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_郭一

一

我们熟悉安徒生的童话，莫过于《皇帝的新装》；我们误解安徒生的童话，也莫过于《皇帝的新装》。

天真的儿童读到它不禁开怀大笑，懵懂少年读它，就会牢牢记住老师的教诲——那个“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的“皇帝”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这篇童话就是要“通过一个昏庸无能而又穷奢极欲的皇帝受骗上当的故事，揭露和讽刺皇帝和大臣们的虚伪、愚蠢和自欺欺人的丑行”（人教版教参、苏教版教参、北师大版教参）。对此，孩子们深信不疑。人在少年时既学习知识，更接受观念，而观念总是根深蒂固地内化为人的心理结构的一部分，而观念之惑却常常遮蔽人们对真实生活的认知。

成年人大多都疏远甚至遗忘了安徒生。在“听雨客舟中”或“听雨僧庐下”的年龄，生活的匆忙与沉重使人们无暇似乎也无必要再去重读童话这种“幼稚”的东西。就这样，它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出了，远去了。

安徒生的童话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叶君健功不可没。他首次将安徒生童话从丹麦原著完整地翻译过来，并进行了全面的注释和评析。他认为安徒生的作品“分明地表现出他的爱和憎：对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和残酷、虚伪，他的揭露和讽刺是无情的……如《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位皇帝……他都用幽默的笔调和夸张的手法，把他们刻绘得淋漓尽致，他们的御用工具，在他的笔下也丑态毕露”（叶君健：《安徒生童话选·译者前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在《皇帝的新装》这篇童话里：安徒生不仅毫无保留地暴露了那个皇帝的奢侈、虚荣和无知，同时还把皇帝下面那一帮愚蠢大臣的拍马吹牛的丑恶嘴脸描写得淋漓尽致，使人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看到他们赤裸裸地在大街上行走。”（叶君健：《安徒生的童话》，《文艺报》1955年第6号，第18页）从此，安徒生不再是丹麦的安徒生，摇身变为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阶级立场鲜明的现实主义作家，“批判现实”的标签顺手就贴在了《皇帝的新装》上。因为在阶级斗争的观念凌驾一切、遮蔽一切的时代里，只有这样的作家才是伟大的，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最有价值的。正是这种以阶级社会的政治道德为标尺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倾向性阐释，导致长久以来对《皇帝的新装》的深刻而丰富的精神内涵的消解，以及对它的精神指向的南辕北辙的误解。

二

从表面来看，人们耳熟能详的《皇帝的新装》不过是一个滑稽而荒诞的童话故事。这个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在这一场滑稽的闹剧中，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和夸张性，充分体现了安徒生童话一以贯之的趣味盎然的幻想品格和生机勃勃的游戏精神。

但在这个故事中，安徒生究竟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所熟悉的《皇帝的新装》是否就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

歌德说过：“人类的创作犹如自然的创作，真正地说起来，值得注意的主要是动机。”但要弄明白《皇帝的新装》的创作动机谈何容易！因为安徒生不是《史记》里的太史公，他只讲故事，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他没有在故事后面加上意见以卒章显志，也没有以时间为镜鉴指出历史的教训以训人。所以，他的故事能给所有的读者以广阔的诠释空间，这也正是所有优秀的涵蕴丰富的文学作品的共同特征。

而要真正读懂故事，需要了解作者的生活与经历，需要反复阅读文本，这是准确把握作品内涵的不二法门。

故事中有奢侈而昏庸的皇帝，虚伪而愚蠢的大臣，巧舌如簧的骗子和人云亦云的看客。对于他们的诸种表演，作者有浓墨重彩、绘声绘色的描述，却不见声嘶力竭、痛心疾首的诅咒；他的讽刺，并不是揭露性、批判性、带有明显痛感的讽刺，而是诙谐、幽默意义上的轻松的讽刺。他嘲笑皇帝的愚蠢、大臣的谄媚、看客的人云亦云，但是，这种嘲笑不含敌意和轻蔑，却饱含善意和温情。对于所有出场的人和发生的事，他似乎是在欣赏，而不是在愤恨。其中的坏人、小人，包括骗子，自始至终，谁也不曾受到任何惩罚。其讽刺意味幽默却并不辛辣，富有温情而绝非“无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面一段话：

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裾是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就会暴露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皇帝的衣服从来没有得到这样普遍的称赞。

由此看来，作者并不认为“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似乎所有出场的成年人都一样愚蠢，或者说一样“聪明”，他们和皇帝、大臣没有什么区别。安徒生的“阶级立场”在哪里？他从哪个角度审视这群人和这件事？他想告诉我们些什么？

古人云“诗无达诂”，优秀的童话作品自然也不例外。对于《皇帝的新装》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因为这些不同的观点在文本中都能找到根据，内涵的深刻和意蕴的丰富也正是它引人入胜的原因。阅读文学文本应该和阅读政治文本有不同的解读策略，对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但欣赏艺术，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美学的和历史的”（恩格斯语）角度，因为文学终究是为人生的艺术，它所拥抱的是人生，它的意蕴只能是人生的意蕴。所以，从“人性”的角度来观照《皇帝的新装》，或许在放声嘲笑之后、无情揭露之余，又有新的感悟、新的发现。

