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平

（华北电力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2206）

一、研究背景

家庭能源使用与贫困问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居民使用传统生物质能源会在很多方面加剧居民家庭和区域贫困状况。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由于缺乏现代能源导致工业生产无法大规模开展，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并限制了区域经济发展；居民收集燃料耗费时间导致从事生产活动的时间减少，进而减少其经济收入；使用生物质能源减少了农业生产所需的肥料，进而影响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居民大量用生物质做燃料，会造成环境和生态破坏，进而可能加剧地区贫困；居民在室内燃烧生物质能源会排放有毒有害气体，进而会影响居民身体健康，可能造成因病致贫。从世界范围来看，能源贫困问题仍然十分严重。据统计，世界上每五个人当中就有1人没有使用现代能源，有30亿人依赖木柴、煤炭、木炭或牛粪做饭、取暖，生存在难以摆脱的“能源贫困”中。为了减少和摆脱能源贫困，并推动世界向使用清洁能源的方向迈进，联合国大会2011年通过决议将2012年确定为“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国际年”。潘基文秘书长发起了“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力争到2030年实现的三大目标：确保全世界的人口普遍享有现代能源服务；将提高能源效率的速度提升一倍；将全球使用的能源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一倍。解决能源贫困问题对实现消除贫困这一千年发展目标至关重要。那些能够迅速转向清洁能源发展之路国家中的人民将享有更干净的空气，更健康的生活、更好的市场竞争力以及更为改善的安全状况。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上出现大量关于能源贫困的研究。例如，在能源贫困的概念和测量研究方面，Pachauri等人总结了国际上主要能源贫困测量方法，提出了基于不同能源类型获得和能源消费质量的二维能源贫困测量方法，并使用1983—2000年印度家庭能源数据进行测量，分析了其能源贫困模式和变化［1］。Mirza和Szirmai基于农村家庭能源类型的方便性和缺点，开发了一套能源贫困混合测量指标体系，并使用巴基斯坦能源贫困调查数据进行测量。结果发现，绝大部分家庭都存在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相当多的农村家庭使用非便利性能源，并花费大量时间去收集或购买家庭能源。［2］在能源贫困的社会影响方面，Clancy等人通过考察日常生活中的资源获得、决策和控制三个方面，探索了性别、能源和贫困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能源贫困与性别相关的问题，具体包括家庭内男性和女性谁对能源问题做决策并因此受益、女性使用生物质家庭能源的后果、女性如何应对能源贫困问题等。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未来研究应关注能源的性别特征。［3］在应对能源贫困问题上，Birol认为，在未来几十年全球能源面临三大挑战：即能源供给中断的风险、能源生产和使用引起的环境破坏、能源贫困。与前两个问题相比，能源贫困未得到重视。为了改变能源贫困状况，需要通过政策行动来满足人类发展的基本能源需求。［4］也有人认为，为了改善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能源服务，应该引入“消除能源贫困”基金，因为实施这种机制可以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5］

国内也有一些能源贫困研究。例如，李慷等人发现，中国能源贫困人群以依赖传统生物质能的农村居民为主，主要聚集在东北、西部省市，同时能源贫困导致了我国严重的健康损失。该研究认为，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并非农村居民的首要选择。建议政府部门多管齐下，采取措施增加农户收入，同时重视农村地区清洁能源发展。［6］有学者对贫困山村的研究发现，农户在利用薪材能源作为燃料时并不会带来对当地森林资源的破坏，但能源利用效率不高。而在用薪材能源作为香菇培养基原料时显著地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却严重影响了当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应鼓励农民改善薪材能源的利用方式，达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双赢”目的。［7］也有学者利用调查数据考察了贫困农户能源使用状况，从农户能源使用与生产活动、传统能源使用与家庭活动、现代能源使用与妇女劳动等方面分析了农户能源使用对贫困的影响。认为政府应扶持贫困地区能源公共产品供应、因地制宜促进农户扩大生产用能源的使用。［8］肖运来等人对贫困县炊事能源使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表明，收入对贫困地区炊事能源的使用有一定影响，但并非最主要的因素。生物丰度、能源禀赋、土地退化、劳动力受教育状况、政府行为、交通和市场状况等对能源贫困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认为，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新能源，改善劳动力受教育状况、交通和市场状况，有助于贫困地区突破能源短缺与贫困的恶性循环。［9］也有学者从村级及农户层次上探索中国农村贫困与能源使用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探讨改进的能源使用对于“户内”活动（相对于下地农业劳动而言，“户内”活动主要指家务劳动）时间的节约，以及这种节约对于妇女和儿童福利的影响。［10］乔召旗从个体特征、家庭状况、薪柴用途以及替代能源等15个因素出发，对于云南西北贫困地区农户家庭的薪柴消耗和能源替代进行了分析，提出要对农户进行培训和宣传有关节约薪柴的知识，同时结合推广具有“双重”功能的节柴灶为导向，促进农户薪柴消耗的减少。［11］

