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

一

有论者曾将“物”——以上海顾绣为原型的“天香园绣”，看作王安忆《天香》的中心，将“天香园绣”的历史，看作是沈从文后半生所投身其中的物质文化史的一支一脉，并以“一物之通，生机处处”，分析了“天香园绣”所连接起来的几个层次——由向上是艺术、向下是百姓生活与民间生计连接起不同层面的世界，由天工开物、假借人手连接起各种人事、各色人生尤其是三代女性的寂寞心史，由其所产生的时代连接起一个阔大的晚明全景图，并与时势、气数、历史的大逻辑相通。有如此气象万千并充满哲思、妙想、诗情的“物论”在前，本文关注的仍是“天工开物、假借人手”的“人”，且首先是常被论及的共创了“天香园绣”的几位女性，小绸、闵、希昭和惠兰。

这几位女性中，除了辈分最低的惠兰是生养于天香园中的申家女儿，其余则都是带着各自的身世嫁入申家，与申家的富庶奢华、锦衣玉食却没有“渊源”（小说中写到，申家到儒世、明世一辈也即明嘉靖年间，才与仕途经济有涉，并多次提到或者说强调申家的“没什么渊源”）不同，她们的家世则都颇有来历。

明世的大儿媳妇、柯海的妻子小绸，是距上海城七八里的七宝镇徐家的女儿，徐家本是北方陇西人，祖上在宋时有封地，随康王南渡，在南宋做官，子孙由于兵乱而逐渐定居七宝，徐家的来历虽早已随宋世湮灭而消迹，日子还有些拮据，可修有宗祠，代代相继，是有踪可循的正统人家，小绸在家读过书，出嫁的妆奁中有一箱书画、一箱纸和墨锭，柯海纳闵为妾后，小绸还曾作璇玑图寄托情思。闵家虽非书香世家，却是世代织工，从苏州织造局领活计供宫内所用，闵师傅是花本师傅，负责织工中最精密的一道工序，柯海随阮郎到扬州游玩，途中在胥口停靠，穿街走巷造访了闵家，遇见了坐在廊檐下俯头绣花的闵，被柯海比作“活脱是乐府诗的意境”，柯海的驻步微笑被闵师傅看在眼里，由此结成了一段并不幸福的姻缘，但却将绣艺带入申家。小绸的决绝，使伤心的柯海冷落着闵，在镇海媳妇的联络下，被冷落的闵一心想与小绸交好，镇海媳妇去世后，闵更是一心要与小绸做伴，有意疏远柯海，于是小绸的书香诗心加上闵的绣艺，便开创了天香园绣。生于观音诞辰日的希昭，是杭州城沈家的女儿，沈家祖上在南宋做过盐茶钞合同引押的官，家道中落后定居到候潮门直街的打绳巷，处处是南宋遗址的打绳巷，随着岁月流逝、朝代更迭，早已变成烟火溽染的市井里巷，但沈家却闹中取静、性情淡泊，仍以诗书传家，颖慧的希昭自幼被老太爷当男孩养，七岁请了蒙师破蒙，八岁时因想当晋太元中桃花源的武陵人，被蒙师吴先生起号“武陵女史”，等她嫁给镇海的儿子阿潜，以绣作画时，则以“武陵绣史”落款，将天香园绣推至更高境界。

以气运相通观之，小绸、闵、希昭的家世来历使没有渊源的申家有了些历史感，也因她们的家世来历，为申家在“ 一夜莲花”、“ 香云海”、“ 天香桃酿”、“ 柯海墨”之外，增添了更为雅致、更有生命力的“天香园绣”，而这又离不开申家的讲究排场、喜爱玩乐为她们搭建的施展才华的天地，反过来，天香园绣又延缓了气数已尽的申家的败落，甚或说为申家又添了生机，而在这个过程中，镇海的孙女惠兰走进了天香园绣的历史。

