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河南 郑州450015）

唐朝是我国古代疫病的多发期。疫病对百姓生活、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都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祸患。在疫情发生后，唐朝政府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尽可能减轻疫病所造成的损失。加强对唐代疫病的流行状况、影响及政府应对措施的研究，在认清历史本来面目的同时，对我们今天的防疫抗疫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一、唐代疫病流行状况

关于唐代疫病的流行情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统计数字。邓云特先生的统计为“疫灾十六次”［1］。在邓铁涛先生主编的《中国防疫史》列举的有19次［2］。阎守城先生主编的《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称：“唐代人的疫病发生23次。”［3］么振华先生是按年份来统计的，“疾疫31年”［4］。

由于统计方法的不同和史料占有的缘故，统计数字不一。据笔者对《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文献的详细核查，唐代人的疫灾共发生31次。详见下页表。

唐朝的这31次疫灾，总的概率为每9.4年发生1次。相对集中于三个时期，一个是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共发生疫病6次，平均每2.2年就发生1次，而且疫病流行区域也比较广泛。二是从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至贞元十六年（800年），共发生5次，平均每2.6年发生1次。三是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至天复二年（902年），共发生6次，平均每2.2年就发生1次。这三个阶段共39年，发生17次，占总数的54%以上。

二、唐代疫病流行的特点及影响

（一）唐代疫病流行的特点

1.自然灾害是导致疫病发生的重要原因。自然灾害极易诱发疫病的发生和传播。如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关中地区先雨后旱，直接导致疫病的发生。“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5］110。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是夏，山东、河北二十余州旱，饥馑疾疫死者数千计”［5］144。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是夏，淮南、浙东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5］369。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是岁，淮南、浙江东西道、荆襄、鄂岳、剑南东川并水”，次年春天，在同一地区普遍大疫，“自剑南至浙西大疫”［6］957。光绪年间刊行的《乌程县志》卷二十七也记载，大和六年二月，“太湖溢，大水，大疫”。

唐代疫病流行状况表

2.军队是疫病传播的重要群体。军队因人员密集，再加上战争、换防等因素，很容易引起疫病的发生和流行。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李宓率七万大军讨伐南诏，“其征发皆中国利兵，然于土风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5］5243。连李宓也战死，唐军几乎全军覆没。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桂管观察使裴行立讨伐黄洞蛮的黄少度、黄昌瓘二部，战争持续两年，“自是邕、容两道杀伤疾疫死者十八以上”［6］6330。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黄巢的农民起义军占领广州，因不适应南方炎热的气候，军中发生疫病，“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5］5392。广明元年（880年），起义军进入江西，军中又出现疫病，“是岁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5］708。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军阀孙儒进攻杨行密，“行密战不利，谋出奔”。但就在此时，孙儒营中疫病流行，“军适大疫”，连孙儒也“病痁”［6］5468。杨行密乘机发动反攻，大败孙儒。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朱全忠的军队大举进攻太原，“会大雨，汴兵粮乏，士疟疠，遂解”［6］6164。

3.南方多于北方。就唐代的这31次疫病来说，全部或部分发生在南方的有20次，主要是因为南方气候温暖潮湿，极利于疫病的滋生、蔓延与传播。《隋书·地理志下》指出：“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这在唐人的诗文中也多有反映，如杜甫的《梦李白二首》：“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张说的《端州别高六戬》：“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韩愈的《县斋读书（在阳山作）》：“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息壤记》也指出：“南方多疫，劳者先死。”尤其是北方人到南方，水土不服，极易沾染瘴疫。

（二）唐代疫病的影响

1.导致人口大量死亡。这也是疫病最为直接的后果。如唐中宗景龙元年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6］957。《全唐文》卷三四九独孤及在《吊道殣文》曾描述唐代宗广德二年三吴地区大疫的惨状：“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

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争、饥荒和疫病的共同影响，人口锐减，“开元、天宝间天下户千万，至德后残于大兵，饥疫相仍，十耗其九……户不二百万”［6］4797。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夏，“浙东大疫，死者太半”。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年）春，“淮南疫，死者十三四”［6］957。

2.导致人口的迁徙与流动。疫病的爆发，尤其是疫病在人们心理上产生的恐惧性影响，致使疫病发生地居民成群结队地逃离疫区，形成一股股的流民潮。《新唐书·王仲舒传》载，在唐宪宗元和初年，王仲舒任婺州刺史，“州疫旱，人徙死几空”。《新唐书·李翱传》：元和十五年（820年），李翱为庐州刺史，“时州旱，遂疫，逋捐系路，亡籍口四万”。这四万户并非全部死亡，大部分是逃离庐州的。唐宣宗在《赈恤江淮百姓德音》中提到：“近者江淮数道，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疾疠，流亡转徙，十室九空。”［7］853

