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_杨帆

朱翔非：守护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

本刊记者_杨帆

他曾栖身于北京四中校园，创办国学社，他主讲的家庭教育讲座拥有大量的家长拥趸，其中不乏学校教师和校领导。

朱翔非，祖籍山东即墨，1969年生于吉林长春，自小喜爱古典文化。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师承陈恩林、吕绍纲教授。曾在北师大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师承刘家和教授。2006年出任北京四中校长助理，讲授国学、创办国学社。

2011年春节期间于《百家讲坛》开讲《中华孝道》， 现为中国国学中心研究员。

在学术上，受钱穆、马一浮二位先生影响最深。极佩服钱先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所展现出来的学识和襟度，认为先生具有宋明儒者风范。

钦佩南怀瑾先生，曾多次面见，南先生的通达、举重若轻，让他羡慕，并心向往之。

朱翔非认为现代社会的学术体制，培养的只是人的思辨能力，而不是文化性的精神内涵，弊端颇多。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和教育传统，这种传统，应旨在成就一个人的精神人格，而不单单是学术造诣。

他认为现代人应坚持孝道，重视家庭与亲情，营造良好的家风，从家庭教育开始，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净化社会。

孝道是中国人的精神支点

教育家：你一直在做“现代家庭教育的反思与探索”之类的讲座，探讨古今家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现代家庭教育的缺失的？

朱翔非：这个有意无意，很早就观察到了。我一直在琢磨现代社会人的修养问题，思考毛病到底出在哪。通常来说，人们很容易想到是学校教育出了问题。我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后，仔细去分析，觉得不是那么简单。除了学校教育，在亲情教育这方面，我们跟古代社会比起来有很大的断裂。我们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不讲孝道了，我们的社会主流文化里没有孝道，甚至曾经形成过反孝道的主流，看上去风风光光，其实背后是很有问题的。

教育家：孝道也是你经常讲的东西。你也说过“国学在很多中国人眼里是带有负面价值的词……‘国学’不合法”，这句话如何理解？

朱翔非：不合法，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不合法，是人们觉得人的观念上不应该有传统的东西，有的话便觉得格格不入，不适应，甚至反感。这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受20世纪初激进思潮的影响。

当年的激进青年，现在都已经老了或者去世了，他们普遍没有学过什么传统经典。我们说“家有大事问长者”，涉及到中国文化这样的大题目，如果问我们的长者，让他们讲讲历史，可能会很困难，从他们身上很可能得不到你期待的、有一定文化深度和文化修养的答案。而且不仅仅是知识性的。我们对传统没有延续一种敬意，而是将一种漫不经心甚至是蔑视的态度传给了后人。

教育家：民国时期，知识界先后进行过三次“读经大讨论”，最后中国的教育还是被西学取代了，是不是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真的没有竞争力？

朱翔非：那时支持中国文化的声音已经很弱了，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关心的已经不是经义本身了。其实在民间，此前很久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举个例子，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用改造了的基督教传教，有时候一两个人到山里去，没多久就带着成百上千的人下来了，振臂一呼，云集响应。因为当时的两广地区，民间传统的文化氛围已经被破坏了，大多数底层人心里认同的都是拜上帝会。反过来我们想想，如果那时的民间拥有坚实的充沛的有活力的传统文化资源，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或者说，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才能有效影响民间社会？什么样的民间社会是没有根基的？清朝的历史，民间逐渐趋向于一种没有根基的存在，因此当“西风东渐”，就一下子没有什么抵抗力了。

钱穆先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表现出来的风度令朱翔非极为佩服

清朝把中国文化的精神血脉拧断了，只剩下一个空壳，读书人读死书、考科举，没有把那种昂扬向上精神延续下来。如果那种“神”还在，民间就会是生龙活虎的，像汉唐时期，而不是像我们在照片里看到的清朝人那样，目光呆滞。

