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超 王文斌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算作是一个特例，它有着更多令被传统文学熏陶出来的读者或者批评者们感到陌生和新奇的异质性;在同类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无论是立意还是艺术品格，都令人耳目一新。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评价《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它‘主题的丰富复杂、人物塑造生动、人性揭示的深刻以及艺术表现的细腻成熟而言，它当居中国现代小说一流作品之列。’”［1］小说中用幽默诙谐的笔调表现了主人公方鸿渐在事业和婚姻生活中四处碰壁的悲剧式经历，通过对方鸿渐的形象塑造，阐释了“围城”理念和“围城心境”，展示了小说深刻的哲理内涵和讽刺意蕴。

一

作品所反映主要人物是抗战初期中国社会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既不是时代大波里的弄潮儿，也不是阻挡生活激流的顽石，他们远离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漩涡，生活在狭小的天地里，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相互嫉恨、争斗、倾轧，其中也有还保留着一个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正直品格，但在追求和挣扎中始终处于困境，方鸿渐就是如此。

首先，方鸿渐是作者用心刻画并寄寓同情的一个人物，他的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知识分子的正直在方鸿渐身上有着广泛体现。这要从方鸿渐的假博士文凭谈起——他为了应付父亲和丈人，自己早已打定了主意:“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决不开这个学位。”［2］并且一直恪守这条原则。在三闾大学，他也从未想过用假文凭换取教授的职位——一面对一帮不学无术、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伪道学”，方鸿渐选择的不是同流合污，而是避而远之，幻想凭真才实学争得一片自己的天空。显然，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学校里，方鸿渐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行为方式是自绝于他人，他的事业理想也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也是他深陷围城的重要原因。另外，从方鸿渐的言论中，时常透露出他对时政的不满，尤其是对国民党“党化”教育和专制政策的清醒认识，表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尽管方鸿渐没有勇气抗争，他的正直不过是洁身自好，但这毕竟维护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正气。这虽然使他在事业上不能青云直上，不能适应那个人吃人、人骗人的社会，但也正因为此，方鸿渐还多少保留了人的廉耻。方鸿渐的身上还时时表现出了人性中的善良。如写方鸿渐心里烦躁不愿意回家，准备买糕点吃，但他可怜一个穷困老人，把唯有的两张钞票送给了他，自己宁愿挨饿。

其次，方鸿渐在人生的“围城”中屡屡失败，显露了他人性中的某些弱点。方鸿渐在生活中的被动、无奈，显示出自身的懦弱。通观作品，方鸿渐在他对生活的每一次选择中，都是被迫的、无奈的，从来没有自己的主见。去欧洲留学，是由于过去的老丈人对死去女儿的怀念;买克莱登文凭是迫于父亲和老丈人的压力;回国后找不到工作，只有到丈人开的“点金银行”暂谋生路;后来在丈人家呆不下去，只有去湖南乡下的三闾大学谋职，而这个选择也是他的情敌赵辛楣安排的。在三闾大学，方鸿渐也没能呆下去，最后又被迫回到上海。在情场上，方鸿渐也是处于被动地位。在回国的轮船上与鲍小姐偷情，明显是受到鲍小姐的勾引，船靠香港后，鲍小姐顺理成章也是义无反顾地将他给甩了;方鸿渐和苏小姐纠缠不清，更是明显地处于被动，苏小姐把他简直当成是自己的猎物一样;和孙柔嘉的交往，方鸿渐一步步走向她设置好的机关，最后束手就擒。在方鸿渐与女性的交往中，好像只有唐晓芙是个例外，但实际上，方鸿渐只能算是个走向屠场而不自知的羔羊。在苏小姐家谈话，苏小姐就已经对唐晓芙有个评论:“这孩子虽小，本领大得很，她抓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弄着呢!”“你别以为她天真，她才是满肚子鬼主意呢!”［3］在家庭中，方鸿渐同样是弱势的一方。他与孙柔嘉进行历次冲突之后，总是被迫回到他那个本不愿回到的家中，回到孙柔嘉给他限定的这个活动范围之内，其实，这个家庭的成立就是孙柔嘉的一手安排，是孙柔嘉为他设好的一个局。在小说最后一次激烈的家庭冲突之后，方鸿渐茫然地在街上乱走，在无奈之中又被迫回到了这个家——他没有勇气更没有能力独立安排自己的人生。

二

方鸿渐是个极要面子的人，在人际交往中也是处处照顾别人的脸面，这种强烈的虚荣带给他的是缺乏奋争的勇气，他的生活道路也因此平添了几分坎坷。如他本不爱苏文纨，但面对苏小姐的一片爱意，却不忍心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害怕苏小姐面子上过不去。最后用法语坦白，方鸿渐“忽然转念，苏小姐也许会失恋自杀，慌得什么都吃不进。忙赶回银行，写信求她原谅，请她珍重，把自己作贱得一文不值，哀恳她不要留恋。”［4］在去三闾大学的路上，方鸿渐把李梅亭的猥琐、自私看得真真切切，但当他发现李梅亭背着饿肚子的大家，偷买山薯吃时，又“不好意思撞破他”，自己反“忙向小弄里躲了”。［5］在结婚后，方鸿渐本来可以去柔嘉的姑母处谋职，但他顾忌别人说他是依靠老婆的亲戚才能找到工作，因此对柔嘉的建议坚辞不受。方鸿渐的心态中也表现出虚伪无聊的思想性格。方鸿渐并不爱苏文纨，回国后第一次去看望她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态:“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得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好比睡不着的人，顾不得安眠药片的害处，先要图眼前的舒服”。［6］社会造就了方鸿渐这样无聊的知识分子。他怀着无聊的心态用无聊的举动打发无聊的日子，厮混那无聊的生活。小说的第二章写方鸿渐回到家乡时，家人和亲友到车站迎接，两个地方小报的记者拍照，并预约采访，闹得好不红火。方鸿渐起初听人家喊他“方博士”感到“刺耳得很”，但看到这样郑重地把他当作一尊人物，便觉得“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伟大了好些”，并且“只恨今天没换身比较新的西装，没拿根手杖，手里又挥着大折扇，满脸的汗，照相怕不会好”。［7］这里，方鸿渐的神态和心态已令人作呕了。

