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_春娟

刘志城的故事
——课程和教学法

特约记者_春娟

2012年夏天。刘志城从深圳骑车，经广西、贵州来到云南。

刘志城，男，单身，1979年生，内蒙古人，喜欢骑车，喜欢户外运动。现在是云南发展培训学院2012年八月队学员。此前刘志城在深圳一家港资企业工作了七年，IT部主管。五年前从网上知道了云南发展培训学院，脑海中留下三个关键词：国际专业志愿者、提高英语、去非洲／印度。大多数到学院的人都被这三个关键词吸引过。五年后，不想在IT行业“把自己变成机器”的他打算停下来，“想要做一些改变”。他认为公民社会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而且，“有很多可能性”。他决定转向一个新的领域，希望通过国际化的志愿者培训帮助自己实现这种转变。

刘志城领到了一张课程表。他参加的国际志愿者培训为期14个月，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月在校学习，六个月去非洲项目地实践，最后两个月返校做评估总结。

目前云南发展培训学院的培训分成三种：国际志愿者培训、为期11个月的国内志愿者培训和为期5个月的国内专业志愿者短期培训。11个月的国内队是去国内广东、云南等不同地区做疾病、农民、儿童等相关援助项目。5个月的国内队则是民间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培训。

前六个月里，学员们要学习项目管理和机构治理（包括志愿者管理、预算管理、公益机构治理等）、NGO视野（比如公民社会、中国公益发展简报、中国社会基本构架、中外NGO对比等）、发展基础知识与技能（如儿童教育、艾滋病防治、典型疾病、公开活动组织与策划、办公软件使用技能等）、个人成长五大类课程内容，并进行包括教学和筹款等在内的各类活动实践。每一个半月会有一次评估。所有学习和实践，都在为未来几个月去非洲或其他项目地作准备。

对于项目管理方面的课程，刘志城说：“我工作这么多年了，接触了不同的管理方式方法。采购上百万，单独一个上百万从头至尾做过。这些课程个人感觉就是温习了一遍吧。对刚毕业的人比较适合吧。没有做过的还是很新鲜的。”

学员们拿到的课程目标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为实现提升这个社会爱与救助的能力打下基础。”

早上，在小会议室，通常这里才是真正上课的地方。刘志城和明珠以及其他学员已经围着会议桌坐好。他们将继续有关儿童教育课程的学习。有人把打印的资料发给大家，打开了自己的电脑，开始和大家分享他的课件。是老师开始讲课了吗？恰恰相反，讲课的是学员。事实上，老师要讲的很少。在按课表的安排，让学员们分工各自领了主题之后，老师就成了课堂配角。

刘志城和他的队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自己准备课件，然后拿到课堂上分享、讨论。他们可以利用的有HPP的全球各学院共享的网络数据库、其他网页和学院的图书，以及老师与学员在实践后编写的资料等等。从教育认识延伸到教学方法，也涉及当前教育的热门词汇讨论。刘志城发现，自己才是学习的中心。他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遗憾的是，“没有得到老师的反馈”。按要求，教学全部要用英语，这是国际志愿者必需的语言技能关，通常都能够执行。刘志城所在的八月队“没有外国队员，很少用英文。”

玉溪师范学院的志愿者找刘志城商量支教的事情

学院采用的是一种被叫作DmM（Determination of Modern Methods）的现代教学法，“学习者和老师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或是局域网，经由学习者数据库的服务而相互联系”。它结合了三种不同的教学元素：学习研究（Studies）、课程（courses）和经验（Experiences），组成学习、讲座、实践经历三大教学活动板块。整体的学分统计由DmM计分系统、每周的评估，以及学生个人、整个团队、整个培训项目的进展情况相结合。每个月，刘志城会完成一些课程学习，并在学分表上登记相应学分。他可以使用HPP的学习数据库，但因为网络问题，没有欧洲的发展指导者使用起来那么方便，有时甚至会无法接入使用。每个月他会提交一次评估报告，与队友和老师分享评估自己的所做所得。

九月，香港的两个老师过来做了两周培训，引发了一场人权和国民教育的讨论。在另一场国内NGO的交流活动中，刘志城认识了一些民间组织的人，“他们接触一些艾滋病人、同性恋、吸毒人员等，是我以前没接触过的。”“内心很善良，但是接触的是有问题的一面。”他受到了一些震动：“好多都是有故事的人”。“公益的事，好多是政府不愿意做的，没钱赚，又麻烦又社会底层”，“和我原来接触的不一样。”在整个培训阶段，将有几十个课程与讲座，这些讲座可能由主讲教师、校长、客座教师讲授，但大部分要由学员们自己来授课。学员可以在备选讲座清单中进行选择，也可以提出个人希望学习的与发展援助有关的世界性话题。

