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青

（1.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2.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国语》的研究历来比较薄弱，自汉至清总才10余家，近代以来研究者较多，但系统研究者仍然很少，我们以吴曾祺发表《国语韦解补正》的1909年作为起始，每十年一个时间段计算，至2009年，这一百年间里，前70年国内外《国语》研究论文共64篇，后30年共发表论文482篇，前40年没有一篇硕博学位论文，20世纪50-90年代共11篇，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每十年只有1篇，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一共发表硕博论文65篇。一百年来《国语》方面的专著就更少，台湾一共有5部，大陆目前一共有2部。这些论著主要集中在文学、历史、语言尤其是文法训诂等几个方面，文献方面的研究开掘基本还处于空白。宋庠（996-1066）校订《国语》时所据公私藏本十五六种，宋庠之后《国语》版本系统只有公序本系列和明道本。又许多传世文献有石刻、敦煌卷子、出土简帛可以相互参证，并且有比较好的校注本传世，《国语》则只有敦煌残卷，且仅存802字，另外还有慈利竹简《吴语》部分，而慈利竹简迄今亦未公布。到目前为止《国语》尚无普遍认可的精校精注本行世。因为材料的缺乏，我们对宋庠以前《国语》的流传脉络和《国语》传本的情况还知道得很少。而好的校注本必须在充分吸收前人既有信息数据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从宋庠以前和宋庠同时期甚至稍后一段时间的群书引用《国语》例中仍能够寻绎到公序本和明道本之外的《国语》传本的一些情况，也就是说，宋代以及宋代以前的传世文献中所引用的《国语》句段无疑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现传《国语》版本之外的信息，即便是和现传《国语》完全相同的信息，也会在现传《国语》版本源流方面提供给的参照。因此，考查宋以及宋代以前群书引《国语》用例对《国语》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语》的异文整理及其研究，清代有黄丕烈（1763-1825）、汪远孙（1794-1836）、李慈铭（1829-1894）三家，现代则有郑良树、张以仁（1930-2009）等。黄丕烈、汪远孙、李慈铭主要就公序本与明道本之异同进行比较，汪远孙虽然已经参考到类书、小学书以及其它材料对《国语》本身进行勘校，但其目的仍然是比较明道本与公序本之异同。郑良树的《国语校证》在参照旧有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类书、史书材料和《国语》相比较，无论是在《国语》旧注辑佚还是在异文搜集方面都有一定创获，但仍有所阙略。张以仁的《国语斠证》只是以黄、汪考求为基础而广之，他的研究并不是寻绎公序本、明道本之外的《国语》传本脉络。即便他们参照了一些类书，但是他们所据类书的版本也不是宋本或者较早的本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书引《国语》资料的准确性；另外，他们没有搜集到《国语》的较好版本，如张以仁动辄称明道本，实际上其所参据的明道本是湖北崇文书局重刻本，而非黄丕烈重刊明道本，而郑良树所参据的只是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汪远孙、郑良树、张以仁等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对群书引《国语》例进行全然性辑录并与今传《国语》各本进行一一比较。如根据我们的统计，《太平御览》引《国语》252次，汪远孙只涉及56处，其所缺略的《御览》引例很多和今传《国语》仍有较大的差别。这一点，在张以仁的《国语斠证》和郑良树的《国语校证》中也同样存在。另外，即便是汪、郑、张已经指出的歧异之处，或不出结论，或所出结论仅仅停留在校的层面上，而未进一步考镜源流，且有些结论亦未能与《国语》相契合。

本于此，著者希望通过搜求群书最早或较早版本以及相关版本参照，对群书所引《国语》用例进行全然性辑录并一一辨正，现在完成的就是小学要籍引《国语》的研究。一共考查了十种小学要籍，包括《原本玉篇残卷》、《切韵》残卷与《唐韵》残卷、《一切经音义》三种、《说文解字繋传》、《广韵》、《宋本玉篇》、《集韵》、《类篇》、《韵补》、《古今韵会举要》。可以分作这样几类：（1）标识为国语，引用确为《国语》各语者；（2）标识为国语，引用为《国语》注者；（3）标识为国语或就其引用位置应为国语而实即引用它书者。第一种是我们主要考查的对象，后二者也在相关条目进行了比较仔细地辨正。每一部小学书引用《国语》各语的情况可以通过表1比较清楚地体现。