安徒生是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艺术家，他的“罪”与“罚”的意识来自信仰，来自灵魂深处。与我们习惯于只对他人“无情批判”和“辛辣嘲笑”不同，他对人性的审判、忏悔、救赎与宽恕，来自深刻的、时时的自省。他的视野与怀抱超越了其“阶级的局限”，他关怀的是包括你、我、他在内的“所有人”。所以，解读他的《皇帝的新装》，就要像冯友兰先生所说的那样，不仅要“照着讲”，还要“接着讲”。如果只是“照着讲”，就只能“看见”皇帝和大臣；如果“接着讲”，就一定能联系到包括你、我、他在内的所有人。与我们习惯以“高端”和“上层”视角看问题不同，安徒生发现“从树梢上看人与从树根底下看是不大相同的”，从树梢上只能看到一幕幕的人间闹剧，而在常人罕至的“树根底下”看人，一定有不同寻常的发现。

我们对皇帝、大臣们敢于放声嘲笑和无情揭露，是因为我们是“站在树梢上看人”。我们习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别人进行好人、坏人的评判；从道德上总是高估自己，仿佛具有天然的优越感；认为皇帝和大臣们的过失难以饶恕，必痛加鞭挞而后快。我们习惯地、驾轻就熟地拿着道德的标尺，站在阶级对立的立场，以急躁轻率的态度来评判艺术，“把自己有着明显局限性的社会意图强加给艺术，致使艺术作品常常在意蕴上超重、板结，既不能与形式取得协调，又无法使自己取得审美效能”（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道德评判眼光，是依照社会关系的规范和抑恶扬善的原则对客观情况的一种把握。但是，有一种更为深刻的客观情况，比如对真实的、普遍的人性，道德的标尺就不能完全把握。“把握不了却硬要去把握，结果必然造成客观情况的扭曲，同时也会把道德评判的标准胀成畸形。”（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如果艺术家坚信自己手中的道德标尺已足以衡量整个世界，他就无法表现世界，也无法表现人；接受者亦如是，他如果只有一把道德的标尺，他就无法理解世界，无法理解人，也无法理解艺术。

“感恩”和“爱”是安徒生的信仰，“我觉得我是个走运的孩子，几乎人人都对我充满了爱并且以赤诚相待……我一生的历史，将是我的全部作品的最好的注解”（安徒生：《我的一生》，李道庸、薛蕾译，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第320页）。他不但对成功和幸福感恩，也对挫折和困苦感恩。他的信仰使他保有深刻的自省精神，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谦卑，他对人性尊重，宽容。他不会居高临下地对“昏庸的皇帝”和“虚伪的大臣们”进行无情的嘲笑和辛辣的讽刺，包括对狡猾的骗子，也没有咄咄逼人地指斥；对于那“站在街上和窗子里”人云亦云的看客，也没有充满道德优越感的训诫。《皇帝的新装》表达了他对于“成年人的印象”，是对“虚荣”这一人类固有和共有的人性弱点的发现，是安徒生为人类提供的一面镜子。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就是戏子，只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主动选择或被迫扮演不同的角色。《皇帝的新装》这场以幽默为主要特色的喜剧就是现实生活本身的镜像，它把人性中的虚荣、愚蠢等弱点全部收集在一起并加以放大，用喜剧气氛衬托悲剧色彩。我们作为成年人，都是其中的戏子；从终极意义上来看，我们都是像小丑一样的戏子——为取悦生活，为满足自己的欲望，玩弄各种把戏，因而或愚蠢或巧妙地犯下各种错误。这是人性使然，是生而为人的无奈，正如在太阳底下，不论你站多高，也不论你跑多快，却永远摆脱不掉你脚下的阴影。

有时，我们就是那个皇帝——想到愚蠢的人或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这布的，“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大自在。他相信他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妥当”；而当知道自己真的什么也没穿时，决定“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而“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谁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愚蠢的人或不称职的人”？谁有勇气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什么也没有看见”“自己什么也没穿”?

