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飞

（河南中医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8）

清末扬州、广州、陕西等教案的处理，呈现出了中西方关于受害人损失赔偿法律观念的不同。西方人认为，教会作为受害方，得到中国的赔偿是应该的。因此，非但不对中方的给付行为心存感激，相反还时常指责中方在许多方面尚有欠缺。中国官员则认为，为了保护传教士人身或财产权利，官方颇费周折，是对西方人的恩典行为；西方人不知感谢，反而抱怨，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本文兹以扬州教案为例，分析此现象及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原因。

一、扬州教案的发生

早在l866年11月，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就已到扬州购地建教堂传教。[1]1867年12月，天主教教士又在扬州开设学堂、药房、育婴堂作为引人入教的手段。1868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戴德生也在琼花观巷内赁屋传教。这一年，天主教育婴堂内婴孩因疾病及条件有限，出现陆续死亡现象。当时，由于《湖南阖省公檄》等绅士揭帖宣传的影响，加上扬州有人到处张贴揭帖，指控“育婴堂系为食小儿肉而设”[2]，于是民众之间纷纷传闻传教士有“剖取幼孩脑髓眼珠种种不法之事”。扬州士绅多次聚众并散发揭帖，鼓动群众驱逐洋人洋教，但传教士并无离开之意。扬州士绅再次聚议，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3]8月府学考试期间，群众及考生在秀才葛寿春的带领下，向天主教教堂及戴德生等人住所投掷砖石，打毁门窗房瓦，并且声言焚烧。戴德生于8月14日、19日两次写信给扬州知府孙恩寿，要求官方制止民众暴行，但知府答复只能出示谕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