表1 分条目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各个小学书对《国语》各语的选取是不一样的。从引例上看，《类篇》、《集韵》、《古今韵会举要》和前代小学书引例重复较多，而《广韵》、《宋本玉篇》、《韵补》则重复较少，尤其《韵补》的时代已经是南宋，这里面反映了一定的小学书对于引例择取的继承性和独特性。引例的多少和小学书的释义、撰作目的有很大关系，《原本玉篇残卷》、《一切经音义》、《说文解字繋传》释义宏富，尤其前二种每一注文广引群书证之，顾野王（519-581）更明确表示“緫会众篇，校雠群籍，以成一家之制”（《玉篇序》），进献之处即经删削，可见其征引之宏富，而《宋本玉篇》意在普及，只是列举义释，而少引群书，《切韵》与《唐韵》残卷、《广韵》、《类篇》、《集韵》莫不如此，故而引例较少。汰去重复，十种小学书引用《国语》正文字数在2 350字，按照前此统计的《国语》总字数70 399字计算，十种小学书引用《国语》字数占到《国语》总字数的3.34%，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同时也为引例和《国语》本文的有效比对提供了便利。

除了和今传《国语》各本语句完全相同者之外，大多数引例和今传《国语》各本具有文字差异，这个文字异同又可以分为文字有增减和文字形体有异同两类，文字有增减包括：一是引例为约略《国语》本文而言之，也就是不直接引用《国语》原文，而是复述《国语》原文之义；二是引例为了语义表达的明确性，有增字或脱字现象，比如为了明确性起见加上人名或者国名，在原文没有语气词的地方添加语气词加强一下语气，有的本来在《国语》原文中属于上下两个语段或者句子，此处为了引用上的便利脱去中间语句或者段落等等。文字形体有异同主要就是引例和今传《国语》文字形体存在的差异，包括：二字之关系为古今字；二字之关系为异体字；二字之关系为假借字；一本字误。凡此皆在相关条目中有所体现，兹不例举。总括而言，《小学要籍引〈国语〉斠正》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引小学书各本进行辨正，确定各本引例之是非

比如在《原本玉篇残卷》有罗振玉（1866-1940）影印本、黎庶昌（1837-1896）摹写本和日本东方文化书院藏写本，《系传》有《四部丛刊》影宋配补本和祁刻本，《广韵》、《集韵》、《韵会》、《韵补》、《类篇》等都有一个以上的版本，像《玉篇》这样的著作有胡吉宣（1895-1984）的《玉篇校释》巨著以为参佐，《类篇》则有蒋礼鸿（1916-1995）的《类篇考索》和孔仲温（1956-2000）的《〈类篇〉研究》、《〈类篇〉字义析论》等相关研究著作作为参照。《一切经音义》版本也有很多，而且徐时仪还出了合校本，这些本子在引用同一条《国语》用例的时候文字会有差别，孰是孰非，我们通过比照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稳妥的结论。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往往把每种小学书的代表版本都搜集到，并且进行仔细的比对，参照历代的研究成果，再按下己意以定是非。凡此皆在具体斠证中有所体现，兹不赘述。此外，还因此发现有的小学书的某些未被注意的地方，如对于《说文》“犓”字条注释的探究，既梳理了《说文》各本在本条释文上的不一致性，又把从“刍”得声的字系联在一起，为释义的进一步明确性提供了依据。

（二）以《国语》各本和类书、群书引《国语》资料和引例进行比较，确定小学书引《国语》与今传《国语》各本之是非

《国语》的版本系统简单明了，就是公序本和明道本两个系统，这两个版本系统相较，明道本系统内部就更为单纯，因为从1800年黄丕烈刊刻明道本行世到今天也才有200多年的时间，而古籍版本的问题在照相影印技术应用于图书印刷之后就基本不会产生了，而照相影印技术应用于图书出版印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也就是说黄刊明道本系统内部的刻本的产生只有100年的时间，更何况由于乾嘉著名学者钱大昕（1728-1804）、段玉裁（1735-1815）对明道本的推崇，覆刻黄刊明道本的几种本子也在很大程度上忠实于黄刻。公序本系统则相对复杂一些，如我们在引言中所提及到的公序本内部的各种版本有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十种小学书引《国语》用例大体上也都在这两个系统之内，同时期或前后的类书以及其它典籍引用同样的《国语》例句和明道相近还是和公序本相近，也应该作为一个考查对象，因为通过这些线索我们可以考查公序本和明道本的流传脉络以及流布广度等等。当然在具体的小学引例问题上我们的对待方式也不尽一样，比如在《原本玉篇残卷》和《一切经音义》的引例上，我们的关注角度更侧重于其引例和今本的差距而不是其引例和明道本或者公序本的哪个版本接近，而《广韵》、《玉篇》之后也就是在宋庠校订《国语》前后时期的小学书引例，我们更侧重于其引例和明道本或公序本的接近程度问题；在具体的考察过程中，因为对现传《国语》各本的比对还发现了明道本系统内部和公序本系统内部的子系统的一些问题，比如在公序本系统内部，由于张一鲲本把《国语补音》打散散入《国语》正文之下，从而衍生出了以张一鲲本为底本的诸多版本，如穆文熙《国语评苑》，文盛堂、绿荫堂、书业堂、经纶堂等刊刻的《国语国策合注》，吴汝纪重刻本、绿荫堂刻本，日本道春（1583-1657）点本《国语》、日本秦鼎（1761-1831）《春秋外传国语定本》，都是张一鲲本的子版本。

