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基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六岁的徐志摩决定中止剑桥的学业，归国。他舍弃了从美国转赴伦敦向罗素求教的初衷，舍弃了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特批给他的研究生的学额，舍弃了给他一生“最大的机缘”的恩师狄更生，舍弃了远涉重洋来伴读却遭冷遇而投奔在柏林的兄弟的发妻，舍弃了怀着孕离异后的妻子不久生下的次子德生……写了新诗名篇《康桥再会吧》，告别永远的“精神依恋之乡”，经巴黎到马赛登船归国。这一切，几乎全是因为他热恋着却又突然随父回国的林徽因。

然而，迎接他的是责难、失落与尴尬。

首先是乃父徐申如的不见容，再就是恩师梁启超的严厉忠告。梁启超认为他与张幼仪离婚，抛却两儿，“将终身受良心上之重罚无以自宁”，而“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而“若沉迷于不可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侘傺以死，死为无名！”这番“金玉良言”背后，是其子梁思成与林徽因“已有成言”，“不久便结婚”。

徐志摩并不买梁启超的账。他两次复信梁启超，表示“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可是，他去见林徽因，见到的是门上贴着梁思成写的“情人不愿受干扰”的字条。

不过，徐志摩海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早就受梁启超等人之约，参与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宏大文化计划的活动。

五四运动前夕，一九一八年末，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等人，曾组织赴欧洲考察团，既考察巴黎和会，也考察欧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