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平

《青春》杂志正在策划一个反映中国现实的“手记中国”专栏，该栏目编辑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将这些年探索精神病人艺术的过程写出来，我说没问题。之所以如此爽快地答应，是因为这些年的经历最近反复在我大脑中出现，甚至成了一种困扰，现在如能将这些经历整理成文字也许可以帮助我摆脱这些困扰。

1、儿时记忆

1970年，“文化大革命”正进入到高潮，那一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一天下午放学回家，一进家门就发现我二哥被人捆绑着坐在凳子上，神情恍惚，看到我也面无表情，在他身边还站着两位与他一起下乡插队的同学，我感到很反常，后来得知，因为我父亲的缘故使他未能通过参军的政治审查，他因此怎么也想不通，连续几昼夜读《毛选》，希望在《毛选》中找到答案，结果精神分裂了。那一年，他刚满十八岁。之后，他的精神分裂症几乎每隔两年都会复发，在这四十多年中，我亲眼目睹了他在发病时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而这种摧残并非是来自疾病本身，更多的还是简单粗暴的治疗方式。他现在仍住在精神病院中，因长期过量使用药物已使他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他没有结婚，也没有谈过恋爱，一生非常悲凉。

我还记得刚上小学时，父亲总是威逼我练习毛笔字，有一次因为我没按要求写好，他竟用缝衣针戳我的身体，戳什么具体部位我已记不清，但那个疼痛的记忆却非常深刻，正是这段挥之不去的记忆让我对自己当年抗拒学习书法的原因进行过一番分析，我以为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一个原因，但那个握笔、描红的过程让我难以忍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甚至认为学习书法对于少儿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暴力，一种软暴力，一种心理上的摧残，因为少儿时期是一个人的生命最充满生长活力的时期，而用毛笔写字显然不符合人生理心理发育的规律，尤其是不利于人天性的伸展。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四十岁之后我竟扔掉了所有画笔，开始用手指直接在画布上表现自己身心的运动与体验，以期望达到对一切文化经验的超越。这些经历让我想到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这与那种强迫式的教育一定是分不开的，也正因为此，我们在今天中国人身上依然很难得看到天性的流露，其社会化程度令人心惊。

我从小到大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我从来不愿与他在一张桌上吃饭，为了避免与他在一起吃饭，每到吃饭时间我都会找各种借口等他吃完后再去吃，否则不知道在饭桌上又会发生什么冲突。十年前，他被诊断为肺癌，三个月后去世，在最后三个月时间里主要是我陪伴他在医院做各种检查和治疗，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也许是因为他的身体比较虚弱，在那三个月时间里，我们父子紧张的关系总算缓和了不少，他去世时八十岁，我三十八岁。

2、与艺术结缘

在二十岁之前，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艺术，脑子里被灌输的都是白求恩、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张思德之类革命英雄人物。对此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们与我有什么关系，虽然那时的考试多数都是开卷，但我还是觉得难以忍受，所以没有毕业我就提前离开了中学。进工厂不到三年，我对工厂和社会又感到失望，这让我对生活充满着悲观情绪。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邻居潘登家串门，看到三四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在一起画画，他们一下就吸引住了我，为了与他们多交往，我主动提出来为他们做模特儿。没过几个月，我就开始跟他们一起学习绘画。没有想到，我很快就像着魔似的深深地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为了获取更多的艺术知识，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向那些艺术青年借各种书籍、画册，也包括他们的笔记，我记得当时大家都非常痴迷郁达夫的小说和萨特的存在主义，而这些知识对于我而言仿佛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由此可见，我原来的精神世界有多么封闭和单一。

在一个全新的广阔世界里我忽然忘掉了过去的一切，有时甚至忘记了吃饭、睡觉和去工厂上班，在那段时间，我父亲的朋友甚至对他说“你这小儿子精神是不是也出问题了”。对于这类的疑问我从未去多想，即使是他们所说的“不正常”和“精神病”我还是不会在意，因为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我感受到了人的七情六欲和生命的波浪起伏，这才应该是一个人的生活。但大多数正常人似乎不能接受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大家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他们认为这才是正常人的生活。如此反差的生活方式在现实中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冲突的不断升级，我经常感到某种毁灭随时都会降临，那时，脑子里出现最多的就是《哈姆雷特》中的那句“是生存，还是毁灭？就是这个问题”。

在忍无可忍之后我向厂长提出了辞职申请，厂长说我年轻，要辞职必须得到我父母的同意，父母不但不同意，我父亲甚至毁了我所有的画，他认为是绘画让我失去了理智，因为在当时在工厂工作还是一个铁饭碗，辞职就意味着中断了自己的生路。但我决心已定，我与潘登在未向父母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离开了南京，我们开始实施偷渡去香港的计划，在那个年代，香港似乎已经成了自由的象征，时间是1983年12月。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介绍信，我们只能买到到广州的火车票。我们到了广州后就只能靠步行不断接近边境，我背着一包自己最喜爱的书，手上拎着一个沉重的油画箱。我们走了近一个月，因为当时广东人的警惕性很高，为了避免别人怀疑，我们在途中经常用写生做掩护，但最后还是在边境被端着枪的武警发现。武警用枪指着我们说“你们已进入到禁区，我们是可以开枪击毙你们的”。由于我们坚持说自己是出来写生的，并不知道这是边境，武警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命令我们必须在当天返回到一个乡镇，否则就按“叛国投敌罪”逮捕我们。我们对“叛国投敌罪”并不陌生，我们两个邻居在文革中就曾因在家中策划偷越国境被判刑了七年，那时他们只是在家中策划。在枪口和叛国投敌罪面前，我们不得不放弃了偷越国境的计划。

3、寻找答案

回到工厂后不久，新上任的厂长发现我如此热爱艺术竟送我去南京轻工业设计研究所学习平面设计，在他看来，我也许算是有理想追求的青年人。但我似乎并没有因此就老老实实地从事平面设计工作，虽然我很快就从车间调到了设计室。那一段时间，我找到大量的哲学书籍，我希望在这些书籍中找到关于人精神方面的答案。偷渡失败之后，我表面上变得平静起来，人也开始变得理性了，但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更激烈的冲突与危机。为了用文字更好地表述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利用业余时间去南京大学读了汉语言文学的夜大班，学习的刻苦竟让我的视力在那时出现了急剧下降，一只眼因为没有及时治疗而留下了残疾。

我初次恋爱的对象是一位学物理的大学生，恋爱期间每隔两三个月，她都会出现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异常表现，即因为一点小事会在瞬间内同时出现哭笑和自残，整个时间不超过五分钟，之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有一种恐惧感，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回事，也不知道她下一次自残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那是在1985年到1986年期间。

人的精神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令人费解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在现实中似乎很难找到答案。有一天我在路边书摊上发现一本《医护心理学（内部教材）》，其中关于“癔症”症状的解释与我那位恋爱对象的异常心理表现完全一致，虽然这时我们已经分手，但她的异常心理表现还是一直困扰着我。我买回这本书给周围朋友们看，书中介绍“抑郁症”、“强迫症”、“社交恐惧症”、“恋物癖”等内容让大家感到吃惊，他们说自己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这些问题。在当时，“心理疾病”对于公众而言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我从心理学角度认识人不正常的精神问题应该就是从这本教材开始的，时间大约是1987年。遗憾的是当时在中国几乎找不到更多的这类书籍，在有限的相关书籍中我找到了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1983年出版）和吕俊华的《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1987年出版），但对于如何区分“悲剧心理”与“变态心理”我还是感到比较困难，因为在美学中悲剧是具有“崇高”的地位，但它又为什么与心理变态联系在了一起，这似乎有些矛盾。

