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淮

不知是年迈眼疾的缘故，还是社会与文化变故的原因，近几年来，我很少阅读虚构体的小说了，我的阅读兴趣似乎已经渐渐地转向非虚构文本。而与此同时，我忽而发现，一些过去以写小说闻名的作家好像也有意放慢了写小说的速度，而逐渐转向了散文随笔体文本的创作。即更多地在一段时间内将笔力投向了非虚构文体的写作。早几年，我读过南帆写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贾平凹写的《定西笔记》，何士光写的《今生》，而今我又读到阎连科上世纪末所倾力写出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及近年所写的另一本长篇散文随笔体作品《北京，最后的纪念》。这些作品不仅把我带进了童年与乡间的生活记忆，同时，也让我思索着当代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国人正在发生的某些精神蜕变轨迹。

作为文学期刊的退休老编辑，诚然我已多年未与阎连科有书信往来了。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与连科的初识，还是在北京东城区的一家小饭馆内。那是我的评论界老友雷达先生介绍我与京中三位中年实力派作家见面叙谈的，同坐者还有刘庆邦、毕淑敏两位。前几年在南京召开的一次当代作家作品研讨会上，虽与连科又见面，但未及细谈，就匆匆作别了。我与连科结识之后，连科曾连续为《钟山》写过4篇小说，可算是作家与刊物友好合作的初步成果。再往后，我从《钟山》正式退休，也便与连科别无联系了。但作为连科的朋友与读者，我仍然继续关注着有关连科的创作讯息。

恍惚就在近一二年来，忽然地我从报刊杂志上不断地得悉有关他的一些非同寻常的讯息，于是，我不顾年迈眼疾，找来他刊发于《钟山》2009年第2期上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又从书店买来他的近作散文随笔集《北京，最后的纪念》，慢慢地阅读起来。随后，连科与他的乡土情结和人文情怀，不禁又陆续地浮现在我的脑际，盘旋于心间。我知道，这多半不只是我们曾是文友，更因为我俩都是来自乡土的人文知识分子。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涌动着浓浓的乡土情结，都怀有对农民和乡亲的牵挂之心。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即得知，连科是一位以《黄金洞》、《年月日》、《耙耧山歌》、《 瑶沟人的梦》等优秀小说屡获文学大奖，以农村题材作品而闻名文坛的乡土作家，其后他在《钟山》所发的4篇小说和1篇散文，虽然所写的依旧是农村题材和“文革”故事，但毕竟已经注入了诸多新的小说元素，比之前期创作，可称是幅度较大的变调。尤其是近作里的文学新元素，已逐渐地使他具有了中国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成为一位低调却又颇受争议的作家，甚至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论说起来，我与连科的结识与约稿，以及之后的书信往来，还当首先感谢我的评论界朋友。上世纪80年初，我与时在《文艺报》供职的雷达即已相识，之后他转至《中国作家》当主编，我们又成为同行。不久，他到作协创研室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曾为《钟山》写过多篇颇有影响的作家论，给过我和杂志许多帮助。1993年前后，我在家赋闲二三年复出主持编辑部日常工作，当时考虑到我过去熟识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大都已为《钟山》写过不少作品，刊物尤需扩大作家队伍，寻找新的稿源，于是，我遂写信向雷达求教，务请他为《钟山》为我介绍继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之后从全国各地陆续涌现出的实力派作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熟悉作家创作状态，又见多识广的评论家雷达，才有机会把阎连科、刘庆邦和毕淑敏推荐给了我和《钟山》。

事实上，作为一家省级地方刊物，《钟山》要想在上世纪80年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全国多家文学期刊中，争得一席地位，便不得不借助评论界各种朋友关系，来团结、联络一些有实力或正在走红的作家。在那段时期内，我正是通过评论家何西来结识李国文和邵燕祥，通过张韧认识邓友梅和张抗抗，通过王春元认识谌容，并通过创办“作家之窗”专栏吸引一些著名作家。我一直认为，对于一些创刊不久知名度不高的刊物来说，这实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组稿方式。以至直到如今，每一回忆起《钟山》的创刊历程，我都会从内心涌起一股对这些评论界朋友的感激之情。

