人家还不吸收。相互之间，经常往来，一块儿做针线，推广服装新花样。男人的袜底烟荷包，往往与众不同。各家汉子们就有意无意炫耀，另外的汉子回家臭骂自己的蠢女人。她们还交流厨艺，一样的米面，人家总能做出不一样的吃食，然后村里才流行开来。比如，用山药自制粉条，是她们不知从哪学来，才在红崖底传开的。春天换季，人家商量好了，一色换成鱼肚白褂子、盖天蓝裤子，头上顶着一样花色的头帕，村里就乍然出现一道亮丽的风景。

结社之初，拜的是苌池西头的观音老母。然后每年都有聚会祭拜活动。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辰，九月十九观音涅槃，相跟了去上庙烧香。苌池东村，集市大镇，一条正街就叫店子街，合作化之前还是店铺林立、生意兴隆。女人们拜过观音，要集体在店子街正经下馆子，好生吃喝一顿。说法也叫过会。

早上离家的时候，理直气壮的，大呼小叫的：不能光兴他们坐会吃喝，咱们也体体面面地坐会、香油辣水的吃喝一顿去！

记得奶奶有过评说。上句说：“嚯！没听说女人坐会吃席，可把些女人们放不下啦！”下句说：“唉！大足大手的，人家自己就到店子街吃席去啦！”颇有点羡慕嫉妒的意味。

分析起来，那是自民国以来解放妇女运动在乡间的延续。男女要平权，女人要自由。

鲁：民间结社集会，里面透露出许多信息。说它是民主自治可能有些夸大，但至少是一种民主自治的表达。而且事实上曾有过数千年成功的表达。它是亲缘、族缘之外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若没有这样的形式，乡村社会不可能保持持久的生生不息的活力。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对这种曾是常态的事物，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与怀念。

张：自上而下，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劲疾；小政府、大社会的诉求，也通过各种渠道纷纷表达。

但是，集会结社的再兴与复苏，又不是单凭号召愿望可以达成。如同我们前面分析的，它是与“耕者有其田”不可分割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