比起伯祖母、伯姨祖母和婶婶家的家道中落或窄门小户，惠兰可说是贵族之家的金枝玉叶，惠兰的外婆家是上海名园愉园的彭家，彭家的门第、渊源、声誉比申家还胜一筹。耐人寻味的是，小说在描写惠兰或惠兰母亲这样的金枝玉叶时，却不像写小绸、闵、希昭时的不吝赞美，这也许是为了在富华门第与天资容貌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与小绸、希昭的能诗会画不同，惠兰对读书却始终不开窍；与小绸、希昭的气度不凡、容貌俊逸或闵的形容姣好不同，惠兰的长相是脸颊丰圆、眉眼浓浓、鼻梁略平、鼻尖略翘起，像个俏皮的乡下丫头，而这两点都随她那爱笑的母亲，小说的解释是“大家子的人多少有些混沌，是不更世事所致，别一种的娇贵”。可与母亲的“一路蒙到底”不同，正在天香园绣扬名天下时出生的惠兰，一下地便摸针，一旦到了花绷上，对着丝线绣针，便顿生慧心，但她的绣艺又并非十全十美，从孩童时喜欢俗艳颜色，到渐渐有了鉴识清雅下来，可不时还会冒出像个乡下丫头似的村气，不过这蒙塞中透进的分外明亮的一隙光，还是为她日后设幔授艺、终至绣成四百八十八字的“字字如莲，莲开遍地”的《董其昌行书昼锦堂记屏》埋下伏笔。天资、相貌似乎都要比几位长辈逊色的惠兰，却能够将天香园绣发扬光大、另创一境，其中的因缘际会，与她的出嫁密切相关。

惠兰的婆家姓张，住在三牌楼新路巷巷底的一座不大的宅院里，张家与小绸家一样也是北方人，祖上做过正三品的官，元明鼎革之际迁来上海，家族已经零落，如今只有几十亩薄地、百来卷诗书，勉强可称小康，因两个儿子张陞、张陛双双通过院试取了生员，渐有些兴起的声色。张家不得不提的是张夫人，小说对她的描写是身量高大、仪态端庄、素雅沉着，是“巾帼中的英雄”，没裹脚，家中大小事都由她做主，且以“治国之才治家”，因此她并不以申家的“阴盛阳衰”——男人们都喜欢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往往一事无成；女人们的绣倒成天下一绝，闻名四方——为怪，却以为这家人有性情，当她在惠兰父亲的“亨菽”豆腐店看到形容天真的惠兰，打定主意向申家提亲时，因着家世渊源和儿子的前途无可限量，并不因家境寒素而觉高攀。因此，张家的精气神儿，并不是那两个有天智且勤勉的儿子，而是张夫人，这里显示出作者设置人物时的独特之处，比如闵与希昭，她们的出类拔萃除了天资与家世濡染外，还离不开身边都有一位像张夫人似的不凡长辈，那就是闵师傅与沈老太爷，他们也和张夫人一样，一心促成了女儿或孙女的姻缘。小说曾多次或直接或间接对闵师傅大加褒奖，如闵师傅在第二卷中到申家走亲戚时，借小绸之口赞他不卑不亢、出语大方、很有见识，又借他之眼指出希昭的不可小视，并因此改变了他认为申家气数将尽的看法，而是有更大的势不可挡、摧枯拉朽的气数，这其实亦是他有见识的体现；而在希昭的成长过程中，从开蒙、读书、临帖、临画到日常游冶，都有着沈老太爷希望孙女长成才女的悉心调教。

在申家人看来有些“憨傻”的惠兰的出嫁，在富华门第与天资容貌之间的平衡关系似乎又回来了。与小绸、闵、希昭因家世渊源、天资容貌嫁入申家相反，欠缺这些“资历”的惠兰却出嫁到了拥有这些“资历”的张家，但此一时非彼一时，爱面子的申家因置办不出惠兰的嫁妆，而将婚期一拖再拖，最终在张家的催促下，贱卖田地才拼凑出七零八落的嫁妆，惠兰向小绸讨要了“天香园绣”的名号做压箱的妆奁，谁知竟派上用场。张家并未如张夫人设想的事在人为，惠兰进门两年，儿子灯奴半岁时，一向体弱的张陛染伤寒而去世，张老爷一日日委顿下来终至逝去，大儿子张陞携妻儿入赘岳丈家，留下要强的张夫人与惠兰母子，为生计所迫，寡居的惠兰由在白绫上绣《昼锦堂记》打发时光，开始绣素净的佛像换钱度日，而她向张夫人明志时剪下的一束头发，被小丫头戥子辟成丝，竟又创了发绣。惠兰因同情乖女的不幸遭遇（儿时因意外受伤毁容），为给她一个安身立命的归宿，在戥子姐姐的请求下（乖女为戥子姐姐的小姑），与张夫人商议后，拜嫘祖为师，收下戥子、乖女为徒，使原本来自民间生计的天香园绣又回至民间生计。