所幸的是，朴实爽朗的连科没有辜负雷达的推荐，只待我赴京去他住在北京清河二炮家里拜访过一两次，并有过一两次电话通讯和书信往来之后，他便在1994年底给我寄来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这便是刊发在1995年第1期《钟山》上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近日翻拾到1994年10月4日连科给我的来信，只见他曾谦逊地写道：“匆匆忙忙将稿子看了一遍，寄您，审后如觉得哪儿不妥，请不要为难。我自己知道，我的作品，大都是极不合时宜的，用与不用，我都非常理解。”接着，他还写下了几句对当下《钟山》的鼓励之语：“有《收获》、《钟山》等刊物，中国文坛才显得完整，有生气。中国好刊物不少，缺一个两个无所谓，但没了《收获》和你们《钟山》，谁都会觉得文坛少了什么。”

从这次信稿的友好合作开始，连科在十几年间，又陆续在《钟山》上刊发了中篇、长篇、短篇小说各1篇，此外还有散文一篇和长篇散文集一本。这就是：《金莲，你好》（ 中篇）、《 坚硬如水》（ 长篇）、《 思想政治工作》（ 短篇）、《感谢祈祷》（散文）及2009年的散文《我与父辈》。这些作品都用创作实绩告诉读者与期刊出版界，勤奋笔耕的连科实在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文坛上出色的新乡土新军旅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作为新乡土新军旅文学的代表作家，连科的早期作品所写题材与人物自然大都离不开乡土与军旅。乡土与军旅几乎构成了他初期与中期作品的主要题旨。即以刊发在《钟山》上的代表作《坚硬如水》为例，当可说明他创作的某些特色。连科自小出身于河南农村，青少年时经历过人间尤其是农民的各种苦难生活，目睹过“文革”中各种荒诞怪异的人和事；稍长，他从军学习写作之后，又有机会接触过一些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并受其影响，因而，当他三十五岁再来创作表现他眼中的“文革”时期农村生活的作品时，他便再也不会采用像赵树理、浩然、刘绍棠等老辈作家那样的笔法，也不会持王安忆、韩少功、史铁生等知青作家那样的视角，他几乎是用放荡不羁又冷嘲热讽的笔调，抒写了一个复员军人在农村“文革”背景下，在伟大语录的蛊惑中，近乎疯狂的造反夺权行动，和纵欲无度无法无天的怪异心理。在作者的笔下，“文革”中的农村造反行为，哪里还有革命的意味，简直就是一场喜剧、闹剧和悲剧的奇妙复合。荒诞的言行，野性的展示，冷嘲热讽的语调，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这部作品的创作，确实呈现出某种魔幻的色彩。

连科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乡土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善于吸纳各种文学元素，追求并完成文学创新和蜕变的现代作家。继《坚硬如水》之后，他又连续出版了《受活》、《风雅颂》等长篇新作。如果说，此前的创作主要是以小说文体，集中地展示了他浓浓的乡土情结，那么，2009年前后，他创作、发表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及随后出版的《北京，最后的纪念》，不仅使他的乡土情结得到了更大的释放，而且也大大提升了他的人文情怀，完成了文体与观念的跨越与蜕变。我以为，探究这种跨越与蜕变，不仅对于连科的创作道路，而且对于时代文学的演变，均有一定意义。

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农村，又饱尝过苦难童年的人，自然时时会产生逃离农村的想法，并热切盼望着摆脱土地的羁绊。可即使参了军进了城立住脚跟之后，与农村的父老乡亲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又哪里能隔断得了？与苦难土地的精神牵挂又怎能舍弃得下？即使是连科二十岁参军，三十多岁已在他所创作的近百万字的作品里，倾诉了对乡土对苦难的怀念之情，并已成为小有名气的部队作家，但他依旧摆脱不了对家乡父老乡亲对苦难童年的眷恋。我以为，与其说，这是连科的固执守旧，不如说，这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和优秀作家的可贵素质。

