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 雨

2012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以近乎整版篇幅发表了著名庄子学家、中国诸子研究会会长方勇教授的文章《“新子学”构想》，立刻引起国内外文化学界的广泛关注。可以预见，“新子学”作为一面新的文化旗帜，必将在整个文化学界更大规模地激越起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而且，这样一个看似只属于古代文学、古代哲学以及古代思想史领域的课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古代文化的研究范畴。它也为现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学术方向。

概括而言，子学产生于文明勃兴的“轴心时代”，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精华，结合时代新因素创造出来的新学术。自诞生以来，子学便在与社会现实的不断交互中繁荣发展。时值当下，它正再一次与社会现实强力交融，呈现出全新的生命形态。“新子学”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坚实地扎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概念与学术体系，并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同时，它也将成为促进“国学”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加快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民族文化的新变革、新发展。

“新子学”的提出势必会引起整个文化界对中国文化方向性、主体性问题的新一轮再思考。而对于现代文化研究以及文化发展来说，我认为起码会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所谓“新子学”，就是要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由原来的以儒学为中国文化单一核心，转变回归到诸子百家。先秦诸子百家的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繁荣、最强盛的历史阶段之一。在百家共鸣的时代，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产生了。但在汉以后，统治阶级开始独尊儒术，百家争鸣的局面随之被扼杀。今天，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文化真正的源头在百家而并不仅仅是儒家。

第二，这样一种文化研究的思路，同时也给“五四”新文化运动找到了一个合理的逻辑前提和解释。大家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当时最鲜明的旗帜就是打倒孔家店，就是要反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封建文化，就是要反传统。但是，现在有些学者认为，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由两次历史事件造成的，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文革”。所以，有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倡导新儒学，认为把儒学接续起来才能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如果说当年打倒孔家店是错误的，那就必将涉及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新文化运动是我们中国的文艺复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但是新儒学这一派就强调：一切现代的信任危机、道德滑坡、人文精神的式微都是由于我们把传统文化丢掉了，所以我们必须复兴传统文化，而复兴民族文化，按照他们的常规思路就是复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就无形之中陷入了一种传统与现代孰是孰非的悖论。文化是需要活力的，活力是需要竞争和多元的。独尊儒家是我们民族文化衰败的原因之一，而新文化运动中断了儒家为核心的专制性的文化，就是文化历史的大势所趋。因此，我们今天的复兴不能独尊儒家，不能视其为唯一。我们现在要在“新子学”的旗号下寻找到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我们要重启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

第三，在全球化时代，通讯科技与新媒体高速发展，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文化也只能是多元的。我国汉代能够罢黜百家是因为传播技术落后，生产方式也非常低下，人的交往和对媒介的依赖不是很强，而且当时文化的普及率不高，思想也不是很活跃，独尊儒家相对容易。但是现在，在网络传播发展充分的条件下，人们已经拥有了相对自由的表达和交流空间。在这样的媒介新环境中，未来文化的发展一定是多元的。当年我们文化的繁荣正是由于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新子学”并不只是要更深入地研究诸子百家的文本含义，并不仅仅是回到故纸堆里去挖掘老祖宗的学术观点，而是强调它对当下的意义。“新子学”给我们提供了现代文化环境中我们民族文化繁荣振兴的一个重要参照，我们应该建立起如同当年百家争鸣的一个新时代。

第四，“新子学”的提出，并不只是仍然把子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进行专业研究，并不只是要在学术理解和阐释上让它继续深化，更不是把它作为局限在其传统考据本身的一种学问。我们要从子学中寻找到真正使我们民族具有强大发展潜力的根本，最需要找到的就是蕴含在诸子百家之中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