我看过一本法国人布留尔写的《原始思维》，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对原始人精神世界的描写给我印象深刻，他们那里没有“悲剧”、“心理学”、“崇高”、“变态”这些概念，也没有精神与物质、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的区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应该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但文化的发展不但没有让人精神自由，反而却让人越来越复杂和困惑。很多年，我都试图依靠知识的帮助让自己从那些精神痛苦中挣脱出来，但挣脱的结果却发现受到的束缚和困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增加，这让我想到了一种越挣脱越紧的“防脱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书店里买到了《变态心理学》的书，我开始对它进行了研究，仔细阅读后发现变态心理学虽然创造了许多概念，但在解释这些概念时却很模糊抽象，为此我又继续寻找相关资料，但还是发现那些解释有些牵强，尤其在表达人的许多体验和感受方面远不如艺术表现的具体生动。所以，一开始我就对心理学保留了一些看法，但由于变态心理学的确也提出了现实中人的许多精神问题，如不解决，它对我们的生存发展的确会产生很大阻碍。如何超越这些障碍这就成了我的一个很具体的心病。

如何医治我自己的心病，我虽然希望从心理学中找到一些答案，但对艺术似乎更有感情。我现在依然保存着当年写的一篇《解除心理障碍的又一途径——艺术诊疗法》，是发表在1988年12月13日的《南京日报》“年轻人”版，正是这篇文章让我与心理咨询工作联系在了一起。

4、心理咨询

1989年1月，南京团市委副书记徐传德从香港考察回来后想借鉴香港经验在南京开辟一条为青年人服务的心理咨询热线，他找到《南京日报》“年轻人”版编辑高登岗，让他推荐合适做心理咨询的人，因为徐传德当时找不到能胜任这份工作的人。没想到高登岗竟把我推荐给了徐传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南京日报》就在1989年2月21日刊登了开辟心理咨询热线电话的消息。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中国人会不会接受这个新生事物，尤其是让中国人向一个陌生人倾诉自己内心的秘密，这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结果完全出乎所有人预料，消息在报纸上一公布，电话铃声就响个不停，我记得那天中午因忙于接电话竟忘记了吃饭。除了电话，我们还收到了大量的来信。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要，除了每天接电话，我在《扬子晚报》上开了心理咨询专栏，在广播电台开辟直播热线，有空还深入到大专院校举办讲座等。面对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应，团市委当年就将我调到团市委青少年权益部专职从事心理咨询工作，为了让这项工作坚持下去，团市委从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省社科院、中医学院聘请了一批对心理咨询工作感兴趣的志愿者，并成立了南京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虽然大家都没有心理咨询经验，但大家还是努力调动自己有限的知识和经验为青少年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南京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应该是文革之后中国最先成立的心理咨询机构。1989年3月7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转载了中国新闻社的报道《南京“青春热线”咨询电话备受欢迎》，大量媒体的介入让中国人的心理问题迅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对中国社会而言，这一切来的似乎有点突然，因为大家没有做任何准备，即使如此，中国各个城市很快还是掀起了心理咨询热。那时，中国没有心理咨询这方面的专家，更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我与徐传德等合作将我们的经验编辑成《走出心理的迷宫——来自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的报告》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还获得了“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二等奖”，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心理咨询就是给人以吐喉头的骨鲠的好机会”。

随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进入最艰难的时刻，在全身心投入心理咨询工作的同时，我也非常关注艺术界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反映，为此，我写了封《致青年艺术家的一封信》给支持中国前卫艺术的《中国美术报》，第29期的《中国美术报》在第一版刊登了这篇《致青年艺术家的一封信》，信的开始这样写道“今天，中国正处于一个分娩新纪元的阵痛状态，我们的青年艺术家怎样去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怎样去反映这一伟大的‘阵痛’”，信中我还引用了马尔库塞的话“艺术不能直接变革世界，但它可以变更那些可能变革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内驱力作出贡献”。不久后，每周一期的《中国美术报》停止出版发行。

我相信马尔库塞所说的艺术可以变更那些可能变革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内驱力作出贡献。所以在心理咨询中心成立后不久我就向领导申请在心理咨询中心成立“艺术分析部”，领导很快批准了，为此，我在各高校寻找相关的专家学者参与这个项目，虽然请来了不少学者，但大家还是不知道如何让艺术具体应用到心理治疗之中，因为在当时找不到艺术治疗方面的具体资料，没过多久，这项工作就中断了。

5、咖啡馆里的艺术试验

1993年，我个人很想做的一些试验因为受到许多具体条件的限制而难以实施，这时，我聘请的一位艺术分析部顾问建议我下海经商，他是南京艺术学院的钢琴教师，他说挣到钱之后你就可以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了。1996年，我向朋友借了37万元在南京大学旁的青岛路上开了一家名叫“半坡村”的咖啡馆，之所以选择开咖啡馆，是因为很多西方小说、传记中都写到哲学家、诗人、艺术家们在咖啡馆内寻求精神自由的内容，在我心目中，咖啡馆就是精神自由的发源地。之所以叫“半坡村”的名字，是因为我喜欢半坡彩陶花纹中的神秘力量，半坡村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发源地。为了尽最大努力经营好半坡村咖啡馆，我让大学刚毕业的老婆辞去了刚找到的工作，让她主管日常的经营，我则经常邀请艺术家来咖啡馆做客、做各种艺术实验活动。因为南京当时只有两三家咖啡馆，所以生意也不错，用了两年时间就还清了贷款，之后我更加轻松自由了，一有空我就会在家里画我想画的动西，我记得当时画得最多的是蝴蝶标本，用得是各种表现方式，每个蝴蝶都画到一米左右，死亡的蝴蝶一旦被放大成油画后，就会变得很动人，仿佛它们又获得了新的生命。

2000年，我在家附近租了一间画室，以至于去咖啡馆的时间越来越少，老婆见我不闻不问也提出不愿再经营了，2002年我们将“半坡村”转让给另一个艺术家罗隶，这一年我与朋友于小雨、赵勤、孙伟民一起策划了户外大型艺术活动“晒太阳”。在这次艺术活动中，我的作品是“中国当代艺术救护中心”，我在一辆白色面包车上印上了“中国当代艺术救护中心”红色大字，车顶上装了一个不断闪烁的警示灯，在活动现场我用听诊器给很多艺术家“看病”，这算是我做的第一个行为艺术。