我知道，这就是2007年，继父亲和大伯相继去世之后，连科四叔也骤然去世，连科匆忙回乡奔丧之后，便迅捷赶写、出版了这本长篇散文集《我与父辈》，并尽快刊发于《钟山》2009年第2期的必然成果，也是二三年之后，连科躲避城市的喧嚣，隐居城郊，过着近似田园生活而不得最终又创作了散文随笔体的《北京，最后的纪念》的必然结果。是的，《我与父辈》及《北京，最后的纪念》，对于连科来说，不仅是作者思想情愫和乡土情结释放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个现代作家忧国忧民情怀的正常展示。当然，表面看来，这两本小书对于已经创作了几百万字的小说文本的作者来说，也许还算不上什么精品力作，但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盖因在我看来，这两本薄薄的小书，实在是作者倾注一生的乡土情结和人文情怀的充分展现与完美融合。

对于解放后出身乡村的人，尤其是经历过农业合作化公社化苦难的农村青少年来说，城乡差异一直是横亘在人们心中的一道深深的沟壑。由于自小出生于中原山区，入城离乡年过半百之后，连科再来回忆童年生活，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诚如连科所言，“七十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动。”“乡村，不是那个时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一样，主体是城市，不是乡村和十亿农民。”作为当代颇有影响的乡土作家，连科已清醒地意识到，他与老辈乡土作家及知青作家创作的不同就在于：除了自由居住权、迁徙权的丧失之外，便是对土地的感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解放后出身农家的乡土作家与无数青年一样，对城乡和土地的感情、感觉，几乎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对乡土的逃离、决绝和眷恋之情，几乎同时萦绕于心间，无法分离。

在《我与父辈》的创作里，作者以朴实平稳的语态，以细腻亲情的笔调，抒写了父辈三位老人的生活经历与情感履历，作品中没有华丽的语言和跌宕的情节，却极为真实地表现了解放后至上世纪末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的生活状况与精神面貌。作者笔下的乡土和农民，显然不同于浩然、刘绍棠那辈乡土作家。《我与父辈》的主要价值或独特贡献，也许就在于作品不仅真实生动地表现了来自农村的一代中年作家对父老乡亲和乡土的眷恋之情，更在于作者对中国当下土地政策、城乡变迁和农民命运的深刻反思。面对中国农村存在的种种生存状态，人们不能不思考：当代农民为何长期贫困无主，渴望逃离土地、进入城市？这当是中国当代乡土作家挥之不去的心结。

读着《我与父辈》以质朴语言舒缓笔调所散发出的乡土气息，和浓浓的思亲怀乡情结，我不由感到，这部长篇散文的写作，已远远不像他早期创作的乡土小说，更与中期创作的《坚硬如水》的嘲讽语调大不相同。他似乎又回到生养他的中原大地，再次呼吸着家乡的新鲜空气，笔调和口吻异常地亲切淳厚，祥和安定了。

说到农村父辈的生前与死后，还有作家儿子的愧悔，不禁让人怦然动情、潸然泪下。以至读着连科的《我与父辈》，我不禁也想起我的少年时期家中的困境，想起我的父（母）辈，是如何在多子女的家庭里艰难支撑起生活重担的。由此亦可想见，作者撰写此文，实乃是一个出身农家、曾经饱受过苦难的作家正在“实行一次良心的清洗与清理”，也可看作是“清算一下所欠父亲的债务”，与情感的自我救赎。