3.疫病在军队中的传播与蔓延，造成士兵因病减员，直接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进而影响到战争的进程与结局。上文提到，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李宓率七万大军讨伐南诏，就是因为所率军队来自北方，沾染瘴气，造成全军覆没。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裴行立讨伐黄洞蛮的黄少度、黄昌瓘二部之所以失败，也主要是因为“所发诸道南讨兵马，例皆不谙山川，不伏水土，远乡羁旅，疾疫杀伤”［8］。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黄巢的农民起义军占领广州，因军中发生大疫，不得不于次年撤回北方。对此，《旧唐书·黄巢传》载曰：“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以图大利。巢不得已，广明元年，北踰五岭，犯湖、湘、江、浙，进逼广陵。”唐昭宗天复元年，朱全忠的军队进攻太原，也因军中发生疫病而功败垂成。

三、唐朝政府应对疫灾的措施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唐代政府的救灾机制已经比较成熟，实施效果也较为显著”［9］。尤其是在抗击疫灾方面，唐王朝的统治者能够及时采取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以尽可能轻疫灾所造成的危害。

（一）宣传、普及防疫治疫知识

疫病发生前后，唐朝官府经常向百姓宣传、普及有关卫生、防疫、治疫的知识，提高百姓防疫自救的能力。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天宝五年（746年）八月又敕，“朕所撰广济方，宜令郡县长官，选其切要者，录于大版上，就村坊要路榜示。仍委采访使勾当，无令脱错”［10］1805。贞元十二年（796年），唐德宗也“亲制《贞元广利方》五卷颁于州府”［10］1806。并敕文曰：“遂阅方书，求其简要，并以曾经试用，累验其功。及取单方，务于速效。当使疾无不差、药必易求，不假远召医工，可以立救人命。因加纂集，以便讨寻，类例相从，勒成五卷，名曰《贞元集要广利方》，宜付所司，即颁下州府，闾阎之内，咸使闻知。”［11］545将治疗疫病和其他疾病的医方在各地张榜公布，供人抄录，还专门派人进行校对，以免出错。其用意就是为了让百姓都能了解有关的医药知识，在有疫病或其他疾病时进行自我救助。一旦出现疫情，就可对症照方用药。

（二）遣医施药

在疫情发生时，唐朝政府的首要措施就是向疫区派遣官员和医疗人员，巡视疫情，免费发放抗疫药物，医治病人。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在关中、河东发生疫情后，派“医赍药疗之”。贞观十五年（641年）三月，“襄城、宫、泽州疾疫，遣医就疗”。贞观十七年（643年）六月，“潭、濠、庐三州疾疫，遣医疗焉”。贞观二十二年（649年）九月，“邠州大疫，诏医疗之”［12］1777。大和六年（832年），唐文宗下《拯恤疾疫诏》，“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7］757。

（三）处理尸体

尸体是病毒和细菌借以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处理好尸体，是切断传染源、防止疫病蔓延的一个重要渠道。对在疫病中死去的病人，唐王朝及时给以掩埋或赈济棺木。唐高宗永淳元年六月，关中发生疾疫后，“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5］110。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下《令葬埋暴骨诏》：

闻江左百姓之间，或家遭疾疫，因此致死，皆弃之中野，无复安葬，情理都阙，一至于斯，习以为常，乃成其弊。自今已后，宜委郡县长吏，严加诫约，俾其知禁，勿使更然。其先未葬者，即勒本家收葬。如或无亲族，及行客身亡者，仰所在村邻，共相埋瘗，无令暴露，庶协礼经，诸道有此同者，亦宜准此。［11］546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诏：“民疫死不能葬者为瘗之”［6］168。大和六年，唐文宗下诏要求：“其遭灾疫之家，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器”［5］545。

（四）发廪蠲赋

即开仓放粮，减免赋税，以保证灾民的基本生活，减轻灾民的负担。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夏，“山东、河北二十余州旱，饥馑疾疫死者数千计，遣使赈恤之”［5］144。唐文宗大和六年，“杭州八县灾疫，赈米七万石”［5］545。同年，唐文宗在《拯恤疾疫诏》中还规定：“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死一半已上者，与减一半本户税。”“其有一家长大者皆死，所余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至夭伤。长吏劝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亦具数闻奏。”［7］757唐武宗开成五年（840年），“河北、河南、淮南、浙东、福建蝗疫州，除其徭”［6］240。大中六年（852年），唐宣宗在《赈恤江淮百姓德音》要求：“今年合征两税钱物，量百姓疾疫处，各委逐州准分数于上供留州留使三色钱内均摊放免。”［7］853

总之，由于疫病的频繁发生及其严重后果，唐朝政府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来防治疫病，救助疫病患者。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和医疗发展水平的限制，其效果还有较大的局限性，但这种与疫病积极抗争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1］邓拓.邓拓文集：第2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20.

［2］邓铁涛.中国防疫史［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42－43.

［3］阎守城.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5.

［4］么振华.唐朝的因灾蠲免程序及其实效［J］.人文杂志，2005（3）.

［5］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39.

［9］李帮儒.论唐代救灾机制［J］.农业考古，2008（6）.

［10］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1］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12］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1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