在惠兰将天香园绣另创一境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柯海小妾落苏生的儿子阿暆。阿暆落地时天有日再旦，已令家中人惊诧，与申家人的身个颀长、脸型匀长、修眉秀目不同，他是敦实有力、圆头大眼、眉间宽、鼻翼宽，且自幼出言有趣，在塾中读书时，因过于活跃多思而学业平平，被先生谑称为“异端”、“偏德”，长大后越发风趣，结交广，却全是市井的三教九流，是申家头一个会办事的“务实”的人。阿暆虽是叔叔，由于与惠兰年龄相差不大，两人自幼就交好，惠兰出嫁后遭遇种种变故，他一直勉力照应，惠兰的绣活就是他找龙华寺一位名叫畏兀儿的朋友接来的，惠兰也因此以绣佛像而得名。

由申家的“异数”阿暆，可牵出《天香》中的另一脉人物。首先是他的母亲落苏，小说中写到，阿暆的外貌长相、言语风趣，都随他的母亲，而他被称为“异端”的胡思乱想，有一半也来自母亲的村俗见识。落苏是浦东菜农家的女儿，被申夫人买来专门伺候柯海，因见她憨态可掬、皮实开朗，不像小绸、闵那样需提着精神应对，便收了房，落苏虽呆愣，但耿出来的心机却颇为可叹，比如她不识字却会自创文字，一个圆是日头的意思，一个半圆是月亮，一堆墨点围在圈里是米，如此等等。等到申家式微，柯海、小绸等相继过世，阿暆因加入东林党被捕时，心宽的落苏自在门前开了一畦菜地，既够一大家的日常食用，也可送左邻右舍，“生出一股怡然自得，不把落魄当回事的样子”，而这也颇合乎申家人的性情，好比紫藤一类的花，“开相好，败相也好”。而柯海对落苏，有些类似父亲当年对荞麦，两人都是乡间野地里无拘束地长成，属《诗经》里面“国风”一派，这就回到了小说开始申家初建天香园时，为请大木匠造园子，儒世、明世兄弟曾专程去了一趟章师傅居住的白鹤村，遇到了章师傅的小妾荞麦，明世见她发黑黑、颊红红、笑眼弯弯，便心生怜惜，自此决意要觅一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乡下丫头。章师傅一手建造了天香园，同时又是柯海的玩意儿老师，申家轰动一时的“一夜莲花”、“香雪海”都出自他的手，是木匠行中的状元。

于是，来自不同地域——上海近郊的小镇、村落以及历代古城苏州、南宋旧都杭州，不同阶层——没落淡泊的诗书世家、怡然自得的能工巧匠、一派天籁的乡野人家，不同气质——或天资聪颖、世事练达、风趣彪焕或混沌、朴拙中透出一隙亮光、一点心机，却又有着相近性情的人——都是钟灵毓秀或貌似寻常却天赋异秉，汇聚于商渎之邦的上海申家，最终成就了天香园绣。