有些人不明就里，对自己的历史没有好印象，把清朝当做中国文化全部，清朝时期的中国文化其实是不正常的，不能代表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很多学者，像牟宗三、熊十力、钱穆先生，他们也都持这种观点。

教育家：接之前一个问题，你经常开办孝道讲座，在《百家讲坛》也讲过，“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孝道在现代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朱翔非：孝，会使人获得一个精神上的支点，没有这个支点，人就会就流离失所。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支点，对中国人来说，有孝道支撑的家庭和亲情具有神圣性。

孝道也不完全是一种经验，背后还有种天的力量，比如我们说的“敬天法祖”，就是这个意思。

教育家：后来的君王把“孝”上升到国家意义上了。

朱翔非：这叫“移孝作忠”，孝与忠不是一回事。把对父亲的情移到君王身上，这很荒谬，一个昏君，怎么看也不会像父亲。但也不能把这种“移情”当成一个简单的事情打发掉批评掉了，它里面是有一种用心的。你看那些地方官，尤其是知州和知县级的，自称为“父母官”，从统治者的角度，这是利用一种亲情来麻痹百姓。

但是，当我们从百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称呼，“父母官”，不就是期待那些官员的政治生活能够拥有伦理色彩吗？政治生活需不需要伦理色彩？官员作为政治人物，需不需要对民众有亲情式的关爱？如果不是亲情式的，而是职业化的，那差不少啊，两种感情是不一样的。

人不是一种机器，能不能动用伦理资源来影响官员，能不能依靠伦理意识来激发一个政治人物的责任感，使他的精神得以深化？这一点值得讨论。

儒家精神传统的断裂

教育家：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明清时期，儒学已经适应不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有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实践。有个典型的例子是，明末清初，学者颜元创建漳南书院，开设诸多治事科目，影响深远。你怎么看？

朱翔非：这是对儒学的一种误解，这个误解很有名，影响也很大。其实，它是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混淆了，这是个大问题，回答起来很复杂，我们现在简单地说：宋明儒学，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到了颜元，他开始要求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把“学问”这个东西变成了实学。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在明朝，大行其道的是阳明心学，它所针对的就是程朱理学。有人说明朝灭亡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心学，那后来你反对心学，起码也要谈谈程朱吧？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和后来清初的实学都是不同的，什么定族规、兴水利，都是从精神层面跌落下来的，我们的文化就在这一个阶段中断了。

北京四中的国学讲堂，朱翔非是这里的终身负责人。

精神与实学，这两条线本来是并行不悖的，不能相互替代，我们说一个人”精神层面有很高的追求”和他“工作能力好”，谁都知道这不是一回事。而清初却把这个做成气候了。所以我们本来在谈宋明理学，到了清朝就变成了考据学。这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精神层面的大师和考据家是不相衔接的。只能说，有些东西变了。

汉唐时期，中国人的精神昂扬向上，到了晚清，渐显萎靡，中国人的精神传统断裂了。

教育家：清代的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人在学术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近年来，中国农业在快速发展，随着土地流转、家庭农场、新型农业合作社、种田大户的出现和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天脊集团紧紧抓住终端客户需求，冷静应对，逐步实施单一产品向多元产品转型升级、产品价格向产品价值转型延伸、卖天脊产品向卖天脊服务转型下沉、狭窄渠道向集约化渠道转型拓宽、传统思维向关注农民增效转型发力，积极主动融入农民生活、感受农民切实需求，使信仰天脊化肥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丰收喜悦的感动故事越来越多。

朱翔非：他们也在反思，像段玉裁、王念孙他们，都在反思，但是已经没有能力再接上那根精神的线了。段玉裁就说，乾嘉学派的学者们都研究汉学，可他们为什么要大肆反对宋学？宋代理学不是考据学问，而是精神层面的追求。他们作为考据大师，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世道人心变了，要坏事。只是他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个问题了，那个时代也不允许他们去改变。我们很多学者读书，也是在这里迷失了方向。

