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_李俊杰

有论者提出，老向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作家”①。的确，在《现代评论》《东方杂志》《东方文艺》《论语》《人间世》《民间》《宇宙风》《潇湘涟漪》《抗到底》《抗战文艺》《弹花》等杂志中，老向的创作是无法被忽视的存在，但鲜有研究者将这位上世纪自20年代到40年代积极参与民国文学发展历程的作家纳入民国文学发展的格局内加以专门言说。甚至有论者提出，老向是“文学史无处安放的作家”②。在具体的研究实绩中，常能够窥探到老向的侧影，比如在讨论相关杂志以及“幽默”“老舍”“文协”“抗战文艺”“通俗文学”等命题的过程中，都会触及老向。这位几乎成为文学史注脚的作家蕴涵的文学与文化意义亟待被发现。

老向“被”放置在了民国文学长河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落，他的经历却值得注目：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于同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春受大革命影响参加南方革命军，并与何容一同参加北伐；1932年参加晏阳初发起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到定县从事平教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先后来到南京、武汉，通过办刊鼓舞意志，昭彰抵抗侵略的决心，并参与发起成立“文协”，任出版部副主任；1946年到台湾参与推行国语运动，1948年回大陆；解放后在重庆文化局整理川剧剧目；“文革”中死亡。通过其经历，可以看到老向与大历史进程的关联度，由此判断可以通过对老向的研究获悉在民国历史激流中知识分子的文化抉择与精神脉络，从而丰富民国文学、历史与文化建构的维度。本文选择《庶务日记》作为管窥老向精神世界的门径，期待通过读解这部 “运用事实的对比，行为的夸张，矛盾的激化来进行讽刺”③的小说，感受老向文学空间的塑造，从这一静态的文本观察其精神世界的纵深与脉络，理解这个文学史边缘人的文化抉择。

《庶务日记》与历史情境

《庶务日记》最初以“日记形式的连载散文”④载于《论语》半月刊，1934年作为“论语丛书”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初版，此后又由上海时代书局于1948年印行再版；1995年，华夏出版社将《庶务日记》作为首篇代表作收入《老向文集》中，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舒乙编辑出版，该书2009年以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老向代表作》由华夏出版社再版。这部作品流传的脉络大致如此，事实上这也是老向面世频次最高的作品。

所谓“庶务”科，指的是政府行政机构内设的总务与后勤部门，服务于行政机构本身。小说中庶务科上下主要服务的是“次长”。通过小说中“上衙门”、“查账大员”的到来并“赏玩秦淮夜景”，可以判断设置的场景是南京的政府机构。这部小说1933年定稿，以日记体的形式，描绘了一位庶务科科员自1928年4月24日至5月13日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作为旁观者、参与者，他目睹了自“庶务”科到“衙门”上下的贪腐、低效、贿赂、私生活混乱等情境，这无疑是民国文化土壤上滋生出来的“官场现形记”⑤。这部小说是特殊的日记体小说，它将第一人称的体验真实性放在了显要位置，既描绘复杂的心理活动，更触摸了深广的现实生活，是文本形态与现实人生形态之间复杂关系的展示。小说正是通过庶务科的“我”“赵科长”“次长”“处长”“公报处朱处长”“吴秘书”等角色的言行，折射出作家对于这一群体的认知与态度。

老向认为：“这不过是个人生活的一段纪实，既非创兮更未作。”⑥这部小说叙述的起点在1928年，问世于1934年，这一期间老向的基本生活状况是边教书边写作。在小说中未提及1928年这个具体的年份时间，可以通过“五月五日”的日记定位其时间坐标。“在十点钟看了报，啊呀，可了不得了。革命军在济南让日本兵给打退了，蔡公时是外交官也被杀了。”⑦具体的时间坐标一旦呈现，小说从此刻开始，便获得与现实生活的互动。1928年这个时间坐标当然有其指涉，1928年是北洋政府的终结之年，小说的描写时间是“革命军快到北京了”的后期北伐，是从战乱向相对稳定逐步过渡的历史节点。在这时间节点中，老向以小说的形式把这个握有公权力并滥用的群体暴露在公共文化空间之中进行批判，可谓铁肩担道义。站在当下的历史叙述角度，1912年到1928年是一个“得而复失的宪政时刻”，在“北洋军阀战火中孕育的宪政种子，又被北伐的战火烧焦。北伐以后，国民党力量空前强大，使政治、行政、司法甚至思想领域全面党化，政治民主、司法独立、权力的自制和他制逐渐倒退，经济自由化的趋势被经济的官僚资本主义化趋势取代，权利、自由和自治的生长空间在消灭异党和异己分子的重压下快速萎缩”⑧。鲁迅在1933年针对当局对文坛的管控发表过感慨，称其“有生以来所未尝见”⑨。由此可以反观这部小说批判的勇气与精神的高度。