以上这些国内外的研究从减贫和扶贫的角度主要讨论了能源贫困的概念、能源贫困测量问题，并考察了能源贫困与居民收入、生活水平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居民身体健康、劳动参与、性别平等等问题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能源贫困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由于居民家庭缺乏电力等现代能源而高度依赖传统生物质燃料（比如秸秆、柴薪、动物粪便等），使贫困局面长期难以改变的情形。具体说来，判断能源贫困有两个标准：第一，基本家庭用能保障程度。如果家庭基本能源需求得不到满足（例如，日常的照明、取暖、炊事、基本生产活动用能等），那么该家庭就被视为能源贫困家庭，也就是家庭用能的总量缺乏。第二，是否大量使用传统低效生物质能源。如果一个家庭大量使用传统低效率的生物质能源（例如秸秆、柴薪、煤炭等），那么该家庭就被视为能源贫困家庭，也就是家庭用能的结构问题。本文将使用官方相关统计数据考察中国农村能源贫困的程度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村能源贫困与居民经济收入、能源贫困与居民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

二、农村能源贫困现状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农村的能源贫困问题也有所缓解。由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家庭用能需求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从图1可以看出，与城镇人均生活用能相比，1980年以来农村人均家庭生活用能数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198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能为60.16千克标准煤，而同期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能是331.79 千克标准煤，是农村居民的5.52倍。此后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用能不断下降，而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用能则缓慢上升。到2001年时，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用能已经下降到了最低点为207.31千克标准煤，而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用能已经上升到了80.33千克标准煤，两者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了2.58倍。此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用能都显著上升。到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用能为314.96 千克标准煤，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能已经达到203.62千克标准煤，两者差距进一步缩小为1.54倍。这表明，从用能总量上来看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农村居民的能源贫困问题已经得到明显缓解。

图1 1980—2010年中国城乡人均生活用能情况

电力作为一种高品位能源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使用最能体现中国农村能源贫困问题的缓解。根据国务院农普办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三号），2006年末我国城镇已不存在无法获取及使用电力的现象，并且农村平均通电率达98.7%，北京、天津、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宁夏10个省市已实现全部通电，青海、新疆两地通电村比例较低一些，全国约800万农村居民无法获取及使用稳定的电力服务。但是，仅凭电力推广情况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的能源贫困状况。如果从农村家庭能源结构的角度来看，能源贫困问题总体看来仍然十分严重。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中国利用生物质能做饭、取暖人口将由2000年的7.06亿下降到2030年的6.45亿，但2030年中国利用生物质能做饭、取暖的人口仍然是世界第一。［12］从传统生物质能源使用的情况来看，近年来农村能源贫困问题甚至可以说有所恶化。从图2可以看出，2000年中国农村家庭总共生活消费秸秆折合标准煤为12360.35万吨，到2006年时上升到17790.81万吨标准煤，2007年略有下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柴薪的情况也是如此。2000年时中国农村家庭总共生活消费柴薪折合标准煤为8051.68万吨，2005年时上升到10309.52万吨，2007年时仍然维持在9290.62 万吨。另外，沼气作为清洁能源从2000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图2 2000—2007年中国农村非商品生活能源消费变化

炊事是农村居民最主要的用能项目，也最能够体现农村居民用能结构的变化。通过对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1996年）和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200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发现，1996年时68.043%的农村住户使用柴草炊事，到200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60.24%，十年间中国农村住户炊事用能使用柴草的下降的幅度并不大。1996年使用煤进行炊事的住户比例为26.509%，2006年时这一比例为26.06%，十年间几乎没有变化。这些证据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能源贫困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

二、农村能源贫困结构差异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发展不平衡不仅仅表现为城乡二元社会，即使在农村地区能源贫困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此外，能源贫困问题还与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户籍状况和居住时间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能源贫困的地域差异