教育家：古人在精神层面的追求对现代人有什么启发？

朱翔非：人有物质生活和情感生活，也要有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不可替代的。民国时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一百年了，哪些“美育”把宗教代了？宗教也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蔡先生可能把问题看简单了。中国文化和西方不一样，特别是在儒家传统方面，我们更注重现实感，注重人伦，这构成了我们的情感，也是我们精神生活。

人要学会去过精神生活，有没有精神生活，是不一样的。精神力量在一个人生命中起到的作用有时是决定性的，精神力量决定一个人的人生方向，很多人的一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放着高官厚禄不要，而去追求学问。

教育家：如何让普通人意识到这一点呢？

朱翔非：很简单啊，亲情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家庭和睦、其乐融融，这几乎成了中国人的终极目的，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家庭父慈子孝、琴瑟和谐，我们的工作和收入就是为了这个。这是一种目的，而不是手段。有些人却弄反了，他们把家庭当做手段，去追求一些很物质化的、渺小的、虚荣的东西。比如一个单位举行大合唱，有的人家人生病了他也不好好照顾，而是去唱歌，缺了你就不行吗？他就是把亲情当成了手段。

我们社会，这100年来由于孝道中断，使人们对孝道产生了很大的误解，所以才产生了这种变化。如果我们静下来仔细想想，对普通人来讲，家庭和亲情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家庭是培养人道德感的最开始和最真实的地方，没有良好的家庭氛围，一个人很难养成高尚的道德感。延伸开来说，对家庭不负责的人，对社会的责任心也往往很差。

朱翔非：我也是研究生出来的，我们的大学教育运用的都是西方的学术传统，体制是西化的，尽管残留下一些中国传统文明，也是被肢解之后的东西。然而让我们尴尬的是，离开了这些被肢解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觉得残破的不好，可是只剩下这些。我们是在西方体制下，努力凭借我们的热诚和想象，努力来寻找中国文化的根。

教育家：你期待一种什么样的大学教育？

朱翔非：我们现行的教育模式就是从西方来的，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很难期待会有什么好的变化。我们以前有过很好的教育，比如说书院，而书院发展到今天，也与传统不一样了，很多都成了补习班和培训班。

在古代，书院的灵魂是山长，而不是硬件设施，古人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要开办书院，必须有一个足以主持书院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如果历史上没有朱熹，就没有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的盛名。

教育家：现代社会，如果说要办学，能找到这样的大儒吗？

朱翔非：（笑）有没有大儒，这个需要历史的评价。可能有，但在当时可能不被认同，当然，也有的人自封为“大儒”。

有没有，是不是，关键要看他做的是不是儒者的事业，因为儒者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会有很多不为的事情，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做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教育家：你之前说过“真正深入把握西方学术的中国人，让人尊敬。”

朱翔非：我们学西方，的确没有学好。无论古希腊、古希伯来，还是古罗马，都没有学好，他们有很多好东西，像公德心、秩序感、法学传统。

这个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对自己文化把握得不够。学西方，要理解他们的文化，你自己的修养体系中必须先有与之相呼应的内容。比如学习西方文学，如果你事先了解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就会发现，二者虽然不同，却有相通的地方，于是西方文学里比较难的东西你也能理解。如果你从来没有关心过中国文学，就去学西方的，会很吃力，学好了也只是一个复制者。想要通达，很难。

朱熹不只是理学层面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教育方面，如果没有朱熹，就没有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

学习西方，为什么在关键的地方学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继承好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你不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很忽视，当你遇到了西方的精神传统，怎么会有共鸣呢？如果你只有成王败寇、唯利是图的想法，遇到了西方精神传统中的崇高感，怎么会有共鸣？如果你不知道它的价值所在，不知道那是人家所珍视的一种传统，当然很难学好。