二

综观王安忆之前的作品，不难找到与《天香》中相似的人物或人物设置，而这些人物的生活背景，也不外乎上海、古城镇、村落的寻常巷陌。

比如《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秧宝宝、蒋芽儿等几个水乡小镇的女孩，应属于荞麦似的《诗经》里的“国风”一派，只是小说截取的、细致描摹的，正是她们在乡野间无拘无束成长的纯真岁月，而不是荞麦们十几岁就已为人妾、母。《富萍》中的富萍，应属于混沌、朴拙中透出一隙亮光的类型，她是扬州乡下的农家姑娘，父母早亡，跟着叔叔婶婶讨生活，没读过书，因被人介绍的对象的奶奶在上海帮佣，就被奶奶接到了上海来住。富萍长了一张圆脸、一双单眼皮的小眼，鼻子和嘴都是小而圆，两颊红红，皮肤粗糙，表情呆滞，行动迟钝，但是，她的眸子是清亮的，她的迟钝中透着一股子劲道，并且有一种妩媚，不是在长相、神气里，而是在周身散发的气息里，尤其是晚上，她的脸变得生动，浮着一层薄光。所以，看上去很“木”的富萍，却是在全身心地感受、体验着大城市的生活，她尝试着从奶奶东家所居住的淮海路，慢慢找到了在苏州河上开垃圾船的舅舅家所在的梅家桥，与繁华闹市的淮海路相反，这是一片破旧的棚户区，居民来自各地，靠捡垃圾、磨刀、镶牙、贩小食、折锡箔、糊鞋靠为生，然而在卑琐的营生下面，这里的人却有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正是有了梅家桥这里的生活经历，富萍拒绝回乡，跟挑着一大家子生计的奶奶的孙子成亲，但她也没有像奶奶那样留在市区给人帮佣，而是来到了梅家桥，最终在一间潮湿的小破屋里、在境遇连她都不如的一对母子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富萍最后的人生选择，与惠兰有些相像。那对母子原也有过好日子，男孩的父亲是上海中国银行的一名职员，只可惜早早病故，回到老家的母子受尽亲戚的白眼，难以立足，男孩也在期间患小儿麻痹症，瘸了一条腿，母亲为了儿子的将来，又回到上海，在一位老工友的帮助下，在厚道、与人为善的梅家桥安顿下来，母亲靠干各种杂活，供成绩优秀的男孩读到初中毕业，因没有高中收这残疾孩子，就呆在家中和母亲糊纸盒为生，并自学成了一个小修理匠。在这家中，母亲坚强、能吃苦，在困顿中长大的男孩生性温和，有着弱者的自尊自爱，当富萍遇到这对母子，心境变得很安谧，有了“于归”之感。这就如同《天香》中的张家，故的故、病的病、走的走，生计艰难之时，惠兰既不听阿暆的建议，带灯奴回申家度日，更是拒绝了大嫂的劝她再嫁，而是告诉张夫人，自己和她有缘分，所以今生要长相厮守，小说中写到，当她向希昭要来佛像的花样，不听母亲的挽留，连夜赶回张家时，看到张夫人和灯奴坐在院中数星星，“忽觉着无比心安”。

而《临淮关》中的船工老杜，则属于闵师傅、章师傅一类的人。老杜言语不多，却有人缘，这一半得自老辈人的秉传，因上几代就有人在淮河滩上背纤，老杜家在镇上人心目中的位置，便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基础；另一半则来自老杜，在他沉默少语的表面下，有着豪爽的心胸，那些水路上往返的常客，渐渐成了老杜的朋友，有错过航次的就在老杜家过宿，事后常会让人捎东西给老杜。而老杜女人待客的饭菜虽家常却不凡，糖醋渍的旋成螺旋形的黄瓜皮，用火慢烤的整个油浸茄子，一层白菜叶一层槽鱼煨成的酥鱼，片下来透亮的酱猪腿，使老杜和客人之间自酒菜中生出温煦的情义。这情景仿如明世兄弟造访白鹤村时，在章师傅家吃到的“外一路”的饭菜，小半块砖头样大的豆腐、半臂长的四鳃鲈鱼、蜜色的大馒头、斟在大碗里简直就是酒母的酒等，渲染着小康人家的安乐自在。

生养在这样的人家，女儿小杜自然与众不同，俊俏加上父亲朋友捎来的衣服用品，在同学眼里、在她插队的乡人眼里，她比那些上海知青更像“上海人”，小杜且聪敏也随父亲，和上海学生相处时不远不近、不卑不亢，和乡人相处则晓得进退轻重，得到乡人的夸奖。因着父亲朋友的帮忙，下乡不满两年的小杜，就被借调到公社广播站做广播员，后又被推荐到县委广播站，被热心人介绍给一位副县长的独生子海林。出生在旧镇上老户人家的小杜，将谁上谁门看得很重，这意味着女孩身份的贵贱，也决定了今后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如何，因此喜欢海林在她的宿舍进出，而执意不去海林家，在两人几乎闹僵的情形下，还是副县长在工间休息时，亲自到广播站请小杜到家吃饭，小杜才去了海林家。结婚时，小杜不愿自己的父母见公婆，怕见出高下不好做人，结果父亲竟写来有礼有节、不卑不亢的信，解释走不开，欢迎新姑爷来家看看，海林就随小杜去了临淮关，小杜家则样样安排舒齐，父亲还特意留了位过路的蚌埠客，陪姑爷说话解闷，使生长在机关大院的海林处处觉得新奇。小杜虽没有小绸、希昭的诗书修养，但自旧镇老户人家得来的教养，那份聪慧、矜持与强势则像极了她们。