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大的变化还是人心，而最能表现这个人心变化的莫过于是中国当代艺术。1989年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开始抛弃传统美学，当代艺术家们开始用自由直接的形式表现人真实的内心世界。一二十年时间里，中国当代艺术家们不断挑战中国传统美学和道德底线，这自然引起了社会的激烈讨论。在半坡村咖啡馆里南来北往的艺术家们也经常为一些观念发生争论，很快，我便从一个旁观者转变成了参与者，我之所以在“晒太阳”活动中展示“中国当代艺术救护中心”作品，是因为我认为中国人都生病了，中国当代艺术已将这些“病”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也许是因为我没有接受过艺术学院系统的训练，这反而让我在探索精神自由的途中没有什么牵挂和顾忌。所以，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处于自由的状态，虽然这种自由常常会将我推向危险的境地，但也正是那种危险让我看到了生命和精神的真相，那种生命真实的体验是任何虚假的生活都不能替代的，或者说一旦见到了真相，就很难再忍受那种虚伪的生活。

6、关注“病”的主题

2005年，南京市美术馆馆长王刚希望我在南京美术馆策划一个当代艺术展，他觉得南京美术馆过去的展览大多数都是传统艺术，他想让公众了解一些当代艺术。我最后选择了“病”这个主题，我邀请国内27位当代艺术家围绕“病”这个主题进行自由创作，对艺术家唯一的要求就是抛弃传统手段来表现对“病”的感受与理解。

“病”展开幕当天，相关部门有位刚上任的领导对此情形不甚理解，将展览入口处的“病”字主题揭去，他认为在公共美术馆做这样的主题非常不合适，现场受到艺术家的抗议，不少观众对这位领导的做法也不能理解，有位观众当场指出如果禁止做“病”的主题，就应该将所有的医院关闭。第二天江苏发行量最大的《扬子晚报》在“文化版”头条刊登了题目为《当代艺术横生波澜——“病”展览被人揭掉“病”字》，记者对这位领导讳疾忌医的粗暴行为提出质疑。这篇报道迅速在网上传播，不少媒体也做了跟踪报道。事后我也写了一篇《我们没有恶意》，以此希望得到那些官员的理解，并告诉那些官员回避病的后果。

2008年4月7日世界卫生日这一天，我应邀参与上海证大现代艺术中心策划的《介入：艺术生活366天》项目，在这一天我订做了一百件印有“病”字的T恤衫在上海海洋公园向游客免费派送，希望他们穿上它走进生活。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宣传的主题是“保护健康不受气候变化的危害”，而我却将这一主题改成了“共同关注文化气候对健康的危害”。第二天上海《东方早报》以《郭海平背对艺术，面对现实》为题对我这次艺术社会实践进行了报道。“背对艺术，面对现实”是我向记者介绍的一个主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艺术已背离了艺术发展的初衷，甚至已成为让人堕落的一种工具。我之所以不断关注“病”这个主题就是希望艺术能正视现实的危机，并超越这些危机。我认为今天自然生态的病恰恰是源于文化生态的病。

中国人的讳疾忌医文化根深蒂固，而这种讳疾忌医的文化根源我认为是源于中国文化一直缺乏求真的精神。之所以缺乏求真，是因为封建社会时期极权者担心求真将威胁到他们愚民的统治，正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只有皇帝才可以是真龙天子，只有他才知道天意，只有他的话才是真理。这种文化即使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依然没有被清除。

中国是一个特别注重装饰外表的国家，但在这些外表背后个人的内心却成了那个华丽外表的牺牲品，这种情况在精神上更是如此，如一个人的精神一旦被贴上“病”的标签，就意味着这个人不再被社会接受，因为一旦是精神病人，他就可能是不道德的人，危害社会和国家的人。所以在中国剥夺一个精神病人的自由，将他隔离在社会之外是被大家广泛认同的，当然，将没有精神病的人当成精神病人关进医院还是会受到大家一致的指责，这就是近年在中国不断被关注的“被精神病”现象。对此，我不知道中国公众哪一天会关注那些被隔离在精神病院中的精神病人，因为这种没有时间限制的隔离会对精神病人构成伤害已得到国际精神病医学界普遍认定，但在中国之所以无人关心这个问题，主要原因还是为了维护我们这些正常人自己的利益。

7、进精神病院

我一直有深入到精神病院内了解那些被隔离的人群的计划，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朋友聂鹰，我知道他与精神病院关系很熟，他答应帮我实现这个计划，并表示愿意赞助这个项目。2006年初，我和聂鹰第一次去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与院长谈了我想为住院病人服务，通过绘画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这位院长说他同意我的计划，但要与即将新上任的新院长做进一步沟通。一个月过后新院长到任，没想到新院长不理解，而且有很多顾虑，为此，聂鹰先后请来了多位知名专家与新院长沟通，告诉新院长做这项工作的意义。新院长最后虽然是半信半疑，但还是同意我先试一个月，等初步结果出来后再决定是否满足我三个月时间的申请。

2006年10月10日，这一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携带生活用品和聂鹰赞助的绘画材料和工具住进了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第一天，院方安排了四五十位男女病人一起到医院临时安排的画室，面积在一百平米左右。我给每个病人发放了纸张和铅笔，目的是为了寻找到那些喜欢绘画并具有一定艺术天赋的病人，然后再为他们提供更进一步的服务。也许是第一天，大家都不太适应，现场有些混乱。

第二天，我让院方先征求病人的意见，然后再决定带那些想画画的病人来画室，每次人数一般不超过10个人，而且先安排男性，男女开始不安排在一起。这样持续了一周，一共有一百多位男病人参与了绘画实践。在这一周时间里，有两个现象给我印象深刻，一个是很多病人力不从心，虽然很想画但却感到浑身无力，有一位病人竟拿不住铅笔，而且手颤抖的很厉害，即使这样他还坚持慢慢地画，还有一位病人画得脸上全是汗水，那时的天气已经很凉。还有一个现象是一些人的图像很奇异，令人费解。最后我从一百多人中选择了十几位，告诉他们只要想画每天都可以来画室。第二个星期我又从女病人中挑选了五六位喜爱绘画的病人。

两个星期后新上任的院长带领几位院领导来画室参观，我陈列出二三十幅作品，并为他们做了详尽的讲解，虽然领导们还不完全理解这些作品表达的内容，但他们还是一致认为这项尝试很有意义，当时院长就同意我三个月的计划，同时还吩咐相关领导为我提供一切需要的服务。

三个月的间过去了，收获非常大。在这三个月时间里我发现精神病人的许多过去不被人认识的心理活动和品质，同时我也发现医院很多治疗管理方式还存在许多明显的问题。其实，这些病人是非常渴望与人交流，并被人理解的，但医生们似乎没有精力与病人做更深入的交流，一些医生和护士告诉我与病人交流的实际意义很有限，因为很多现实问题根本不可能解决。其实医生、护士们也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总之，还是国家对医院人力、物力的投入实在是太有限了。我也很理解这些医生、护士，我也很清楚，改善精神病人的生存处境，在中国只能靠政府的重视，否则，靠医生，靠病人家属都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现状的。对于中国的这一现状，我不禁要问中国经济现在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为什么会忘记改善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和治疗呢？而大多数人之所以患精神疾病，不正是因为是社会的变故和动荡引起的吗？难道这个社会没有责任和义务去改善他们的生活和治疗吗？

离开医院的那一天，院方为我举办了欢送联谊会，联谊会邀请了五六十位参与绘画实践的病人代表和七个病区的主任、护士长，联谊会上大家开心的程度让院长也感到意外，因为那些平日沉默寡言非常消沉的病人在那一时刻仿佛都康复了一样。分别时我与他们相互拥抱，大家泪流满面，我告诉他们一定不会忘记他们，一定还会再来医院为大家提供服务。