有时，我们就是那些大臣——“我决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面料。” 面对那架空空的织机，照着皇帝的话说：“啊，真是美极了！”带着无比恭敬的神情，拱起后背，为那一丝不挂的皇帝托起那“美丽”的后裾。用虚伪和欺骗来证明自己的诚实和善良，用愚蠢和滑稽来证明自己的聪明和称职。有多少时候，我们为了切身的利益而“审时度势”，违心地说假话，无奈地做错事，成了可憎的“小人”或可怜的“小丑”。

有时，我们多像那骗子，为了“很多的钱，更多的丝和金子”，“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一直忙到深夜”，甚至“整夜不睡，点起十六支蜡烛”。

有时，我们多像那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对皇帝的新装赞不绝口：“乖乖，真是漂亮！多么美丽！多么合身！”谁也不会到皇帝面前告诉他事实的真相。因为说真话对自己没有好处，不会因此得到任何官职或俸禄，却要冒着被邻人测验出自己“究竟有多笨，有多傻”的风险，精明的“成年人”都绝不会去干这种傻事。这时，你就只能像随风俯仰的墙头草，只能成为人云亦云、庸俗无聊的看客。

作为成年人，几乎不可能像那个诚实而天真的孩子一样，发出“他什么衣服也没穿”的声音。那个天真的声音是多么可贵！因为他还没有成年，还不理解成年人世界里的因果和利害，还没有学会对生活妥协。

这个故事里的皇帝与大臣，地位有别、身份不同，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成年人。安徒生在谈到自己的童话创作意图时说：“我抓住一种对成年人的印象，然后把它告诉孩子们。我在写一个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时，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母也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方卫平、孙建江主编：《1949—2009浙江儿童文学60年理论精选》，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页）安徒生正是抓住一种“对成年人的印象”——人性中的虚荣与愚蠢进行漫画化的变形处理，把生活感受意象化，把人生况味寓言化，把真实的人性包装在虚幻的故事里。虚幻是一种策略，目的是疏离生活的框范，挣脱真实的羁绊，以便于从远处、从深处观察生活，观察人性。

人是可悲可怜的，其表现之一就是意识不到自己的可悲可怜，反而以为自己既伟大又高明，《皇帝的新装》就是这种状态的传神写照。所以，读《皇帝的新装》，也就是在读我们自己的人性，难怪读它时觉得又远又近，又真又假，原来在每个成年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本来都隐潜着皇帝、大臣、骗子、看客的精神质素。虽然我们坚信自己是诚实的人，但当我们知道那件衣服的奇异作用——“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件衣服”，面对空空如也的织机，我们大多会像那可怜的皇帝和大臣一样，首先想到的是“我决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我决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布料”。他们所想的，也正是我们所想的；他们所说的，也正是我们要说的；他们所做的，也正是我们要做的。彼时彼地的他们和此时此地的我们是那样的投缘默契，不谋而合。这个时候，再看他们的“丑恶行径”，我们还能笑得出声吗？

“童话保有轻松愉快的法庭，以幻影与实质、外壳与内核进行裁判。童话里有两条河流经其间：一条是讽刺的明河，对大大小小的事情进行嘲弄，与高低贵贱的人们周旋；另一条是深深的暗河，老老实实地使一切事物各得其所。这就是真正的基督教的幽默！”（安徒生：《我的一生》，李道庸、薛蕾译：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第479页）《皇帝的新装》就是一个具有喜剧性幽默风格的“轻松愉快的法庭”，在场的是包括作者在内的“我们”，只不过有人戴上了皇帝的面具，有人穿上了大臣的外衣。对于其“丑恶行径”和“鬼蜮伎俩”，它不嘲笑，不贬低，更不谴责，而是包容和原谅，对人性的脆弱与人心的狭窄给予宽厚的悲悯。它把深藏在所有人身上的这些精神质素幻化成了具体可感的形象，其中的人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既不善，也不恶，就只是人性。”

三

安徒生的童话以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描写、朴拙的意趣，吸引着无数天真的儿童读者。正因此，人们把它圈在了儿童读物的范畴里，这是对安徒生童话的第一层误解。他不止一次说过：“这些童话的对象也可以是成人。”他的童话故事并非刻意为孩子而作，所以其中有许多孩子所不能理解和不感兴趣的内容。

把安徒生的童话看作幼稚的少儿读物，从而忽视其独立的艺术地位，轻视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这在阅读实践和审美批评领域中是不争的事实。

安徒生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在小说、戏剧和诗歌方面都颇有建树，但童话是他艺术成就的最高峰。作为艺术家，他所关怀的是人生而不是社会，他要表达的是况味而不是思想。所以，他用篇幅短小、形式简单的童话故事来代替滔滔的言词和艰涩的思考，这是天才的能力，也是童话的能力。

在中外文学史上，刻画人性的艺术作品多不胜数，但像《皇帝的新装》这样意蕴深刻、影响巨大的却如凤毛麟角。所以，童话精品是和文学史上那些伟大而不朽的作品一样伟大而不朽的。文艺作品有优劣，文艺品种无高下。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安徒生童话的价值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日月流逝，星移斗转，安徒生童话光彩依旧。放下肿胀得扭曲的道德标尺，跳出僵化得结壳的思维窠臼，真正领略安徒生童话的魅力吧！就像钱超英的《别了，我的蛋壳》中所说的那样：

别老在原地守着、守着，

尖声悲啼初生的潮湿和饥饿；

不管怎样蹒跚也得爬出旧窠，

——蓝天，蓝天在呼唤未来的天鹅！

爬出旧窠，才能看到那“白的云朵，绿的大地”，才能真正领略童话艺术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