虽然方鸿渐在某些方面在游戏那个社会，而更多的是被那个社会所戏弄、所折磨。总窥这部小说对方鸿渐的刻画，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带着“忧世伤生”的心态表现方鸿渐的“忧世伤生”的心态的。小说是这样结尾的:方鸿渐和太太孙柔嘉打闹吵骂以后，“情思弥漫纷乱”地盲目乱走，“周身疲乏，肚子饥饿”，回到家里后，太太已出走，去了他最反感的姑母家。面对此情此景，他“软弱得要傻哭个不歇”，［8］忍着难挨的饥饿躺下。这时，父亲送他的那只“落伍”的老钟当当地敲了起来:“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9］

至此，一个无力挣扎、无所作为、在人生的“围城”中几乎要窒息的软弱的知识分子形象完成了最后的刻画。方鸿渐的这种懦弱、虚荣和对生活无奈接受的态度，使得他在当时的社会中无法立足，在人际交往中处处受制。他的痛苦与失败，深刻地揭示了病态的社会里现代人的困惑和现代人的弱点。应当说，这样的一个在生活中完全失败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中国现代小说塑造的人物群像中，不能说绝无仅有，也肯定是最为着力刻画的一个。

三

方鸿渐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是个性和社会性的复合体。方鸿渐的悲剧，当然与他的学识、个性和认识有关，但一个人的命运更多地要受到社会历史规律的支配。那么，我们就把镜头聚焦于《围城》这部书的历史文化背景上。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被欧美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一个缺口。军事上的失败，使西方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侵人到中国的土地上。相对于工业文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中国的天朝大国地位陨落了。支撑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秩序的传统文化，也不断地受到批判。到了晚清时代，封建知识分子博取功名的科举制度也被废除，国家派遣大批的留学生到西方社会学习，西学应运而繁盛。《围城》这部书恰是从中西文化碰撞这一角度，描绘了以方鸿渐为主角的一批不同文化色彩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相对于西方文明的著述称之为西学，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国学或中学。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于数千年的历史中，在一块相对封闭、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创立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文明。它是由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孔子创立的儒学，经历代圣贤先哲不断地钻研充实，而置于经典地位又被统治者推崇，逐渐成了传统文化的主流。伴随封建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文化的至尊地位失落了，中国传统的一切都贬值了。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因为与其相配的国家的衰落而显得衰落和不适时宜。

方鸿渐出身于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他尽管受到了当时的现代教育，但他的骨子里涌动的依然是传统文化思维。他是一个出现于中国这块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半欧化的土地上，从他父亲——前清举人身上脱胎出来的“老大过时的史前原人”的遗骸。方乡绅就已经是时代的落伍者，科举被废除了，仕途道路幻灭了，又不曾加入到民国初期的革命洪流中，方的家境总之是趋于衰落了。方鸿渐出身于这种家庭，耳濡目染受到的是传统文化熏陶，他的思想意识、素质和能力无形中深受他的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时代不同了，客观上，方乡绅为了民族气节，背井离乡逃到租界做了难民，方鸿渐就没有了土地上的经济收入，相对于平静的农业社会适宜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由于抵挡不了西方的洋枪洋炮，经书文史被社会抛弃了，方鸿渐不可能接触到腐朽的官僚阶层，又缺乏大家庭生活中诡计暗算的训练，当他被迫深人到动荡的社会中，就渐渐地暴露出他的缺点，最终将无可奈何地从舞台上走了下去。

方鸿渐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庭，从小受到的是正统的仁义礼智信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尽管他比较平庸和荒唐，但他拒绝了虚伪势利的官僚小姐苏文纹的庸俗爱情，宁肯失业，愤然离开被敌伪收买的“新闻社”，耻于做资本家的走狗，他能够做到不随波逐流，不念小利忘大义，这表明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做一个正直的人。方鸿渐的一系列遭遇集中代表了从传统向现代过渡夹缝中的心灵错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的悲剧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反映了社会的历史必然趋势，再现了传统文化于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和嬗变。

《围城》并不是一部以婚姻伦理问题为主题的小说，作者只不过是借方鸿渐的恋爱婚姻问题为线索来铺展小说的情节而已。作品描写了一系列的“围城”故事，来烘托主人公方鸿渐的心灵轨迹和归宿。我认为“围城”的真正含义并不是婚姻家庭这座城堡。“围城”的真正含义应当是指内忧外患困扰下的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已不能让中国维持原来的天朝大国地位，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竞争。在困惑和茫然中，传统文化急于逃出去;西方文化想冲进来，移植于中国社会当中，却一时很难被消化、适应过来，结果往往变了形。方鸿渐一方面是为我们串起一幅幅“围城”图景的线索，一方面也是中西文化交锋和融汇的体现，更是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矛盾心灵的真实写照。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3］［4］［5］［6］［7］［8］［9］钱钟书.围城［M］.人民出版社，1980:10，53，97，171，44 －45，30，334，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