8、走出精神病院

出院后我与祖堂山精神病院病区主任王玉选择了十一位病人的个案，并将他们编辑成《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江苏美术出版社一位编辑得知这一消息后表达了希望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愿望，但后来不了了之。原因是部分编委提出了不同意见，因为精神病人问题在中国毕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或者说也是一个禁区。接着我又连续联系了几家出版社都不顺利，最后由聂鹰赞助在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时间是2007年10月。

2007年11月24日，我与聂鹰带着新出版的《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和近百幅精神病人的作品来到北京798艺术区，我们在艺术区内的零工场艺术中心和罗伯特书店举办一个画展和新书发布会。展览和新书发布会吸引了大量媒体的关注，这是中国精神病人原生艺术第一次集体面向社会，尤其是《癫狂的艺术》的正式出版突破了这个领域的禁忌。

回到南京，江苏省福利彩票中心在媒体上看到我希望在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建立“艺术病区”的愿望后找到我，他们表示愿意帮助我实现建立“艺术病区”的计划，所需资金全部由福彩中心无偿提供。我立刻与祖堂山精神病院院长联系，没想到却遭到了拒绝。拒绝的理由是大量媒体的报道让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他十分担心报道会失控，因为在中国，精神病院一直是个封闭的系统，大量媒体的介入让很多公众过去不了解的问题突然变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所以他不想再因建“艺术病区”而受到更多的关注。在面对社会方面，我与院长的观点正好相反，他担心被社会关注，我则希望引起社会关注，因为精神病人问题只有成为公众关心的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否则，问题一定会越来越复杂越严重，更何况我关注的只是这个群体的艺术价值。我不甘心就这样失去福彩中心赞助的机会，我托人找到了医院的主管上级领导，那位上级领导的表态与那位院长的观点相似，他说虽然这是一件好事，但他担心的还是这个项目的社会化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预想不到的问题。但他建议可以将“艺术病区”缩小为“艺术病房”，即将原为六七十人服务的方案缩减到为四五个病人服务。

其实，即使是建“艺术病房”，医院仍是顾虑重重，也许是顾忌到领导的意见，医院还是不太情愿地同意先接受福彩中心的五万元现金和一批绘画材料工具的赞助。主观上不情愿去做这个项目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结果这个“艺术病房”维持了几个月就不复存在了。福彩中心和我都很失望，但我的确也很理解医院和他们上级领导的担心，因为面对中国精神病人的问题，没有国家的相应政策，地方政府和医院能做的的确非常有限。

“艺术病区”的挫折迫使我将希望转向了民间。2008年有朋友介绍我到北京与民间力量合作建民营的精神病人艺术疗养院，我去了，北京的情况很复杂，我很快累倒，因胸口剧烈疼痛回南京检查，竟诊断为肺癌，我立刻住院准备手术，却因种种原因拖延了时间，正是这个时间拖延让我逃过了一劫。就在上手术台前一天下午偶然发现我的“肺癌”原来是一次误诊。事后朋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上帝交给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还不能收留你”。

9、南京原形艺术中心成立

这次误诊让我忽然发现自己不再年轻，所以我放弃了去北京发展的计划。这时，上帝安排了一位使者来帮助我实现梦想。曾丽华是我妻子的朋友，她经常到我家玩，当她得知我的困难后就提出帮助我在南京发展。我们先是在南京的江心洲找合适的场所，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一幢独立的农民别墅，与别墅的男主人签下租房协议后别墅的女主人看到我的名字才发现与我认识，谁也想不到这幢别墅的女主人竟然就是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的护士。听到这个消息我对男主人说“这都是命中注定的”。

拿到租房协议我与曾丽华立刻前往区民政局申请成立南京原形艺术中心。民政局工作人员听说我们是为精神病人服务的艺术中心，就将我们推荐到区残疾人联合会办理手续，残联的工作人员看到我们申请的机构名称中有“艺术”两字后认为与艺术有关的机构不归他们管，除非我们同意去掉机构名称中的“艺术”两字，我们不能接受，民政局将我们推荐我们到区文化局，文化局一听说是为精神病人服务的，他们立刻予以拒绝，理由是精神病人不归他们管，民政局又将我们推荐到江心洲村委会，村委会拒绝的理由更是充分，村委会说上级领导都管不了，我们怎么管。最后还是回到民政局。为什么转了这么一圈都批不下来呢？因为国家有明文规定，在政府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民办非营利机构一定要有相应的主管单位接受，否则，作为民政部门就不能同意发执照。那几天，曾丽华和我都快崩溃了，曾丽华指着民政局工作人员说“在中国做这样的好事怎么就不给做呢？”民政局工作人员也感到很无奈，他们说没办法，是按章办事。区民政局副局长金新在听到下属汇报后找到我们了解具体的情况，同时他也专程到祖堂山精神病院和我的画室做了调研和考察，他最后决定破例批准我们成立南京原形艺术中心，他说他相信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值得去尝试，出了问题由他来承担责任。2010年8月20日我们终于拿到了南京原形艺术中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许可证”。三年之后，中国政府取消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需要获得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定，也就是说像南京原形艺术中心这样的机构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

南京原形艺术中心的诞生在中国应该是一个奇迹，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精神病人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艺术中心。然而，更多的挑战还在后面，比如我原以为精神病人只是在医院里才失去自由，其实不然，走出医院的精神病人受到的限制甚至比精神病院里病人更多。在祖堂山精神病院里至今仍住着两位艺术天赋较高的精神分裂症康复者，一位叫王军，我第一次见到他是49岁，现在他已56岁。王军是一个农民，他喜欢画画，自从我将他的画介绍给公众后便受到很多人和机构的青睐，为了帮助他成为一名原生艺术家，我多次试图说服医院为他提供画画的条件，但都被拒绝，我又向他的妻子求助，希望他妻子接他出院由我们来照顾他，同样也被拒绝，他妻子不相信任何人，也包括她自己，她只相信政府。王军住院至今已八年，他妻子一次也没有去医院看望过他。在中国如没有监护人配合，病人是不能离开医院的。我最近一次见到的王军，大脑思维功能已经出现严重的退化现象，原来强健的身体在八年的监禁和折磨中已变得弱不禁风，再谈到画画，他只是无力地摇着头。还有一位张玉宝，他住在医院里自杀过三次，他画的《呐喊》《挣扎》《带钓钩的半身人》《追梦者》同样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但因为父母去世，没有监护人，他不得不在精神病院里终老一生，一年前他告诉我每天要吃大量的药，一天要睡二十个小时，起床后还被安排拖地打扫卫生。

为什么说出院的病人受到的束缚更多？因为在医院里病人往往只想到出院，其他什么也不多想，在医院里因为都是病人，所以也不会相互歧视。一旦出了医院，他们面临的是找工作、建立家庭，以及不得不与社会广泛交往，但他们的精神病史却让他们处处碰壁，所以有些人不得不将自己关闭在家中，或在与社会交往时隐姓埋名。我二哥在医院外也生活过很长时间，因为有精神病史，没有女人愿意与他谈婚论嫁，为了不让工作单位嫌弃他，他总是十分努力的工作，但不得不服用的药物却常常让他倍感压抑。他之所以每隔两年都会发病，他告诉了我其中的原因，他说服用的药物让他感到异常难忍，到了两年，这种难忍就会到一种极限，他说那种感觉让他宁愿选择死亡，这时对于发病他已不再有任何畏惧，即使他很清楚发病将会给他带来哪些折磨。药物的限制、外界的歧视、小心谨慎的生活等等都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一位对他人隐瞒自己病史的康复者对我说：“没有人能理解我们，我们的灵魂都是孤独的。”