能源贫困问题实际上不仅仅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同时也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物质能源的可获得性密切相关。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农村使用生物质能源的情况也差异很大。以柴草能源为例，通过对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相关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发现，2006年我国东北地区农村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炊事能源的比例高达88.22%，西部地区这一比例为66.20%，中部地区这一比例为56.93%，而东部地区只有53.08%。从各省农村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炊事能源的情况进行比较来看，地域差异更加明显（见图3）。

图3 各省1996年和2006年农村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炊事燃料的比例

从图3可以看出，全国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时全国有68.04%的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炊事燃料，到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时这一比例下降为60.24%。从各省的情况来看，1996年是吉林、安徽、广西和海南四省农村住户90%以上使用柴草作为炊事燃料，到2006年第二次农业普查时，这四个省的农村住户使用柴草燃料的比例分别为93.44%、80.30%、88.02%和82.46%，能源贫困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仍然是我国最严重的地区；1996年辽宁、黑龙江、江苏和湖北四川农村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燃料的比例介于80%到90%之间，2006年时只有辽宁和黑龙江两省仍然有80%以上的农村住户使用柴草炊事燃料，湖北省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76.66%，而江苏省这一比例则下降到了59.45%，这表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能源贫困问题的缓解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时有天津、内蒙、浙江、江西、山东、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和新疆10个省的农村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炊事能源的比例在60%到80%之间，到2006年只有天津和浙江两个省市这一比例下降到了60%以下；实际上，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两市农村住户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期间炊事使用柴草比例均低于60%。①虽然宁夏农村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炊事能源的比例也低于60%，但是其使用煤的比例非常高，也属于能源贫困十分严重的地区，见图4。

柴草作为传统生物质燃料不仅能效低，而且大规模收集和燃烧柴草容易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居民身体健康等问题，因此通常都被当作能源贫困问题的典型标志。而在我国北方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等问题自古以来就使用煤作为家庭燃料。相比电力等高品位能源，煤同柴草一样不仅能效低，并且同样容易引起环境破坏和居民身体健康损害等问题，大规模使用煤作为家庭能源也同样是能源贫困的表现之一，见图4。

图4 各省1996年和2006年农村住户使用煤作为炊事燃料的比例

从图4可以看出，煤作为家庭燃料比例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陕西、宁夏两个省。1996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时山西和宁夏两省农村住户使用煤作为燃料的比例分别为88.25%和71.35%，到2006年虽然已经分别下降到了80.12%和65.37%，但这两省农村住户用煤比例还是非常高。另外，1996年河南、湖南、河北和贵州四省农村住户使用煤作为炊事燃料的比例分别为42.8%、44.92%、41.79%和65.03%。到2006年，除了贵州省降到了57.42%之外，河南、湖南和河北三省农村住户使用煤作为炊事燃料的比例分别上升到了49.83%、50.69%和44.48%。由此可见，中国一些中西部和西南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在以煤为家庭能源特征的能源贫困表现也十分明显。

（二）能源贫困的人口学特征差异

每一个居民或家庭的能源消费行为模式选择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地理区位因素、职业因素、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家庭人口规模和结构、个人偏好等等［13］。能源贫困问题也与居民自身特征和居民用能行为密切相关。

第一，能源贫困与受教育程度。一般说来，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容易挣得更高的收入，因此更有能力购买电力等高品位能源。教育也可促使人们更关注环境变化，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由于节能和环保意识强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这有利于推广保护环境的技术，从而促进人们消费更清洁的家庭能源品种，从而改善能源贫困状况，见图5。

图5 2006年全国按户主受教育程度分的炊事用能情况

从图5可以看出，随着户主受教育程度的上升，使用柴草的比例逐渐下降，同时使用电力、煤气和天然气的比例却在逐渐上升。2006年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文盲的农村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炊事能源的比例为67.7%，而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农村户主这一比例只有33.25%。相反，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文盲的农村住户使用煤气／天然气作为炊事能源的比例仅为7.8%，而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农村户主这一比例达到33.3%。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文盲的农村住户使用电力作为炊事能源的比例仅为0.5%，而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农村户主这一比例达到4.14%。由此可见，我国能源贫困群体受教育层次低或已成为阻碍清洁能源推广、加剧能源贫困的因素之一。

