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_吕洁宇

王了一①所作散文不多，根据他战时发表的散文结集而成的《龙虫并雕斋琐语》是他散文创作的精华。从1941年至1946年，王了一先后在《星期评论》《中央周刊》等六家报刊上开辟专栏，写出了大量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作品。他写文章一方面为了贴补家用，另外也是想“换一换口味，不甘岑寂”②。战时的生活单一而清苦，家国的忧思、未知归期的漂泊让很多文人感到苦闷和彷徨，而文学无疑成为了治愈精神的最好良药，是王了一的“清凉散”。在物质困窘的乡村茅屋，精神却可以在字里行间尽显自由。琐碎生活，无所不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用幽默而巧妙的语言道出人生感悟，在“满纸荒唐言”中透着心酸和乐观，不经意中包含着对社会政治的隐讽。他的文章带有很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个人特色，是个体精神在时代洪流中的显现。

一

王了一的散文都取材于日常生活和社会实景，他向我们展示了战时困窘的生活状况。同时对自己的处境予以自嘲，将生活困境之下的焦灼与痛苦化解在轻松的调侃中，“幽默不但使人能生一种悠然肃然之感，有时竟能使人在‘会心的微笑’中不知不觉地掉下心酸的泪来”③。他以幽默来拯救痛苦，满目的心酸背后透着乐观和豁达。

战时物资贫乏，物价飞涨，微薄的薪水无以支付一家的开销，王了一不能不依靠典卖衣物来勉强维持生活，“七八年以来，我们几乎每年，每一个月，都在变卖衣物。否则我们是否活得到今天，颇成问题”（《遣散物资》）。“家无斗米，典尽春衣”，对此他调侃道：“我们很乐观：明年的薪水一定比今年增加；明年如果肯把这一支相依为命的派克自来水笔割爱，获利一定在百倍之上！”（《战时的物价》）迫于生活的艰难，他和夫人都不得不通过干副业来补贴家用，一个伏案书写，一个低头织衣，“一灯如豆伴凄凉”是其最真实的写照。即使战时又回到了用菜油灯的时代，但王了一还是“找了一个点菜油灯的理由，聊以自慰。电灯哪里比得上菜油灯有诗意呢”（《灯》）？即便这样，吃穿住仍无一不显得困窘，然而生活的艰难却从未摧垮他的乐观。他设想自己变成一只小麻雀，能够消化掺在饭里的谷和沙。他戏称虱子为“国粹”，并设想自己能设计一款由各色方块缝缀而成的袈裟来蔽体，他通过各种想象来表达自己摆脱清贫的愿望，不失美好和纯真，这些都表现出了他的泰然和豁达。生活艰难，王了一却不忘在清贫之中给自己输入更多正面能量，一来为抚慰自己，同时也是为了将它传递给同样身处困境中的读者。他的文章关注日常琐事，却又不止于此。他常从日常小事中引申开去，层层推进，最后上升至民族大义，向读者传递积极正面的能量。在《辣椒》中，他从食辣说到湖南人因爱辣椒而喜欢革命，号召民众要不屈服、不妥协，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拍照》结尾处畅想了拍摄抗战胜利军队凯旋的场景，借以让民众增强必胜的信心。

写文章是王了一对贫瘠精神生活的补充，也是对压抑情绪的一种释放，他可以在自己的文字中寻找到更多的信心和勇气。在“文革”中，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摧残，而此时的他却也只能通过偷偷写日记来排解痛苦。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共和国时代，每一次政治动荡都会给作家的精神带来巨大的冲击，他们每一个坚毅的文字背后都饱含着自己对生命存在的深刻体悟。但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他们尚且可以“苦中作乐”，当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吞没了他们最后的一点自由时，文学最终陷入了万马齐喑的黑暗。

二

王了一自谦地将作散文比作“雕虫”，因为作散文“太轻心，太随便了”。但从他文章看似不经意的闲话中，我们却可以窥见他作文的独具匠心，在信手拈来之中隐藏着丰富的现实内容，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味。“这社会，这世界，有哪一件事不该骂的？可惜的是报章杂志尽多私人恩怨的骂，打落水狗的骂，而甚少大义凛然的骂，料虎头捋虎须的骂。”（《骂人和挨骂》）我们可以将这种“骂”视为批判，王了一将他的“骂”看作是“发牢骚”，因为他的骂是文明化的，言辞犀利而又不失风雅。