记得这已经是第二次阅读作家叙写父辈的长篇散文了。先是七八年前我读南帆所写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这次是阅读连科所写的《我与父辈》。这两篇长篇散文的共同之处是：满怀着游子思亲怀乡般的至诚情感，抒写着儿辈对长辈的愧疚与牵挂，同时也表达着父辈所处时代悲剧的沉痛和深切批判。所不同之处则在于：一个是学者更多的以理性笔墨记叙前辈解放前后的生活经历，特别是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对人文知识分子精神的伤害与摧残；另一个则是出身农家的乡土作家在对解放后农民贫穷生涯与精神困窘的逼真描述中，所作出的深沉而痛苦的思考与批判，从而充分地发挥了长篇散文随笔文体的优势，也展现了连科可贵的探索勇气与文学才华。

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以半是叙事半是随笔的笔法，加之小说的细节白描手法，把叙述、议论和白描的手法糅为一体，十分精彩到位地写出了社会转型期间，尤其是“文革”前后和随后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变迁的情况，尤其是中老年农民的精神蜕变过程。从这一特别的角度上说，连科的长篇散文及其后所写的《北京，最后的纪念》，一点也不逊于他早期的成名作和中期的变调小说的成就。

作为当代一位出身农家的有影响的乡土作家，阎连科虽然移居城市、生活在首都已经多年，且随着几百万字作品发表，并多次荣获大奖，或许亦可列入当代作家富豪榜了。可是，连科对土地和乡土的眷恋，对农民命运的牵挂，一点也未减退。新世纪来临不久，前几年，他终于作出一项惊人且又合情合理的决定：花光多年积蓄，在北京西南郊租下（租约40年）了一所711荒园，过上了渴望已久的乡村田园生活，“开始了我这一生最为奢靡的诗栖人生。”并以此延续这位乡土作家对乡亲、乡土的眷恋，也满足了这位文人对喧闹城市的厌倦，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这就是围绕711园兴废随后所写的另一本散文随笔集《北京，最后的纪念》的出版。

如果说，《我与父辈》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品在对父辈三位老人平身生活状态（包括物质与精神）的记叙与书写，不仅表现了作者浓浓的乡土情结，而且直接接触了解放后相当长时期内，农村与农民问题的症结——极左的土地政策所带给农民的深重灾难，那么，《北京，最后的纪念》则通过质朴细腻的文笔尖锐地表达了在当下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与农民所遭遇的新的困窘与新的危机。这两篇纪实的散文随笔体作品，规避了小说虚构体的弱点，采取直抒胸臆的纪实笔法，真实亲切地表达了作者直面生活的勇气与观感。

作为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阎连科在参军进城前曾在农村度过20年的贫困乡村生活，那时的连科曾经如解放后的大多数农民一样，时刻期盼着逃离农村、走进城市。但一旦入城10多年后，农村的父辈们陆续逝去，他忽而发现自己并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喧闹的城市生活。他仍然留念着土地与农民。而他对农村生活的向往与念想，在711荒园顿时化作了对农具、花草、果蔬的眷顾，甚至是对昆虫、花鸟、牛羊等动植物的倾情关注。当然，由于生活状态的转变，这时的眷顾与关注，早已不是青少年时期对生活的物质需求，而变作了一种情感上的满足与渴望。

翻阅《北京，最后的纪念》，我本以为，作者的笔触所至，首先将是土生土长于土地上的庄稼（粮食）或是庄园内的生物或家畜。可是，第一节里所写却是与土地伴生，又无法诉说的农具。而且，主要并非农具与家人的亲情记忆。作者似乎有意摆脱抒情散文的模式，而追求随笔式笔法在自由议论的漫思中浸润着自己的奇思妙想和浓浓的乡情。在这里，陈旧的农具成了初始阶段，具有了历史与文化的意义，于是，在作家的笔下，了无生气的陈旧农具，也便有了鲜活的生命和意义。