第二，能源贫困与住户居住时间。一项对英国的研究表明，家庭能源使用模式情况并不仅仅与收入水平相关，其他因素包括居住场所类型、居住时间、家庭结构和城乡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14］对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家庭能源使用也与居住时间密切相关。从图6可以看出，居住时间越长越有可能使用传统生物质能源。在当地居住5年以上的农村住户中有60.90%使用柴草作为炊事能源，而在当地居住1～5年的农村住户中只有20.8%使用柴草作为炊事能源。相反，在等地居住5年以上的农村住户中有45.25%使用煤气或天然气作为炊事能源，而在当地居住1～5年的农村住户中只有11.39%使用煤气或天然气作为炊事能源。这表明，农村住户的流动性可能减少能源贫困。如何来解释居住时间与能源贫困问题的相关性呢？可能的解释是，在农村地区使用柴草作为燃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采集、运输和储藏柴草，在当地居住时间久的住户可能更加熟悉这一过程，因此这些住户更有可能选择使用柴草作为燃料。

第三，能源贫困与户籍。户籍更有可能反映居住地信息。一般说来，农村地区非农户籍住户应该更靠近城市，而农业户籍住户更有可能居住在传统农村地区。能源贫困与居住地的相关性已得到有研究的证明。一项对孟加拉国农村和半城市（semi－urban）地区家庭能源消费模式的研究表明，所有农村居民家庭都使用生物质能源，98%的居民家庭使用煤油，61%的居民家庭使用电力，23%的居民使用液化气，也有5%的居民家庭使用蜡烛（candle）。而在半城市地区，所有居民家庭都使用电力、蜡烛和天然气，60%的家庭使用煤油，13%的家庭使用汽油。［15］

从图7 可以看出，农业户籍住户中有62.43%使用柴草作为炊事燃料，混合户45.12%使用柴草作为炊事燃料，而非农业户籍住户中只有21.22%使用柴草作为炊事燃料。使用煤气和天然气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农业户籍住户中只有10.13%使用煤气／天然气作为炊事燃料，混合户有23.77%使用煤气／天然气作为炊事燃料，而非农业户籍住户中有45.65%使用煤气／天然气作为炊事燃料。当然，户籍与能源贫困的相关性也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例如，收入、职业等。

三、农村能源贫困程度与经济收入

图6 2006年全国农村不同居住时间的住户炊事能源使用情况

图7 2006年全国农村不同户籍住户的炊事能源使用情况

经济收入状况与能源贫困紧密相关。一般说来，收入高的家庭有能力购买电力等高效能源，而贫困家庭只能依靠传统生物质能源。有研究通过考察世界各地城乡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类家庭的能源消费及服务发现：低收入家庭需要更多的包括动物粪便、木头、液化气和碳等燃料，并且这些燃料需要低收入家庭很多人手去搬运。中等收入家庭更依赖电力和天然气，然后是煤、液化气和煤油，这些能源的使用也产生了更多相关服务。高收入家庭使用和中等收入家庭类似的能源类型，但其能源消耗量要比中等收入家庭多。［16］也有研究对印度城乡家庭按消费支出高低分组考察其炊事燃料选择行为发现，农村家庭炊事燃料主要选择的是生物质燃料，煤油作为补充。农村居民家庭也使用液化气炉具，但是没有替代传统炉具。对于城市家庭来说，最低支出组主要选择生物燃料，次低支出组主要选煤油（kerosene），最高支出组主要选择液化气。［17］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按收入状况村庄类型可以分为贫困村和非贫困村，其中贫困村又包括省定贫困村和省以下定贫困村。另外，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老区和边区通常都会被认为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以下按村庄类型和地区类型分析其能源贫困状况：

第一，贫困村类型与能源贫困。从图8可以看出，中国贫困村与非贫困村住户在能源贫困上有显著差异。贫困村有74.18%的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炊事能源，而非贫困村这一比例只有57.38%。非贫困村住户使用煤和煤气／天然气作为炊事能源的比例分别为27.34%和13.54%，而贫困村住户这一比例分别只有19.85%和4.17%。在贫困村中，省定贫困村和省以下定贫困村住户在柴草使用比利时基本上没有差别。但是，省定贫困村住户在使用煤和煤气／天然气作为炊事能源比例上要明显低于省以下定贫困村。这些证据表明，贫困地区更有可能使用低效的传统生物质能源。

第二，老少边穷地区与能源贫困。在中国，少数民族聚集区、老区和边区往往也被当作是最贫困地区的代名词。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村、老区和边区具有明显的能源贫困特征。少数民族聚居村的住户有74.73%使用柴草作为炊事能源，而非少数民族聚居村这一比例只有58.69%。同时非少数民族聚居村住户在煤、煤气／天然气、沼气、电和太阳能等的使用比例上均要高于少数民族聚居村。老区农村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炊事燃料的比例为65.306%，而这一比例在非农村老区是58.73%。边区农村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炊事燃料的比例为73.31%，而非农村边区这一比例为59.82%，见表1。