像小杜这样来自巷里坊间，相貌出众，天资聪慧，虽不是高门大户却被父母捧在手心里养着的女孩，应是王安忆比较偏爱的一类人物，《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就是另一个著名的典型（在人物设置上，这部小说也体现出了某种平衡关系，如王琦瑶的两个闺中密友，吴佩珍与蒋丽莉，两人的家境都远优于王琦瑶，但天资容貌却又远逊于她，因此她们忠实地崇拜着王琦瑶，随时准备奉献热诚，而等到她的女儿薇薇长成少女时，薇薇和她的女友——来自淮海路某条窄小弄堂里的张永红之间的关系，则又颠倒了过来）。只是一个生在水边旧镇，一个生在十里洋场，虽然有着一样的相貌、天资，但出身境遇的不同，还是显出了两人的差别，小杜与上海知青交往时的拿捏分寸、对待海林家的矜持自尊，其实亦有一种掺杂着自卑的复杂心情，远没有王琦瑶的从容自信、宠辱不惊，所以她才会在乡人们夸她像上海人时感到悲哀，因为她竟合了乡人没见识的品位，那些上海知青再怎么在长相、穿戴上不如她，他们也是上海人。也正是由于这自卑做底子，有父亲这样的家世做支撑，在人生的选择中，小杜要谨慎得多，或者说聪明得多，并不会像王琦瑶总是将自己逼入绝境，再置之死地而后生，最终永无生机。这或许就是小镇女孩与“沪上淑媛”的不同，虽都小心经营、很有主见，但一个满足于嫁个好人家，一个因着“上海三小姐”的名号，不再安分于平凡的家常夫妻，可以说王琦瑶和她生活的那个城市一样，既有着穿衣吃饭、细水长流的“生活芯子”，又有着冒险精神，有着敢于独自面对、承担的勇气，也正因为如此，王安忆才会将王琦瑶看作上海的“代言人”，才有了女性与城市“同构书写”的论述。

不过，却很难说小杜就是小镇或小镇女孩的“代言人”，因为同样是来自小镇，小绸的气度，是申家所有的男性甚至男客都要避让三分的；即使将时间拉回到现在，比如《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秧宝宝寄居的华舍镇李老师家的女儿闪闪，这又是一个被父母娇惯、从小被人们叫做“上海人”的小镇女孩，她的有主见，还表现在连哥哥的对象都是她找的。闪闪幼师毕业后先在镇政府幼儿园工作，后应聘到一所私人开的“贵族”幼儿园，辞职后开了间“闪亮艺术画廊”，因给人画新娘妆而出名，店门口终日车水马龙、生意红火，但不安现状的闪闪早另有打算，准备挣些钱后去杭州接着读书，再寻发展机会。小绸、小杜、闪闪之间固然有着家世的差别，但是否也说明比起同质化较高的现代大都市，那些尚保留着较多传统的小镇，即使是在相似中，也还有着更为多样的个性特征或可塑性。

时移事往，无论是小杜、闪闪还是王琦瑶，尽管和小稠、闵、希昭一样，都是来自市井里巷的出类拔萃者，或许是没有了踵事增华的申家做背景，她们无法像小绸们将所有的天资、慧心悉数倾注于一“物”之上，即使是这“物”后来在市上沽售、用作稻粱谋，小绸们仍然是在天香园的绣阁或楠木楼上净手、焚香后专心于绣，仍然可以从世俗中超拔出来，不用参与其中的烦琐、卑微。在这点上，小杜们可能更接近惠兰，有了更多的人间烟火气，但惠兰毕竟是经历过富贵荣华，同样是为生计所迫，她依然能够气定神闲，在张家花木扶疏的小院里专注于一“物”，而不是像小杜或王琦瑶，将天资都用于人事的计较、应对。因此，虽然是相似的人物或人物设置，其实只保留了“形”似，如同天香园绣，固然由惠兰传至处处生机的民间，且那一颗锦心犹在，但那份由诗书、繁华浸染出的高雅与矜贵，随着申家的式微、天香园的颓败，终究是失落了。