南京原形艺术中心成立后我遇到不少生活在家中的康复者，他们向我抱怨家属、社会对他们的不信任、不理解和不尊重。即使是画一幅不被别人理解的画，都会被人视为是“发病”。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不得不坚持这项工作，如果社会将艺术这条路也给堵死，精神病人和精神病康复者就真的没有任何出路了。其实，社会将他们这条路堵死，同样也是堵死了我们这些正常人的一条重要生路，因为精神病人在为他们自己创造这一条精神出路的同时，也是为我们这些正常人开辟了一条通向潜意识和自然的通道，通过这个艺术之路大家都可以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开阔更自由，不仅如此，不同精神属性的人也可以增进彼此间的交流与理解，使大家的关系变得更和谐融洽。

我遇到一位痴迷艺术的精神分裂症康复者，他在一民办机构做勤杂工，为了不受歧视，他一直隐瞒了自己的病史，平时一有空他就会在自己只有5平米的生活空间里画画，在见到我们艺术中心的报道后就携带着一批自己的作品给我看，我鼓励他坚持，他对我说他对自己隐瞒病史的做法感到很受屈辱，他不认为精神病有什么不光彩的，而且现在已经不需要服药，跟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对此，我当时只是劝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回单位后就主动向单位领导承认了自己曾经患过精神分裂症。事后他对我说，说出来之后心里就通畅多了。但那位领导却并没有理解他的坦诚，没隔两个星期竟找理由辞退了他，他哥哥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坚持反对他再画画，他哥哥坚信是画画让他不能安心工作的，同时也对我们艺术中心支持他画画表示不满，更没想到的是他哥哥在网上跟踪了我两年，在这两年时间里他哥哥终于理解了我们这项工作的意义，并对我说画画的确让他弟弟的性情变好了许多，因为过去有很多偏见，所以也没有认真注意绘画对他弟弟精神产生的具体作用。

在中国，精神病人被妖魔化了，欲改变中国人心目中的妖魔化形象，绝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这种妖魔化并非是几天几年形成的，也并非是几个人和几个领导批示就可以改变。法国一位专家对我说欧洲改变公众这方面的观念花了五百年的时间，依照这位专家的理论欧洲这种观念革命是从解放人性的文艺复兴开始的。我虽然不相信中国也需要五百年时间，但在我看来至少也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因为这种观念的革命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我们今天的制度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10、演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009年5月29日，优米网邀请我在人民大学演讲，我确定的演讲主题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之所以选择海子这句诗做演讲的主题是因为这首诗比较能说明一个精神分裂艺术家的精神特质和境界。

所谓精神分裂症，主要是指患者的一系列病症都表现出与社会分离和格格不入，中国现有的医学治疗就是以调动一切物理、化学手段消除那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症状为主。这种治疗理念在西方受到了越来越多精神病学家的反对，尤其是一位叫克利福德·比尔斯精神分裂症康复者在1908年将他在多家精神病院受到的遭遇写成《一颗找回自我的人》出版后，引起了西方精神病学界的普遍反思，美国精神病医学的领导者、哈佛大学精神病学教授麦克菲·坎贝尔给比尔斯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本可以用来重击在治疗精神病患者过程中存在陋习的锋利武器。这些陋习起源于中世纪的思想、医学上的无知、社会的歧视、个人的贪婪和冷漠、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限制。你的书不仅是向陋习进攻的武器，更是使社会进步的有价值的、和平的工具。”在众多精神病学家的支持下，比尔斯最终成为了美国心理卫生运动的发起人。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当精神分裂症患者遇上某个他觉得能够理解他的人，他就不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了。他那些稀奇古怪，不可思议的行为原本是他的‘病症’，现在却烟消云散了。”海子精神为什么会出现分裂呢？是因为他容忍不了这样的现实？这时自然则成了他的精神归宿，一旦返回到自然，人的精神立刻会变得单纯、朴实和充满了对世界的爱，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写道：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海子最敬仰的诗人是荷尔德林，荷尔德林也是一位精神分裂症诗人，他写过一篇《致大自然》表达的同样是对自然的热爱，该诗的最后三句写道“你的灵魂，你欢乐的灵魂，在寂静的心里摇荡，那时金色的日子将我怀抱”。凡高说“一些人尽管疯了或是病了，还是喜爱自然，这些人就是画家。我在全部自然中，例如在树木中，见到表情，甚至见到心灵”。这些精神分裂的艺术家为什么都如此眷恋自然呢？西方反精神病学代表人物，著名精神病学家莱因说过，“与世界自发的、自然的、创造性的关系，是一种摆脱了焦虑之束缚的关系。一旦缺乏这种关系，个体的‘内自我’就会产生一种全面的内在贫乏感；到最后，个体会感到自己的内在生活中充满了空虚、死寂、冷漠、枯燥、无能、荒凉、无意义等。”

中国今天的公众，包括精神科医生对于精神病人的认识和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西方一百年前的水平，但中国在今天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已迅速上升到了第二位，这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反差若不改变，中国人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11、寻找艺术“药方”

2009年8月3日，我与南京艺术家黄药、罗隶开着由依维柯旅行车改造的“流动药房”从南京出发，途经蚌埠、宿州、睢宁、曲阜、临沂、济南、沧州、天津等地最终到达北京，然后参加由朱其策划的在798艺术区举办的“首届798双年展”。我们这个作品的具体内容是在途中向民间征集用艺术治疗心理障碍的各种方案，然后将这些方案与沿途拍摄的纪录片和依维柯旅行车一道组成一件“流动药房”作品。在到达北京前，我将每天的经历写成日记，再附上图片在第一时间发布在798双年展的官方网站上。第一篇日记的标题是《没有界线的艺术、医术和巫术》，这篇日记主要表达了我们尝试跨越艺术、医术、巫术的界线，并希望在民间找寻到医治人心灵的创造性艺术表现形式。

我们认为现代人的精神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如各种学科、专业知识的束缚，道德、规章制度的制约，以及激烈竞争带来的人际关系紧张等等。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们感到应对的方式方法却越来越有限，所以我们想到超越一切文化障碍的限制到民间去寻找灵感。这次走进民间的艺术实践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现代人的精神障碍与我们精神负担越来越重有关，如何才能减轻越来越重的精神负担，这已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我们认为只有让艺术从各种专业限制中解放出来才能让艺术自由起来，有了自由的艺术才有可能让人的精神从各种束缚和压力中解放出来，人的精神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生长空间，否则，人的精神必然会因为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拥挤而倍感压抑和窒息。