（三）对相关引例中的有可讨论之处的文字、词语进行文字字形上的辨正和语义疏通与训诂

这应该是本专题的一个着力点，所在从字形上，主要是系联甲骨金文以及俗字等进行文字形体结构上的分析。语义疏通主要表现在：（1）小学书的释文的前后继承关系，比如汉代经注对后代小学书释文的影响，我们往往通过引证小学书编纂之前的经传故训以明小学书的释文的渊源。另外，小学要籍释文本身也有前后的继承关系，比如《说文》、《尔雅》、《释名》、《方言》的释文往往为《玉篇》、《一切经音义》、《广韵》、《类篇》、《集韵》等小学书所转用，后世小学书在释文上往往有累加的趋势，比如一个字，《说文》只释一义，到了《玉篇》可能就会有二义或者三义，到了《广韵》就会更多。训绎并确证这些释文的出处，实际上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本书并非每一个条目都在做这个工作。（2）对于小学书的释义进行探讨，有的小学书释义有未尽妥当之处，通过文字字形的、声义系联的方式进行辨正，如对“侊”这个字的辨正，即在于通过古今书证以及从“光”得声的一系列字的探讨从而得出《说文》等一些小学书释为“小皃”是不确的，实应释为“大皃”。（3）小学书释文的辑佚，这方面的东西不多，本书所涉及到的也只有一条，就是《广雅》“垦，理也”，这一条是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一“耕垦”注引用《广雅》的释文，不见于今传《广雅》，李增杰所著《广雅逸文补辑并注》（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辑录正文502条、备考149条，未见收录《一切经音义》所引此条。

（四）凡涉及《国语》旧注之处对《国语》前后注释的异同原由进行探讨

这个可以分两个方面问题。

（1）以韦注作为坐标，韦昭（204-273）以前的《国语》旧注和韦昭注的关系。韦昭自己在《国语解叙》里面讲：“因贾君之精实，采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觉增润补缀，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传》，以《世本》考其流，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韦昭在《国语解》中引用了相当数量的前人旧注，汪远孙《国语三君注辑存》从韦解中辑录134条，使我们得见贾、唐等《国语》注解之一斑。而在韦解之中还必定有一些直接化用前注而未注明之处，小学书所引贾逵等人的《国语》旧注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便利，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保留下来的《国语》旧注和韦注一一比对，从而为梳理《国语》注释的历时比较做一些准备性的工作。当然，韦昭之后的《国语》研究工作也可以照此进行。在比对过程中，也会有是非的讨论，其方法一如上面所说进行文字字形、音义系联等等，以求得出确解。

（2）《国语》旧注辑佚的历时脉络以及前后继承关系。在本书的引言中，通过列表的形式把《国语》旧注辑佚的各家大体上按照时代作了一下统计，但是这个统计数据不是层层累加的。通过考察发现，刘师培（1884-1919）所谓的《一切经音义》收录贾逵注600多条是重复计算的，汰去重复的话，《一切经音义》所引贾逵注大约也就是 300条左右，张以仁虽然是《国语》旧注辑佚方面的集大成者，他的《〈国语〉旧注辑校》收录了清人的所有辑佚成果，并且自己还有新的补充。但是《原本玉篇残卷》所录《国语》旧注也即王仁俊所辑录的106条张以仁是没有见到的，还有就是日本学者新美宽编、铃本隆一补的《本邦残存典籍による辑佚资料集成》所辑录的条目有很多也是张以仁所失收的。另外一个材料，就是敦煌写本《周语下》残卷中的注，是谁的还不好断定，但是完全可以断定既非贾逵也非韦昭的，这也是张以仁所没有参照到的。因此，虽然看起来张以仁的辑录条目最多，但实际上还是不完整的，从本书引言所列的表中可以知道，张以仁《辑校》王肃（195-256）注1条，而比他早的却辑了8条，比如《原本玉篇残卷》所引《国语》旧注，王仁俊（1866-1913）辑出103条，而陈鸿森却只得90条。