也许是早就意识到了这份失落，王安忆才会对老城旧巷、寻常阡陌情有独钟，她在《天香》中借希昭之口讲道，“莫小看草莽民间，角角落落里不知藏了多少慧心慧手，只是不自知，所以自生自灭，往往湮没无迹，不知所终”，所以，在描写了那么多生养其间的钟灵毓秀的人物后，还是试图在这些地方寻找些什么。比如在《隐居的时代》中，当讲完“我们”插队的乡村、县城里那些非同寻常的人物后，在小说结尾又讲了一则传闻，在“我”曾居住过的苏北城市徐州，夜深的时候，如果“我们”穿街走巷，来到一座大杂院的背后，伏在一扇朝北的糊着旧报纸的窗户下，耳朵贴在墙缝，会有留声机的声音，放的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们”相信，“在这条莫名的巷子里，有可能潜伏着莱茵河畔的那位巨人”。

另如在《启蒙时代》（2007）里，如同《富萍》在最后几节把叙述场景完全转到梅家桥一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海，作者在描写了南昌、陈卓然这批干部家庭的子女，成群结队、从早到晚地高谈马列经典、政治哲学后，在第五章时（全书一共六章），把笔锋从高干公寓转到了南市区的市井里弄。小说中写到，南市区是这城市最具历史感的区域，所谓殖民地、十里洋场、东方巴黎，都是后来的事情，这里曾是古老防御体系的城墙所在地，这里有参与纂修《四库全书》的某官的私宅，有学铁路制造的商贾子弟，这里到处是零落于民间的历史，陈卓然正是通过来自这地方的阿明，改变了对“小市民”的看法，由热衷于激情燃烧的生硬教条转向真实可感的生活。阿明的高祖是浙江南浔操丝业的中等商人，曾祖将丝厂移到上海，直奉战争时破产，就到一家新崛起的丝厂应差，他们家最初住一幢弄堂里的洋房，几经变迁，就四散了，在阿明眼里，祖父就是一个养一只画眉鸟、每日喝几两花雕、与人说说掌故的老头，而在南市，尽是这样身后带着一串历史的老头。陈卓然在南市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阿明的表情中，看到了既不是为生计劳苦、也不是纯精神活动的内心生活，他们没有一点虚无，身体力行着思想者、革命者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想，他们的家长里短、茶咸饭淡，未必就不是哲学，而其中的资质优秀者，将会有嬗变来临。

《启蒙时代》的最后，当南昌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准备离开上海时，站在冬日的街头，感觉到这城市的静谧使它变得庄严了，他承认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隐匿。南昌对上海的评价，涉及了王安忆创作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像王晓明在分析《富萍》时指出的，这部小说的叙述重心虽然不断转移，大部分叙述都是盘绕在梅家桥之外的淮海路、苏州河，但如同一番长长的开锣鼓，最后要引出真正的主角，那就是梅家桥，在这里，王安忆改变了她素来在描写上海弄堂时混合着欣赏和挑剔的叙述态度，热烈地赞美梅家桥人的生活，特别彰显了一种勤苦、朴素、不卑不亢的生活诗意，并更改女主人公的心意，让她最后在梅家桥扎根，借此叙说一个独特的上海故事。是的，“上海故事”。尽管在王安忆的“小说地理学”中，包含着她一直生活的大都市、她曾经下乡插队的农村和短期居住过的小城镇，但她讲述最多的却是上海故事，给她带来“茅盾文学奖”（《长恨歌》）、“ 红楼梦文学奖”（《 天香》）等诸多荣誉的，也是上海故事，也只有她，被称作“海派的当代传人”。

如同鲁镇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商州之于贾平凹、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或伦敦之于狄更斯、巴黎之于巴尔扎克、都柏林之于乔伊斯、约克纳帕塔法县之于福克纳，当我们感叹于又一段作家与她的“文学王国”之间的佳话时，应该还记得，王安忆在二十年前曾经讲过，至今仍令朱天心、骆以军、董启章等港台作家念念不忘的“城市无故事”。她的观点是，在乡村里，人们一代一代相传着祖先的事迹、演绎着传宗与发家的历史，长期稳定地集合在一起，互相介入，难得离散，有始有终地承担着各自的角色，伴随和演出着故事；而在城市，人们来自四面八方，互相都不知根底，城市的生产方式又将创造与完成的过程分割成简单和个别的动作，人们永远处在一个局部，再不可能经历一个过程，过程被分化瓦解，故事也被分化瓦解，再没有一桩完整的事情可供讲述，所以，城市无故事，每个人只拥有各自内心的故事。也许，首先的疑问就是她的“上海故事”与“城市无故事”之间的矛盾，王安忆在同文中的解释是，在那些居住拥挤的棚户或老式里弄里，还遗留着一些故事的残余，如邻里纠纷、闲言碎语，或对田野旧梦的缅怀、对人心不古的感慨，但这并不是城市的故事，仅是乡村里故事的演变或余音。