我们在徐州睢宁遇见许多哭灵的现场，在那些现场唱歌、跳舞、演小品应有尽有，我们觉得老百姓在这种文艺活动中的确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一位艺术家从中受到启发，他邀请了一位有几十年哭灵经验的妇人与他互动完成一件“哭艺术”作品，这位艺术家说他要表达对今天艺术死亡的批判，结果他在与那位哭灵妇人互动中竟失去了情感控制，原定只表演15分钟，但由于那位艺术家内心的悲伤被那位妇人激发了之后便失去了控制，一直持续哭泣了数小时也未能平息，这个录像在798展览现场播放时感动了许多观众，大家与这位艺术家一起沉浸在艺术的死亡悲伤之中。

在天津我们遇到一位天津著名企业家张连志，他经营的餐饮业在天津很著名，但他给我们的名片上介绍的第一个身份却是“当代行为艺术家”，一位名符其实的企业家怎么又成了当代行为艺术家呢？当他看到我们“流动药房”时的反映就立刻消除了我们的疑惑，他首先是激动，一边说“太棒了、太棒了”，一边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口红，我们看到他不断在给自己抹口红，又不断亲吻“流动药房”的车身，结果车身上印满了他的红色唇印，即使如此他还觉得不过瘾，他将我们带到他的路虎车旁说要用古青花瓷片贴满车身与“流动药房”一起参加798双年展，我们赶紧劝阻他，我们心里想照他这样下去798的艺术家一定会感到自卑的。依照西方的艺术理论，这至少也算是偶发艺术。近两年，每次看到南京的陈光标表演各种行为艺术都会让我联想到张连志，我想中国企业家如果都能像他们那样，中国人的心情一定会舒畅许多，中国的艺术也一定不会再像眼下这么乏味单调。

当代艺术大师波依斯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念在中国传播很广，但将这个观念落实在生活行动中的人却很少见，不过我坚信张连志、陈光标这样的艺术家在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只有像他们这样开放地理解艺术，艺术才有可能真正帮助我们超越自己精神的障碍。

12、出版《我病故我在》

2011年5月，我开始将近十年写的随笔整理成《我病故我在》文集，2012年7月在新星出版社出版。我之所以将书名确定为“我病故我在”，就是希望中国人不要再回避自己的精神病，不要再讳疾忌医。其实现代人的精神普遍都存在不同类型的分裂，这个分裂包括人与自然的分裂，人与社会的分裂，以及人与自我的分裂等。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一直是人类的理想，但几千年来人们一旦在现实中获得了某种世俗的权力，通常都会想法设法给自己的势力范围划定界线，政治、宗教、军事是如此，哲学、科学、艺术也不例外，大家乐此不疲、心甘情愿。结果，大家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或与自己、他人分裂，或与自然、社会分裂。

如何治愈这个如此普遍的精神分裂呢？我认为揭示分裂的真相，让大家意识到自己分裂是前提，只有这样大家才有可能不再歧视那些被贴上精神病人标签的人，只有这样大家才有可能共同反思和应对那些导致精神分裂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有些手握重权的人并不希望自己与他人建立任何平等的关系，即使在死亡面前，他们也希望自己高人一等，正如我们今天依然可以看见的那些皇帝陵墓，他们希望自己的生老病死都享有尊贵的地位，所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隐瞒自己的病痛，严禁别人知晓他们的痛苦和病情。而这些位高权重的人对待生老病死的方式不可能不影响到百姓对待生老病死的态度，这也许就是中国人讳疾忌医心理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极权社会，统治者不仅禁止民众了解他们生命的真相，同时也希望通过各种文化来主宰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其中将生老病死的自然生命现象道德化、政治化就十分普遍。在纳粹统治时期，希特勒就视精神病人艺术为“堕落的艺术”、“颓废的艺术”和“退化的艺术”，他认为那些推崇精神病人艺术的现代艺术家都是“被魔鬼和邪恶力量吸引的分子”。1937年7月19日他在幕尼黑组织策划了一个“堕落艺术”展，他认为这个展览是“一堂阐述德国人民有多么堕落的实用课”。在这个“堕落艺术”展中希特勒对作品做了如下的分类：1、蓄意扭曲形状和色彩的作品。2、陈列暗示着犹太人攻击基督教的宗教绘画和雕塑的房间。3、有关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政治性绘画。4、不尊敬军事行动及其目的的作品。5、阐述堕落艺术的变态道德的作品。6、受非洲和南海诸岛（被认为是劣等种族）艺术影响的作品。7、现代艺术家作品与智障或精神病人作品的比较。8、犹太艺术家的作品。9、最后一个命名为“彻底疯癫”的大房间，专门展示现代艺术的国际性运动。

一个国家的国民需有正视自己生命生老病死的心态和权力，这是文明国家的常态。精神病人艺术就是一种不受世俗偏见干扰的生命表现形态，在这种艺术形态中我们可以见到人生命和精神的原型，它就如同一面镜子，我们可以在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心灵的许多真相。只有见到这个真相，我们才有可能理解疾病和超越疾病。

13、再进精神病院

2011年8月5日我带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冯白帆、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生何含子一起去常州和平医院完成研究精神病人艺术的项目。常州和平医院是一家以治疗精神疾病为主的专科医院，在与近百名精神病患者交往中，有一位刚满十八岁的年轻人的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画了几幅既不像人又不像动物的图像，我问他画的是什么？他低声说是“心魔”。

经了解得知，这位年轻人患的是比较严重的抑郁症，这已不是他第一次住院。我向他母亲了解了他患病的原因后得知，这位年轻人在他六岁时父亲因车祸卧床不起，他母亲既要照料父亲又要照料他和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他的家庭因此而变得非常沉闷和压抑，经济上更是不堪重负。刚上初中不久，他们学校隔壁一化工厂出现毒气泄漏，导致数百名学生中毒，这位年轻人也在其中，经医院抢救总算脱离了危险，但还是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母亲说自从这件事之后，他的精神状态就出现了许多异常，怕与人交往，终日情绪消沉低落。

事后我专程去这位年轻人家拜访，他住在常州的农村，刚到他家门口就听到他父亲痛苦呻吟的声音。他家破旧的房屋与邻居精美的别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艺术中心希望帮助这位年轻人，因为他的画显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艺术天赋，我邀请他来南京原形艺术中心画画，并希望他的艺术天赋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没想到他来南京两次住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心情画画，问他其中的原因，他也说不出其中的理由，他母亲说可能是因为在医院有很多同伴，心情显得比较愉快，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可能不太适应。面对他的境况我们也感到力不从心。

这位年轻人的作品虽然不多，但他的画面还是让我联想到法国女艺术家妮基·德圣法尔，德圣法尔也是一位忧郁症患者，也从未有过学习艺术的经历，但她的生长环境为她成为一位国际著名的原生艺术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他们相比，中国的差距的确很大。这些身受疾病折磨的人，虽然没有学习过艺术，但他们却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些灵感是从何而来的呢？我认为与他们精神承受了太大的压力有直接的关系，太大的压力逼迫他们调动了自己的心理潜能，这个潜能就是人的潜意识。在人的潜意识中蕴藏着许多沉睡的力量，其中包括“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宇宙意识”等，这些沉睡的意识一旦苏醒，它们则可以帮助当事人超越眼前的恶劣环境，从而使自己获得解脱，其实这也是人自我防御的一种本能。