《国语》旧注的辑佚由于辑佚各家受到材料以及其它方面的限制，很难谈到完整，我们今天来考察《国语》逸注，恐怕还要进行一番全面的整理工作才行，当然前提是：（1）要定好标准，就是什么样的纔能算作是《国语》的逸注。张以仁定辑了很多贾逵《国语》注的疑似条目，这就不好判定是非，并且给资料统计带来了麻烦，古书征引旧注，无论是标识“贾逵《国语》”“《国语》贾逵注”，都可以算作贾逵《国语解诂》条目，假如没有这个名目，前边征引一句《国语》的原文，后边紧跟着“贾逵曰”，那也可以算作。就怕没有上面说的这些标识，只有一个“贾逵曰”“贾逵注曰”，这就不好判定为贾逵《国语解诂》的注文，因为贾逵也注过《左传》，有可能是《左传》的，即便我们能够证明这个字的这个用法或者意义只在《国语》中出现过，其它典籍当中都没有出现，这时候我们也只能算它作疑似，还是无法确定就是《国语》的佚注。因此《国语》逸注辑佚的标准要明确规定，张以仁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并且也提出了一定的标准衡度，但是有些条目亦如清人的辑佚一样未能贯彻始终。（2）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辑佚工作是靠手工翻阅检索，难免会有疏漏，所以才会有汪远孙虽然参照了《一切经音义》，可是有遗漏，张以仁作《辑校》，为之补充，《文选》注里面的《国语》旧注辑佚前人也做过了，可是有遗漏，劳格（1819-1864）补辑出了两条。今天我们再做这种辑佚，靠电子检索，这样不容易遗漏，可以收到所参据的数据中辑佚条目完全的效果；（3）前人受到数据的限制，像马国翰那样徧辑群书的工作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古籍电子检索资源，像一些大型的电子古籍数据库基本上收入了主要的古籍。而且在获取较好版本典籍方面，比之前人，我们也有了很多便利的条件，可能也还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总比前辈学者所能获取材料的途径要广泛得多。这样就会辑录得更为全面一些，对于韦昭前后一段时期的《国语》研究会得到更为清晰的认识。

《国语》的研究向来薄弱，近几年来有些起色，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我在拙著《〈国语〉动词管窥》自序中所说的：“固有的学术文本被挖掘得差不多了，所以就要往周边蔓延。”这样，《国语》这部被冷落了很长时间的文献慢慢被重视起来，其重视程度已从文首所列数据得见一斑。为了更直观化一点，不妨列于表2。

诚如拙著《小学要籍引〈国语〉斠正》引言中所述，和先秦其它传世文献的研究相比，《国语》的研究仍然还是相当薄弱的，其各方面的研究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我在拙著《〈国语〉动词管窥》的结语最后有一段话对《国语》研究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展望。

表2 分年度文献统计

“如果由《国语》的动词扩展到《国语》的综合研究，则应当包括《国语》的语言研究、文献研究、文学研究、思想与文化研究。在《国语》的语言研究中，可以展开《国语》的文字研究、词汇研究、语法研究与修辞篇章研究，从历时和共时角度结合社会文化学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在《国语》的文学研究中，可以对《国语》的叙事、《国语》中的人物塑造、《国语》中的对话描写等各个方面开展，并就《国语》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进行历时的比较研究。在《国语》的文献研究中，可以将宋代以前典籍尤其是宋刻典籍中征引《国语》的文句与今传《国语》比勘，并广泛地求取宋以后各种版本的《国语》，得出一个汇校本。在此基础上力求得出一个最接近《国语》原来面貌的本子。并对涉及到的《国语》各本与相关方面进行版本文献上的研究。集合旧注，去同存异，做成汇注本，并就古注涉及到的典章文物、文字训诂进行相关的探讨。在《国语》的思想与文化研究中，首先要重新估价《国语》在先秦思想史以及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国语》所包孕思想的研究，从而为断代思想史以及真正的社会思想史的撰写提供有力的左证与材料。在《国语》的文化研究中，涉及到的典章制度、风土民情等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总之，要将《国语》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位解脱出来，恢复这一经典文献的学术核心地位及其应有的价值。”[1]

作者现在所做的工作只是上面这几个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里头最末梢的一小点儿。即便是在群书《国语》引例与今传《国语》的比对斠证方面看起来是最末梢的一小点里面，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与深入进行，《小学要籍引〈国语〉斠正》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徐复观（1903-1982）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亘古未有的危险与困难的时代。”[2]钱穆（1895-1990）说：“埋藏在我们心坎深处那一些文化积业，思想传统，我们也该从头再认识一番。垢刮磨光，释回增美，是我们该下的功夫。”[3]前著引述的话，再引述在这里。

[1]郭万青.《国语》动词管窥[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283.

[2]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

[3]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M].上海:三联书店200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