王了一的批判含而不露，隐而不发。他认为“直言和隐讽，往往是殊途而同归，有时候，甚至隐讽比直言更有效力”，这是因为隐讽“其妙在于隐，使你不知道这是讽，才可以收潜移默化之功”④。他擅长从小话题着手，通过浪漫的闲谈讲述自己的生活，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常常从衣食住行等寻常话题上升到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并多利用幽默和反语来曲折婉转地表明自己对黑暗现实的批判态度。在《领薪水》《闲》等文章中，他对贪污腐败的政府官员予以讽刺：“做地方官的人也应该有相当的闲暇。如果你不能闲，不是你毫无办事能力，就是你为刮地皮而忙。”在《食》《寡与不均》等文章里，他描述了战时垄断商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罪恶：“比我们吃得更好的，除了某几种人之外，乃是垄断者谷仓里的大老鼠，和过分利得者家里的小狼狗。”除此之外，他还在《回避和兜圈子》《开会》等文章中戳穿了国民党民主政治的虚伪：“最有趣的是几千几万人的大会，许多人还没有听清楚主席说些什么，只听得一阵欢呼，一阵拍掌，于是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欢呼拍掌起来。”他生动而形象地描绘了开会时委员们随声应和的场景，在调侃和戏谑中暗含着批判意味。王了一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对社会的丑陋面总是报以委婉的嘲讽，看似不经意的描写却道出了大众的心声，让人读后不禁会心一笑。

除了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之外，他还将目光投向广大的普通民众，揭示民族精神深层的劣根性。与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秉持着启蒙者的立场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探讨。相比于现实批判，他的文化批判方面显然更为犀利。他总能从多种司空见惯的行为中一针见血地把握住隐藏于其背后的民众心理，在《请客》中，他认为中国人爱请客的习俗之所以能长久存在，就是利用了人们爱占小便宜的心理：“不花钱可以白坐车，白吃饭，白看戏。”他从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媚外心理来探究其之所以存在的文化原因：“迎头赶上去未免太吃力了，落伍又不甘心，唯有跟着走最为中庸之道。大哉，中国人的‘跟着走’哲学！”另外，他在《小气》《西餐》和《清洁与市容》等多篇文章中批判了中国人的“小气”哲学和“阿Q精神”。相比于其他的作家，他更善于将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用幽默的言说方式呈现出来，他的批评少了严厉的说教，更多地表现出了“爱之深责之切”的殷殷期待，而这也基于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知。

三

如果将王了一不同时期的作品予以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他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还局限于对物质生活的书写和对文化的批判上，而抗战胜利之后发表在《自由论坛》和《独立周报》上的散文则更多地融入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思考。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战争不断，国家和人民都遭遇了巨大的痛苦和磨难。尽管身处困厄之境，王了一与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却始终心系着国家的命运：“个人生活困难没有什么，总会想出办法来解决，值得认真对待的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安危。”⑤随着抗战的胜利，社会秩序重建的危机便逐渐显露，知识分子开始更多地关注国家未来的命运。

抗战时期，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外乡漂泊的王了一目睹了“路有冻死骨”的惨剧，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悲悯，他满心期盼着抗战胜利，同那些爱国志士们一样，“久度肠回，叹神京之日远；一宵发白，忧汉社之将墟”（《失眠》）。然而胜利后民众并没有尝到苦尽甘来的幸福，“胜利后的悲哀——如果真有的话——却比抗战时期更深万倍”，政治腐败有增无减，国家经济文化陷入了无序的状态，内战一触即发，王了一对国家未来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在面对国家命运这样的宏观问题时，他通常在作品中引入历史故事，以史观今。他在《五强之一》中希望当局效仿晋国，避免三家分晋的危机，表现出了对国家安定的希望。在《应付环境和改变自己》中，他强调顺民意才是固国之本，“‘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似无凭而实有凭，它所凭的就是人心中的真理”。这也是对政府当局的告诫。面对纷乱的政治时局，他提出了自己理想中强国的条件：建立秩序，避免内战，刷新政治，家给户足。虽然他的政治见解仍停留于知识分子较为狭窄的视野范围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却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和期望。

季羡林曾探讨过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打压后仍旧任劳任怨的原因，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这一点，在了一先生身上，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显得非常突出。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可宝贵的品质”⑥。正是这种博大的情怀让他对国家的忧虑和期望都显得格外深沉。他将爱国作为此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将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学术和社会。正因为遭遇了战争和危难，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总能格外珍视自由，因而他们的爱国主义不褊狭，饱含着对文化的深刻体味和对政治的清醒。因而如何在当下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保留爱国之心，却又不失自由和尊严，我们或许可以从王了一这些学者身上获得一些启示。

①王力著述的署名，也因内容、文体不同而有别。他写的语言学专著或论文，一般都署名“王力”；他写的非学术性的文章，一般都署名“王了一”。

②④王了一：《〈生活导报〉和我》（代序），《龙虫并雕斋琐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第6页。

③林美貌：《智者的笑：庄谐杂出，各呈异彩——论梁实秋、钱锺书、王力散文的幽默艺术》，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⑤张谷、王辑国：《王力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⑥季羡林：《〈王力先生纪念文论集〉序》，张谷、王辑国：《中外学者论王力：龙虫并雕一代宗师》，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