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

在整体讨论90年代女性写作时，戴锦华以陈染的《私人生活》为例，提出过批评和质疑：“她在女性的拒绝姿态与自我放逐之后再度涉及了女性与社会间的定位——那在阳台（私人、个人空间）长得过大的龟背竹是否该移到窗外的世界中去？女性写作是否应走出‘私人生活’再度寻找它与社会现实的结合部分？”对于这样的疑问和建议，新世纪的女性写作者们以具有强烈社会性别意识的创作实绩进行了有意义的回应：从《上种红菱下种藕》《富萍》到《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从《笨花》到《小姨多鹤》，女性写作者们对底层女性给予了更多关注。她们更善于从复杂的社会环境生活中书写爱情、身体、性以及婚姻，更善于在浮世中刻画如浮萍一样的个人运命。这种变化被批评家们总结为由“闺房”到“旷野”，由“个人”到“社会”的转型。

这些变化令人称赞，而更显著也更令人欣喜的写作来自于一种新的女性写作范式的出现：非虚构女性写作。深入事件现场，访谈、对话、了解，写出身边人群最敏感的忧伤和痛楚，是近年来中国女性写作最重要的成就。从《上海的金枝玉叶《成为和平饭店》（陈丹燕）、《梁庄》（梁鸿）、《上课记》（王小妮）、《羊道·春牧场《羊道·夏牧场》（李娟）到《盖楼记》《拆楼记》（乔叶）、《女工记》（郑小琼），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些女性作家书写上海历史、乡村问题、新疆边地生活、大学校园、工厂女工、被拆迁族群。女作家们以她们独特的笔触为中国勾勒了细微、具体、震动人心的真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