图8 2006年全国农村住户不同贫困村类型住户炊事能源使用情况

表1 2006年全国农村少数民族聚居村、老区和边区住户炊事能源情况

四、农村能源贫困与居民身体健康受损

传统生物质能（包括柴草、秸秆和煤炭等）燃烧释放的烟雾中含有一氧化碳、二氧化氮、甲醛及一些致癌物质，这些颗粒物被人体吸收后，容易导致急性下呼吸道感染、肺炎、慢性支气管炎、肺癌呼吸类等疾病。能源贫困住户常使用低效的方式燃烧大量传统生物质能，释放的高浓度可吸入颗粒物会严重恶化室内空气质量，并损害能源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贫困家庭燃烧传统生物质能对妇女和儿童身体健康影响更大。据WHO（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发展中国家每年因呼吸室内生物质燃料炉灶的烟气而过早死亡的妇女和儿童多达250万。一些学者认为新生儿出生体重低、产期死亡、肺结核、哮喘、中耳炎、鼻咽癌、白内障等疾病也与燃烧生物质燃料造成的空气污染相关。

中国农村地区居民的呼吸系统疾病也非常严重。表2显示了从1995年到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占疾病死亡的比例及这一比例的排名。从该表可以明显看出两个特征：第一，从理论上说农村空气比城市要好，呼吸系统疾病的严重性程度应该少于城市，但是数据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呼吸系统疾病要比城市居民严重得多。从1995年到2001年，中国农村居民因呼吸系统疾病造成死亡的比例一直排在所有疾病的第1位，到2002年后才开始退居为第3位或第4 位。而从1995年到2002年，城市居民因呼吸系统疾病造成死亡的比例一直排在第4位或第3位。第二，从表2也明显看出，我国农村居民因呼吸系统造成死亡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995年时有26.23%农村居民死于因呼吸系统造成的疾病，排在所有疾病之首。而到201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4.15%，排在所有疾病致死比例的第4位，从排位上已经和城市居民相同，但是致死比例仍高于城市居民的11.04%。这表明，农村能源贫困问题的缓解可能对减少农村居民呼吸系统疾病有关系。因此，如果我国农村居民放弃传统生物质能而使用清洁能源，居民呼吸系统疾病可能还可以继续减少。

五、结论与启示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地区能源贫困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从人均用能来看，农村居民家庭与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用能量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并且，中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都用上了电。但是，总体看来中国农村地区的能源贫困问题仍然很严重。从传统家庭生物质能源（秸秆和柴薪）使用的总量来看，近年来没有显著减少反而呈现增加的趋势。尽管从使用秸秆和柴薪作为炊事燃料的住户比例有所下降，但下降的比例并不大，并且使用煤作为炊事燃料的住户比例几乎没有改变。

表2 1995—2010年中国呼吸系统疾病造成我国居民死亡比例及排名

农村能源贫困还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总体看来，东北地区农村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炊事能源的比例最高，中西部地区其次，而东部地区这一比例最低。与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时相比，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时各省的农村住户使用柴草燃料的比例均有所下降。但是，除了江苏和湖北之外，吉林、辽宁、黑龙江、安徽广西和海南等第一次普查时农村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炊事燃料比例最高省份到第二次普查时仍然没有改变。另外，一些中西部和西南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包括山西、宁夏、贵州、河南、河北和湖南等），在以煤为家庭能源特征的能源贫困表现也十分明显。农村能源贫困还表现为明显的人口学特征。能源贫困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低是能源贫困群体的显著特征之一。居住时间也与能源贫困相关，在当地居住时间越长越有可能使用传统生物质能源。另外，持农业户籍住户的能源贫困较之非农业户籍住户更严重。

贫困地区农村住户更有可能使用低效的传统生物质能源。与非贫困村相比，贫困村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炊事能源的比例要高得多。在贫困村中，省定贫困村和省以下定贫困村住户在柴草使用比利时基本上没有差别，但是省定贫困村住户在使用煤和煤气／天然气作为炊事能源的比例上要明显低于省以下定贫困村。少数民族聚集村、老区、边区农村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炊事能源的比例要明显高于非少数民族聚集村、非农村老区和非农村边区。能源贫困还与居民呼吸系统疾病有关。从对我国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因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死亡情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随着农村能源贫困问题的缓解我国农村居民因呼吸系统疾病造成死亡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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