早在青少年时奉读田园诗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时，就知道古代文人里，确有那种藐视权贵，不为五斗米摧眉折腰的清高品质。十几年前，也听说北京有些作家不耐京城的喧闹，而在北京郊区购房寻求清静日子的事例，如今读着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随笔集，方知连科购买居住711园，却有着别一番情趣：他不只是耐不住城区的喧闹，躲避到乡间来寻求清静，他还要亲自整理农具，种植菜蔬，与蓝天白云为友，与花鸟虫鱼作伴，享受重新拾回伴随土地与农村的的乐趣。也许这正是作为乡土作家的连科，与其他住在城里，偶尔到乡间寻找野趣的作家的不同之处。于是，他置身711园，才有了这样的体悟：“原来，种菜不仅是一种劳动，而且是一种真正的富贵方式……只要一个人可以把对名利/地位的欲望转生为对蔬菜生长好坏的担心，人生就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他远离城市，躲到乡间亲自耕耘劳作，或许他原以为可以像古代文人躲避官场的污浊，享受隐居的闲适清静了。可实际上，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迅捷跃进中，他的这一愿望很快就虚幻般地被无情的现实所击倒粉碎了。他的711园就像无数乡间农舍民居一样，顷刻间便被隆隆的器械声轰毁推倒，化为一片废墟了。仿佛这里已容不下庄园主人的置疑质问，个人的知情权、申诉权几无保障。真个是，他的情感家园的顷刻坍塌，所给予作家的心灵震颤无疑是十分巨大而深刻的。于是便有了《北京，最后的纪念》，以及稍后的小说《四书》。

阎连科曾是个土得掉渣的乡土作家，他又是一位生活观念与文学观念发生急遽变化的现代作家。一如他的出生同省作家刘震云一样，他们早期作品与近期作品确实发生了从形式到内容的明显蜕变。是时代、社会的巨变，是生活与经历的激变，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道路与创作道路；当然，也是作家自觉的创作追求。虽然，对这种蜕变的得失，人们自可各抒己见，但在我看来，这种蜕变，无论是对时代还是作者自己，不仅是必然和必要的，也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近读2011年第3期《扬子江评论》所刊载的连科专栏文章，连同观看他的一组近照，不禁让我体悟到，那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8张照片里，透过连科眼神的变化，似乎便足可显示出发生在他生活、思想和创作道路上的蜕变轨迹。难怪评论界称他为“土地的儿子，苦难的大师”。我以为，这并非是过誉之词。尽管面对托尔斯泰、鲁迅等文学大师，他仍有难以言说的愧疚。诚如他在《文学的愧疚》一文中所写下的肺腑之言：“当我真正面对文学、面对中原大地和故乡那块土地上荒唐可笑、不可思议的一切时，心里总是有隐隐的不安与内疚。”“我有愧于那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人们……我没有写出一部无愧于那块土地和那块土地上芸芸众生的作品。”应当说，这不是连科故意作秀或过于自谦，而是一个优秀作家甚至可能是大作家应当具备的素质。

近读连科的《我与父辈》和《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又反复凝视着他刊发于《扬子江评论》上的那组照片，以及透过照片所流露出来的他那独有的深沉、凝重而又略带几分忧郁和愤懑之情的目光，我不由得愈发相信，这位当代乡土作家，今后当能写出真正无愧于那块土地无愧于时代的力作来。

近日在《文学报》所举办的“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奖活动中，评委丁帆先生在谈及优秀“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评选标准时强调说：“一个没有深刻思想作家出现的时代是一个悲哀的时代，而没有一个有剖析和批判时代精神病灶的散文出现，那是我们散文作家的悲哀。”我以为，连科的散文近作表明，他确实是自觉地朝这个方向前行的。尽管在前行的路途上，曾遭遇过各种非议与挫折，但他仍在坚定执着地前行着。作为他昔日作品的责编和朋友，现时的读者，我愿借此文来表达我衷心的祝愿。

是的，对于农家出身少小离乡的人来说，长大之后，无论你走多远，离多久，终老之际，那一段农家与乡土的日子，总还是永远抹不掉的记忆。作为一个也是农家出身、少小离乡，如今已经年过七旬白发满头的老人，我尤其应当感谢连科用他充满乡土情结和人文情怀的《我与父辈》与《北京，最后的纪念》，来满足我的思亲怀乡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