我们先可不必去探究王安忆所强调的“故事”的具体所指，城市是否真的无“故事”，以及她的上海故事是否就是“乡村里故事的演变或余音”。对于一位作家而言，仅从写作的技术层面来看，当她意识到她所居住的城市“无故事”，因着创作的需求，必然会到她认为有故事的地方去寻找，所以有着“故事的残余”的老式弄堂、拥挤棚户，便成为她所讲述的上海故事的重要发生地，而不是被王晓明称为“新意识形态”（譬如“现代化”名号下的“ 小康社会”、“ 国际大都市”、“ 成功人士”等）的一部分，随着浦东开发而兴起的诸如二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场、花岗石银行、花园洋房、舞厅、咖啡馆等符号化的上海，即使是被误读为怀旧风中的老上海故事的《长恨歌》，曾经入住过爱丽丝公寓的“上海三小姐”王琦瑶，依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即使是以讲述南下干部子女这样的“新市民”为主的《启蒙时代》，最终仍将视线拉到了南市区的老城旧巷。

而王安忆“小说地理学”中的乡村与古城旧镇，无疑是具备了她所认为的产生故事条件的地方，不论是反复讲述的知青插队的故事（如《大刘庄》），还是小城镇女孩的成长故事（如《妙妙》）、情爱故事（如《荒山之恋》），这些故事自然不同于她的上海故事，但在差异之中又有着明显的共性，其中之一便是前面曾谈到的，她对老城旧巷、寻常阡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钟灵毓秀者的偏爱，这或许正是王安忆所讲的“对人的性格有兴趣”的具体实践，也是她的小说风格、审美惯性之体现，是她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说，王安忆的乡村故事、小城镇故事，在她的创作谱系中，既自成格局，又与她的上海故事相互关联、形成比照，它们烘托着、弥补着甚至参与了她的上海故事。这也就是为什么王晓明会认为《富萍》是借梅家桥，在叙说一个独特的上海故事，而《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的水乡小镇华舍，则是又一个梅家桥，而这“梅家桥”的寓意，又远远超出了上海这一座城市的范围，因为王安忆用梅家桥人的勤苦和仁义、华舍镇布局的和谐之美，在向读者呈现生活的本相——它的“恒定的性质”、它的“辛勤”、它的“单纯的自然力”——的同时，也在竭力远离被时尚化、被新意识形态化的老上海故事，在用一种浪漫主义的情味，反抗因现实变化而生的悲哀，反抗顶着现代化名号的强势潮流。《天香》的独特之处，既在于她作为时代的反思者、小说艺术的反思者的作家风格的延续，也在于它将乡村与古城旧镇的人，或者说她之前小说中曾反复出现的“元素”，因天香园和天香园绣，不可或缺地都汇聚于上海，所以，当我们讲《天香》是王安忆借顾绣为上海“寻根”、“立传”时，她所“寻”所“立”的，并不仅仅是在怀旧风中被忽略的四百多年前的上海老城，还包括带着各自的身世来历参与这个老城（天香园/天香园绣）形成的人，随着沧海桑田的变迁，这些人以及他们的身世来历、精神气韵，则遗留、散落在了尚未被现代化潮流席卷而去的老式弄堂、拥挤棚户，而这也正是王安忆一直在寻找的上海这座城市浮华外表之下、人们刻板印象之外的内在本质。

【注释】

①王安忆：《天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见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一物之通，生机处处》，《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

③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

④王安忆：《富萍》，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⑤王安忆：《临淮关》，《上海文学》2004年第7期。

⑥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

⑦王安忆：《隐居的时代》，《收获》1998年第5期。

⑧王安忆：《启蒙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

⑨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亿近期的小说谈起》，收入王晓明《半张脸的神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⑩王安忆：《城市无故事》，收入《王安忆自选集：漂泊的语言》，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427页。

⑪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亿近期的小说谈起》。

⑫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