14、墨尔本之行

2011年10月我接到亚澳精神卫生协会的邀请参加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的“首届亚太区艺术与精神卫生研讨会”，出乎我预料的是这届研讨会的主题竟是“用艺术推动亚太区的精神卫生”。我完全没有想到今天会有国际组织会想到在亚洲用艺术来推动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之前我以为自己的实践是非常孤立的，现在竟发现有机构将亚太区各个国家做这项工作的人组织在一起交流经验，事后得知澳大利亚的精神卫生事业是世界卫生组织向亚太区国家政府推荐的学习榜样，中国政府每年都会派大批专家去墨尔本学习，他们用艺术帮助精神病人康复和重返社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刚进入我们居住在墨尔本的旅馆，我就在咖啡厅里遇到两位十八九岁的澳大利亚女青年，她俩在咖啡桌前一边聊天一边在速写本上随手涂画，我看她们的画与精神病人的画没有太大区别，如在中国，这两个人的画一定会被别人认为是有精神问题的。但在墨尔本，这类艺术也许就是如此司空见惯，正如一位中国留学生向我们介绍墨尔本这座城市时说“墨尔本街头的精神病人特别多。”他指的那些“精神病人”都是一些让他看不明白的怪人。但在我看来他们都很有个性，精神都很放松。而那位中国留学生的观点可能更能代表中国人，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将自己内心自由地表现出来就是一种病。但今天的心理学已经证明过度地掩饰自己会让人倍受压抑，并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中国人之所以颠倒是非主要还是因为中国人对精神疾病知识缺乏基本的认识。

再说那两位澳大利亚女青年的画，为什么与我看到的精神病人的画非常相似呢？我认为至少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因为都是内心化的表现，一个正常人又如何能做到用图像自由地表现内心呢？其实这种能力是天生就有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儿童随心所欲的画，许多表现的都是他们内心的世界。不同的是我们中国的艺术教育很快就扼杀了人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力，澳大利亚与今天欧美国家一样，他们都很注重保护人的这种天性，而在中国似乎只有精神病人才能做到随心所欲地表现自己的内心。所以有很多学者认为精神病人的原生艺术是人的精神返祖现象。精神病人的这种返祖现象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绘画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如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一些作品与澳洲原住民的画都具有俯瞰大地和深入物体内部透视的特征。我与陪同的翻译聊到澳大利亚原住民，她说我们看那些原住民是界外者，那些原住民看我们也是界外者。到底谁是界外者，谁又是病人呢？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反思的问题。

在研讨会上我的演讲主题是“迟到的对话”，这个“对话”不仅仅是中国与外国的“对话”，同时也是指各种不同思维和精神的对话。当我去墨尔本多个社区参观他们专为精神疾病康复者服务的艺术机构时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差距。这时我也更加明白主办方为什么会选定“用艺术推动亚太区的精神卫生”这样的主题。与亚洲各国代表面对面交流后才发现亚洲大多数国家在对待精神疾病方面的确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如对待精神病人都存在不理解宽容和歧视的较严重现象。究其原因，我认为长期受儒家思想统治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儒家文化在亚洲的影响十分广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亚洲进入现代文明社会时间都比较短，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依靠理性的心理学恐怕不易被亚洲人接受，而艺术这种感性的形式却更容易被亚洲人接受。

15、荷兰国家精神病博物馆来信

2012年5月，荷兰国家精神病博物馆给我写信，他们问我是否可以在中国举办“第四届国际‘癫狂与艺术’节”，他们告诉我前三届分别是在加拿大、德国、荷兰举办，参加艺术节的作品都与精神疾病有关。我接到这封信的第一感觉当然是兴奋，但很快就发现让中国政府接受这样的艺术节一定非常困难，首先我排除了在南京举办的可能性，因为在南京推动精神病人艺术遇到的太多困难让我很难想象在南京举办的可能性。所以我将希望寄托给了中国其它城市。

大庆文联主席柳庄在获得这一消息后表示愿意举办这样的艺术节，很快我们就在上海见了面，柳庄的热情与见解完全不像我接触的其他官员，他对在中国推动精神病人文化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理解非常深刻，他说挖掘人的潜意识能量与开发油田没什么区别，因为大庆是中国油田的象征，在大庆举办这样的艺术节意义深远。我将他的意见传达给外方，没想到外方不同意在大庆举办，外方的理由是这个艺术节需要社会广泛参与，在大庆举办参与的公众人数一定很有限，他们这次明确表示希望在南京这样的城市举办。

南京的确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历史名城，在南京到处都可见到历史文化古迹。但在发掘和推广精神病人艺术的过程中，我忽然发现这些文化遗产似乎成了某种障碍，因为生活在南京的人似乎正陶醉在这些遗产里不能自拔，因此而对新生事物缺乏应有的敏感度，或者说他们的感官已被大量的文化遗产淹没了，所以对精神病人艺术自然没有太多的激情。不过，这也许只是一种表象。

精神病人艺术的魄力恰恰在于它超越了历史与文化，即使与人类文化历史有关，那个文化历史也仅仅是史前的文化历史。或者说，精神病人艺术与我们中国常人的艺术最大区别就在于它与社会现实出现了分裂，即在脱离了社会和文化后返回到了他自己的内心和人的内在自然。而中国常人的艺术恰恰是过于文化和社会化了，所以才让现实中的我们与自己的内心和自然出现了分裂。

2012年5月20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一篇《拆迁、资金、观念多重困局下的郭海平发问——中国原生艺术路在何方？》，没想到这篇报道让艺术节在南京举办出现了可能性，因为这篇报道中也介绍了我希望这个艺术节在南京举办的愿望。江苏国画院名誉院长赵绪成看到报道后来我们艺术中心参观和了解情况，他当即表示支持艺术节在南京举办，并提出给南京市委主要领导写信，希望市领导抓住这个机遇，支持艺术节在南京举办，这位市领导很快批示，希望分管市长和南京市文广新局推动的这个项目。与此同时，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也来到我们艺术中心调研，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我将这些消息立刻通知了外方。

2012年7月5日，国际艺术节主席汉斯和发起人丽莎等三人带着荷兰驻上海总领事的信件来南京与南京市文广新局陈光亚局长会面，陈局长表示南京市领导非常重视，并表示由南京市政府主办、南京市文广新局承办这届艺术节，但最后还需要得到中国文化部批准。在这次会面之前，我已准备好了艺术节的策划方案，为了符合中国国情，在与多方协商后将艺术节名称改成“第四届国际‘异想天开’艺术节”。

五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得到文化部批准，主要理由是文化部对精神病人艺术还很陌生，他们没有任何举办这类艺术活动的经验，对于这艺术节在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很难预料。为此，我向各方面专家请教，希望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南京市鼓楼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邹汉宁的建议让我看到了希望，他说残联对举办这类文化艺术活动很有经验，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是为精神病人服务的政府机关，文化部门如能与残联合作，残联便可以消除文化部门的那些担忧和顾虑，随即我将邹汉宁理事长的建议写信给市领导，市领导很快安排南京市文广新局与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联系。