教育家：可不可以反过来理解，无法产生共鸣，恰恰是因为我们骨子里有的正是东方传统？

朱翔非：一个懂得美的人，看到美，会有一种美学层面上的感应。真正的东西文化差异，不在地域上，而是在文化层面上。而东西文化之间的差距，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就像古人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简单来说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这样，不然的话东西方根本沟通不了。我们看西方电影，会跟着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或哭或笑，读西方名著也没有障碍，不管是荷马史诗还是后来的意识流，都能读进去。有些中国人还更爱看西方大片儿，自己的都不看。（笑）

教育家：有危机感吗？

朱翔非：有。刚才我们谈了东西方文化的接触或碰撞，东西方，不是一种地域上的东西方，地域已经没有意义。说自己是东方人，取决于我们身上有多少的东方文化。

而现在一谈传统文化，很多人会反感，其实我们身上也没有多少传统文化的东西了。我们有文化上的中国人身份，也有法律上的中国人身份，从法律上来讲，无论是户口本、身份证，还是护照，都可以证明你是中国人。但是文化上的中国人身份，如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传承，就不会有，不会因为你有中国国籍，你就是一个文化上的中国人。

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却在文化层面上反对中国。他们在文化层面上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只剩下法律上的身份。

教育家：现在有一些家长对古代文化还是很重视的，他们会有意识地把孩子送到讲古代经典的地方学习，甚至有些准备把孩子送出国的父母，也会事先对他们进行一些古代文化的教育。

朱翔非：这就是教育的问题了。我们有焦虑，恐怕给我们的时间也不是太多了。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越来越迅猛，但我们跟西方文化的交流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局面，西方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却传不出什么有质量的东西，对青年人也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些负责传播中国文化的人，如果在个人修养和造诣方面大打折扣，就更没有什么希望了。不像以前，信息不发达的时候，我们还有时间。如今这种局面，使我们都快变成西方人了，如果再没有原创性的东西，我们生活了这么久的地方就会变成一块次生的文化殖民地。现在很多人其实都巴不得变成西方人，自己传统的东西早就不想要了。你跟他谈传统，他觉得是在给他套枷锁。

我感觉很焦虑、紧迫，也有点时不我待。

而有些朋友倒很乐观，说“放心吧，中国文化没问题！”但这种乐观缺乏说服力，这不是放不放心的问题。孔子讲“人能弘道”，如果没有人来弘这个道，你怎么乐观？当多数人都不敢见义勇为，你能放心社会风气好起来吗？文化好不好，今后怎么发展，未来怎么样，我们说了不算，也不能当算卦的，我们应该动手去做。

现在认同国学的人多一点了，也有些人越来越不认同了。将来中国人坐在一起交流国学的时候，肯定有认同的也有排斥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之间的区别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那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彼此都是那么陌生。

同时，中国文化也引起了一些西方人的认同，在美国，有人自称为“波士顿儒者”，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文化自觉，觉得自己的文化身份是一个儒者。相反，不少中国人却觉得自己是一个西方文化的使者。这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问题出在哪？在教育。

教育家：问题是我们现行的教育模式还有可能让出更多的时间来普及传统文化教育吗？

朱翔非：孩子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谁对他最关心？家长。我们得自己去救孩子，当孩子是亲生骨肉，你也就没有多少时间去考虑别人是否认同，就会亲自动手去教他了。所以教育孩子，第一动力者就是家长。如果家长对孩子都漠不关心，那就更没希望了。

对普通人来讲，简单来谈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要守护好我们的家庭伦理与亲情，把家庭经营好，营造一种良好的家风。这是支点，有了这个支点，就不会迷失方向，传统文化也会得以传承。这是根，根要是出了问题，人也就不对了；对社会来说，守住家庭，这也是一种贡献。

现在情况要好一些了，有一批不怎么赶时髦的家长和一批不急功近利的媒体，意识到了传统文化教育缺失这个问题，像你们杂志，这才像是做教育。现在的传播方式比以前发达，如果真有一份心，会做出一些成绩来；但是也应该抓紧时间，要勤奋，也要有魄力。太随波逐流，迎合他人，是不好的，心中得有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