骑行、户外运动，来YID之前，刘志城的生活丰富多彩，他靠这些经历来了解这个世界

2012年春节，刘志城从深圳骑行到三亚，他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旅程

实践周：下项目地

11月的实践周，刘志城和队友到汽车站搭车去了玉溪市峨山县迭舍莫小学和丫勒小学两个小学。那里的孩子全是彝族，“黑黑的，都会讲彝族话，看起来好健康。”这里的孩子虽然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志愿者了，但看到他们还是很兴奋。孩子们几个挤作一堆，远远的望着他们笑。刘志城和队友在玉溪提前做了课程设计，准备了不同的教学内容。他带体育器材过去上了一堂户外活动课，又给小学老师和学生各上了一堂电脑课。

12月6日，刘志城又组织了一场玉溪市农民工子弟关爱学校的运动会。“有350个小朋友参加，再加上国际队和国内队的5个队友及云南发展培训学院的培训老师、工作人员，一起做了一些运动游戏项目。我们设置了八十个奖品。”平时，他和队友每周去关爱学校上一次课。

实践是培训的一部分。“以前在学校考试完了就没什么东西了。在YID学的都在用。比如艾滋病的知识也去学校讲。还有农村的调查，比如云南干旱，带玉溪师院的学生做调查。学的都能用上。”比刘志城早来的藏族DI贡波仁杰说。

与课程学习配合的实践活动分两类，一类是教学活动，一类是公开宣传或筹款活动。每个月固定下一次项目地，为期一周。在DmM教学法中，有些实践由学校组织，目的在于创造集体的经验。其它的实践课程作为学员个人的经历，由学员个人来制定计划。

离期望有距离

工作过十多年了，刘志城明显感觉到这里和公司有很大的不同。“商业机构的培训，大部分是服从式的，目的明确，领导作决定。YID不一样，是比较平等的。”平等，尊重，倾听，不批判，这些都写入了学校教学活动规则。“开学初就学习过，大家都在努力这么做。有时会有矛盾，一列这个就没话了。”这里非常“尊重差异”，甚至导致出现了问题，“有点过于民主了，职业精神不够”。学员们经历不同，“每个人都可以选择OK不OK，合作效率比较低，做好做坏都没人说”，“不像商业机构，只要听老板或主管一句话。这里谁都可以讲话，还不强调对和错。做好做坏都会毕业。”

TIPS

执行问题_

教育家杜威认为，"从做中学"也就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使得学校里知识的获得与生活过程中的活动联系了起来。对应教学思维的过程，教学过程也相应地分成五个步骤：一是教师给儿童提供一个与现在的社会生活经验相联系的情境；二是使儿童有准备去应付在情境中产生的问题；三是使儿童产生对解决问题的思考和假设；四是儿童自己对解决问题的假设加以整理和排列；五是儿童通过应用来检验这些假设。这种教学过程在教育史上一般被称之为“教学五步”。当我们把“儿童”替换为“学生”，就会发现，YID所采用的DmM教学法的自主学习、自主设计项目、实践体验、总结评估等等，是和杜威的教学五步异曲同工的。杜威认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YID，每次前去农村支教，刘志城都踏着自己的山地车前往

一般情况下学院只作大的原则把握，总体环境很宽松，学院组织的活动，都是凭自愿参加。“大家的思维方式都很发散。想什么做什么都无拘无束的。”当然原则问题是要管的。比如前面某个队的一个女孩，到了非洲以后并没有在项目地提供志愿服务，而是搬出宿舍在城里和当地做生意华人呆在一起，最后被学院除名了。

刘志城坦言，自己还在“学习和观察”中，“现在我就想做个休整。头几个月还在观察，没怎么发力。比较少主动提出自己的东西。尽量配合，把自己的部分做得漂亮一点。不过还好。自己还是有收获的。”“制度很好，执行并不很理想。培训离自己的期望有距离。来之前是想多接触一些国际的NGO运作方式，国内的比较弱。虽然国内老师是延续国外的模式，但专业性这块感觉应该再加强。”

“除了YID，国内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有，可能我会先去看看。”

“YID是一个平台。”刘志城说，“在这里我体会更深的是：你付出比你得到的要少。付出很少，但感觉得到的却很多。原来我也知道，现在是在践行这个道理。”有个队友一直坚定不移地做艾滋病项目，他打算和他一同去非洲参与艾滋病项目，将来到国际NGO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