2013年2月25日，南京市文广新局与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领导来原形艺术中心调研，在与我商谈艺术节方案时提出压缩艺术节资金和项目。一个月后文广新局建议艺术节推迟至2014年10月（原计划是2013年10月），理由是今天和明年南京政府正在全力以赴举办亚洲青年运动会和青年奥运会，同时也希望我能在今天8月举办的南京文化艺术节中推出一个反映中国精神病人的画展，对于这个画展我当即表示一定积极准备，至于艺术节推迟到明年，我说需要向外方请示。5月9日，外方终于答应我们将艺术节推迟到2014年10月举办。

16、出版《原生艺术手册》

2013年1月，我主编的“原生艺术丛书”第一本《原生艺术手册》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介绍世界原生艺术的工具书，它例举了180位国际著名的原生艺术家个案，介绍了遍布世界各地的150家相关机构和36家网站，同时对一些经典的学术专著和出版物予以了介绍。这本原著是法国原生艺术画廊的老板波斯特先生来中国送给我的礼物，除此之外他还赠送了很多其他画册给我，他希望中国人了解原生艺术，也希望欧洲人能早一天看到中国的原生艺术。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国际原生艺术的发展，我首先请我妻子和侄女帮我翻译这些资料，然后又招聘了一位专职翻译。上海大学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张天志先生常年资助收藏一位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绘画，当他得知我希望出版一批国外原生艺术图书时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很快便决定出版一套“原生艺术丛书”，前三本是《原生艺术手册》《原生艺术的起源》和《发现精神病人艺术》，为了联系作者和国外出版社张天志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困难，即使如此，他还是非常坚持，因为他深知出版这些图书对于中国人而言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原生艺术在西方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种类发展至今至少有一百年的时间，这些作品最早在精神病院里被医生们发现，法国艺术家杜布菲的介入使这类艺术真正走向了社会，在他数十年的持续努力下，原生艺术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至于原生艺术最早产生于什么时间，现在已无法考证，应该说史前人类的艺术都可以列入到原生艺术的范畴，所以它的历史至少也有数万年。

原生艺术之所以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西方受到广泛的关注，我认为与西方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西方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让西方人的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让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开始对崇尚科技和理性的文明产生了怀疑，他们希望从文化源头中找到启示，同时也希望建立一种制约科技和理性无限发展的文化力量。二战后西方的哲学、医学、艺术、人类学等人文领域纷纷开始反思，杜布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开始收集、整理、推广原生艺术的。

原生艺术受到关住的另一个原因是西方文化自古以来都保留了求真和敬神的文化传统，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对个性的推崇也为原生艺术家的生存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相比之下，在中国推广原生艺术之所以会面对这么多挑战，是因为中国恰恰缺少那些求真、敬神和崇尚个性的文化，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接受和尊敬原生艺术家，并学会欣赏他们的艺术已成为今天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全新挑战。

17、反思

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一旦形成，它就会成为一个无比坚固的封闭系统，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对于外力的作用会做出条件反射式的排斥，除非有某种外力具有足以冲破这个封闭系统的力量。那么，精神病人艺术是否就是冲破这个封闭系统的力量呢？我以为它至少是属于一个冲破这个封闭系统力量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它正伴随着一种冲破这个系统的强大力量，这个强大力量就是全球现代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进程。

现在再看中国封闭的文化系统，我们不难发现它的保守与落后，这种保守与落后是因为这个文化系统在过去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都是为极权统治服务的。五千年前，中国五帝时期的颛顼黄帝之所以推行的“绝地天通”的政策，就是为了方便他的极权统治，而在他之前，与天地神灵对话则是普通百姓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内容，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颛顼黄帝剥夺了百姓与天地神灵自由对话的权力，这种管理国家的政治思想后来又逐渐渗透到医学、艺术、伦理道德之中，最后使其不断完善，整个过程经历了数千年。

当今的中国已进入到全球化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独立地应对来自全球的挑战和竞争，这时，那个封闭的传统文化对个人思想行为的统治便难以继续发挥作用。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每个人都必须尽最大可能地解放自己和调动自己的潜能。精神病人艺术的出现恰恰可以满足人们解放自己和调动自己潜能的需要，因为精神病人艺术表现的正是人的潜能。

与西方有所不同的是，中国长期缺乏独立、公共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些知识分子的觉悟和启蒙，公众很难有更开阔的视野，大家也只能集中在十分具体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中。在现实生活中，一旦遇到突破具体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的问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感到慌恐和紧张。精神病人艺术表面上看是一种疾病的表现，但这个疾病的表现却远远超过了中国人的知识经验，因为它涉及到人的自由精神，因为它表现的是世俗生活之外的世界。

欣赏艺术的目光是感性的，但这种感性从来都不可能与它身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断绝联系，所以欲让中国公众学会从精神病人艺术中获取力量，独立、自由、公共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家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遗憾的是中国一直缺少像尼采、弗洛伊德、荣格、雅斯贝斯、克尔凯戈尔、凡高、蒙克、克利、布列东、毕加索、福柯、德勒兹这样的人群，正因为如此，中国公众在面对精神病人的表现时才会感到惊恐、冷漠或莫名其妙。

18、继续反思

在全球化的竞争与挑战面前，中国人虽然希望尽可能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但现有的一系列制度却严重限制住了中国人对自己潜能的调动。如在大中小学的艺术教学大纲中，对偏离写实主义的主观表现依然采取毫不宽容的态度。在道德教育中依然视个人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国家意志为无上的光荣，反之则是一种耻辱。主流的精神病医学至今推崇生物医学模式，将人的精神活动视为一种生物化学反应，忽视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对人精神活动的重要影响。2013年5月1日开始在中国实施的精神卫生法依然赋予精神科医生过多的权力，对于法律专家、社会学家和精神病人个人的意见依然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

在现实中，管理、限制精神病人思想行为的政府部门众多，一旦涉及到为精神病人提供服务，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却显得异常困难，任可一个部门的阻碍都可能使服务的落实成为泡影。正是这些制度和观念的束缚使得精神病人在重返现实社会的途中充满了艰辛。大部分精神疾病康复者在现实生存发展中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关心与帮助，相反还有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歧视，为了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他们常常不得不隐瞒自己的病史和真实姓名。

面对公众，不说明那些作品是来自精神病人，公众就很难理解和欣赏，但说明了作品的真实来源，作者和作者家属又不得不承受莫大的社会压力。解决这些矛盾的困难完全出乎我之前的预料，所以有朋友说我做的这个项目是在岩石上生长的花树。

即使再困难，我也不愿放弃这个项目，因为我希望中国人能多一点个人精神生存发展的空间，也更希望中国人能早一天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精神病人艺术与其他正常人艺术的不同就在于它可以让我们看见自己精神的原貌，只有看到这个原貌，我们才会知道自己的精神是如何被遮蔽的现实，只有知道这个现实，我们才有可能思考如何解放自己，并让自己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

好就好在今天的中国与世界交住的大门已经打开，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获得我们想要的一切信息，也可以想去我们想参观的国家和展览馆，有了这些条件，我们便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这一切在三十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如果退回到三十年前，中国是不可能允许出版《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我病故我在》《原生艺术手册》这样的图书，更不可能允许成立专为精神病人服务的艺术中心，虽然刚刚颁布的中国精神卫生法还存在许多缺憾，但它毕竟开始关注精神病人的生存发展权力，眼下，我们正在为举办第四届精神病人艺术节做最后的努力，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应当承认中国人正在从自圆其说的封闭文化中走出，并逐渐走向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