这部小说通过“庶务”科员的视角，深入刻画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政府职员群体的生活形态。作家着力于批判，将这个群体的丑态暴露于众。他们吸食鸦片、个人生活腐化、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赌博，公然与法律背道而驰。作家刻画这一切，运用的是民国文学传统中一条独特的创作路径——讽刺。

小说风格的核心：讽刺

民国讽刺文学从晚清谴责小说的文化土壤上再出发，揭开了崭新的一页。鲁迅等作家通过如实地叙述和表现丑，开启了讽刺小说的新路径，把日臻成熟的社会政治讽刺推广到了世态、风俗等各方面，通过虚拟与现实之间壑隙极大的寓意型文本，进行讽刺文学的创作，并影响了“乡土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论语派”的幽默文学、以老舍为代表的京派讽刺和左翼作家的讽刺艺术，以及老向和张天翼等人的小说，形成了30年代讽刺艺术的高潮。⑩今天看来，在这一高潮中，老向的价值和意义还未得到完整的展示，而《庶务日记》则是展示老向早期文学创作中“讽刺”艺术的范本。

《庶务日记》开篇就刻画了庶务科高科长的形象：“高科长说过：‘那个公鸭嗓儿的卖青菜的一吆喝，我就知道是上衙门的时候儿了，用不着看表。’”⑪老向让这位政府职员出场时就带着一种天然的厌恶感，开宗明义地展示了作家对这一群体的情感立场。在高科长进到“衙门”之后，老向通过描写门岗卖力气地喊立正，科员在科长来了之后如何“站立两厢，让科长先进去”、为科长拧一个“两头凉，中间热”的手巾把儿、如何记录科长的吩咐等一连串细节动作，展示了民国官场的生存哲学。在这里，作家的个人情绪大于文学描写，这些情境中包含着的个体好恶远大于现象本身。在写作的起点上，老向几乎已经决定了自己情绪的走向，这部小说的讽刺艺术也顺着这种情绪逐步展开。

老向在小说中表达了政府职员群体的负面形象，在对高科长的描绘中，作者讽刺道：“我亲眼看见到高科长在五分钟内打了两个重要的哈欠”，“一个是在他刚走进衙门”，“一个是跟赵科员说话的时候儿”，“嘴虽不大，而表示疲倦的程度却很深”。⑫用这两个哈欠，老向表现了高科长心不在焉的工作状态，而真正能使高科长打起精神的，是为次长服务。

公事的疲劳要靠什么消除呢？吴秘书给出了答案：“‘要干上两口这个，’说着打了个吸食鸦片烟的手势，‘要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⑬作家在这里，将现实生活中明显被禁止的行为⑭与政府职员公然的言论（至少是言论）对立起来，呈现出一种文本与现实的张力。这个话题在小说中并未终结，很快，作者写道：“下午奉命参加一个中华国民拒毒会，有人报告说，今年中国鸦片收成很厚，销路也不坏。有人说盼望中国能达到自种自吸的地步，也可以换回些利权。”⑮从这两段关联性情节中可以看得到作家深层的情绪，缘起于讽刺吴秘书这个吸食鸦片烟的政府职员，推及到对参加“中华国民拒毒会”这个民众拒毒组织的活动时听到的荒唐言论的讽刺，将愤怒与忧思从对具体人物的刻画推及到了对世态的批评。

在小说中，作家花了很大篇幅来描写次长的生活。次长与柳女士的婚外情以及他滥用公权力的情节，成为作家讽刺的重点篇章。次长的家事就是庶务的公事，这是小说运用讽刺技巧的集中展示。次长授意庶务科，开发票报销私人费用、利用公款宴请宾客、家属将亲友塞入政府机构中，甚至连他的偷情都是庶务科安排的。小说末尾，次长走到末路，被“撤职查办”，在最后老向巧妙地写到，次长并非因贪污而被查办，而是柳女士的叔公和次长太太的哥哥告了他一状。将渎职案件转换为桃色事件，这一巧妙的戏剧式设计，展现了老向将讽刺进行到底的决心，他并未召唤一个富于希望感的结局，而是将荒唐感推向了极致。

“我”的形象，不仅限于一个观察者，更是这荒唐的官场文化的参与者，这里或是自我批判，或更是彻底绝望。小说中的赵科员、伍科员也是具有典型意味的人物，一个是留法学生，与官场生存之道格格不入，一个号称是次长“舍亲”且善于钻营。作家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深入刻画了民国政府职员的生存样态，呈现出了令人感到既好笑又无奈更愤怒的官场文化。为什么彼时彼刻正在参加“平教会”、向《现代评论》和《论语》投稿的老向会如此注意官场文化呢？这值得深思。

作家的创作动力：失落

老向以《庶务日记》来讽刺官场丑态，除却作家精神的追求和责任感外，促使他写作这篇小说的动力是“失落”。

这是一部文学与历史相互交涉的作品，作家通过“刺”来表达忧思，通过“讽”去疏泄愤怒，忧思与愤怒之源乃是作家感受到的现实。在小说中，作家有这样的描述：“在扫叶楼的茶座儿上，遇见了几位同学，都是以往在一起干革命把戏的。他们问我做什么官，我说当‘庶务’。他们一齐说：‘肥差事。’看了我戴的铜壳表，他们疑惑是纯金的。”⑯当革命的意义化作胜利后分一杯羹，革命的价值便被无情地消解了，老向深感到失落悲哀。受大革命的影响，1926年春老向休学投奔了南方的革命军，与老谈（何容）一起参加了北伐。对民国有担当、有责任感的老向，在北伐胜利以后意识到了问题，要将其表达出来：“提笔之前，仿佛有一肚子话要叨唠叨唠；提笔之后，感情才知道无话可谈。退一步，就让自己宽限自己，允许随便说，胡说，乱说，但是向‘谁’说？”⑰言说的欲望背后是其深深的失落。把目光投射在历史之交的官场文化，便是对革命后那份政治期待的一次集中失落。

这种失落背后是老向的爱国情怀，他以反讽的口吻对青年提出了告诫：“颇愿对一般纯洁英俊，将来准得升官发财的青年们说：‘老兄，这本书也许能帮助您学些衙门里的规矩，居官的技术！’那些青年们或许误会书中写的是外国，是古代；或许压根儿不相信有这些事儿，自己又何必徒费唇舌？”他的失落，一方面是因革命理想导向的结果带来不满的情绪而产生，另一方面是因改良社会的愿景与他心目中日益堕落的现实之间的鸿沟而产生。

从老向的创作生涯来看，他总希望投身到时代的奔流之中，以鲜明的立场呼唤他真挚渴望的世界到来。他的作品中既包含对乡土世界的宁静与忧愁的描绘，也包含“平教会”给他带来的为底层民众启蒙的责任感，更包含了自大革命到抗战以来的“家国”责任感。从亲身实践到文艺创作，他全方位地实践着他素朴的社会理想与文学理想，《庶务日记》是他的爱国情怀遭遇心灵失落之后向文坛投下的一把满是刺的蒺藜。

①阿声：《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作家——老向其人其事》，《当代人》2011年第6期。

②温敏卓：《老向：文学史无处安放的作家》，《文教资料》2012年第7期。

③⑩吴福辉：《戴上枷锁的笑——关于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一个提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4期。

④倪墨炎：《邵洵美的事业也有其辉煌的时期（上）——出版，〈论语〉半月刊和〈论语丛书〉》，《博览群书》1999年第9期。

⑤在小说的序言《聊复尔尔序》中，老向自己提到了“官场现形记”。

⑥⑰老向：《庶务日记·聊复尔尔序》，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4年版。

⑦⑪⑫⑬⑮⑯老向：《庶务日记》，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4年版，第70页，第1页，第7页，第9页，第12页，第75页。

⑧郑琼现：《1912—1928年：一个得而复失的宪政时刻》，《武汉大学学报》2013年7月（第66卷第4期）。

⑨鲁迅：《书信331227·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⑭“党政军公务员被检举有吸毒嫌疑者，经通知后应即听候调验，抗不遵验者即予停职并强制执行调验。凡经调验确有吸毒嗜好者，应立即革职并依法从重处罚。”见黄清和：《民国时期的禁毒运动》，载《湖南档案》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