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润明

■唐润明

地处重庆歌乐山下、嘉陵江畔的沙坪坝，是有名的文化区，也是抗战时期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四坝”（即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陕西城固坝、江津白沙坝）之首。

古时沙坪坝一带系嘉陵江侵蚀阶地沉积的沙坝，清康熙年间曾在此设立沙坪场，沙坪坝因此得名。历史上，沙坪坝地域长时期隶属于四川省巴县，1935年属巴县第一区龙隐镇辖地。抗战爆发前后，大批机关、学校、工厂与文化单位迁建于此，加之为避轰炸又从市区迁移来了诸多的机关团体和党政要员、文化名流，其地位日益重要，国民政府遂于939年8月在此设立重庆市政府沙磁区临时办事处。1941年12月，重庆市第十四区成立，沙坪坝正式以“区”的行政建制出现。然而，在成为正式的建制区之前，沙坪坝即以“沙磁文化区”这一特殊的形式出现并名扬全国。沙坪坝文化区的由来，也必须追源到抗战时期沙磁文化区的创建。

■1933年迁入沙坪坝的重庆大学理学院

区位优势引来文教事业“筑巢”

在1939年正式划归重庆市管辖之前，沙坪坝、磁器口地区不仅在行政体制上不属重庆市管辖，在空间上距渝中半岛也较江北、南岸为远。表面上看，是时的沙坪坝、磁器口地区并不占优势，但随着重庆城市的发展，其区位优势日益凸显。

首先表现在交通上。江北、南岸虽距渝中半岛直线距离很近，却有大江相隔，仅靠木船摆渡（抗战爆发后才有轮渡），不仅运量有限，而且遇上大风、大雨和大雾时，只有停渡。到了夏天洪水上涨时，更增添了船毁人亡的危险，两岸之间的交往也会因此暂时断绝。反观沙坪坝、磁器口地区，虽距渝中半岛较远，却是与渝中半岛以陆地相连的地区，又是重庆通向四川行政中心——成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1932年成渝公路（修建时叫成渝马路）巴县段修建完成后，片区内又相继修建了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的沙磁支路和沙磁支路—杨公桥—歌乐山麓的炼钢厂公路，加上原有的嘉陵江水路，使得沙坪坝、磁器口地区在交通上占有明显优势。

其次是地形优势。重庆是座山城，高低不平，难以成片利用。而在沙坪坝、磁器口这南北长约十里、东西宽约七八里的地域内，其地势虽也有起伏，但相对平坦且面积较大，是一块难得的宝地。

沙坪坝、磁器口地区东滨嘉陵江，西沿歌乐山，不仅有山有水，且兼有水陆交通之便，加之地势较平坦，从而成为重庆城市发展过程中突破半岛束缚、向外拓展扩大的首选之地。重庆大学、南渝中学在选择校址时最初的考虑均不是沙坪坝（重庆大学的初选是长江下游的王家沱，南渝中学的初选是巴县的南温泉），但后来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都将落脚点放在了沙坪坝。

正因为具备了上述地理优势，20世纪30年代，沙磁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标志之一，是重庆新兴的教育事业纷纷向沙磁地区集中，如重庆第一所大学——重庆大学于1933年10月从菜园坝临时校址迁至沙坪坝永久校址，重庆第二所大学——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前身）也于1933年7月在沙坪坝创设，使沙磁地区开始“握有川内学府的地位”（当时整个四川只有4所大学）。标志之二，是外地文化教育事业纷纷向沙磁地区迁徙。这当中，最早的是天津南开学校在沙坪坝建立了“南渝中学”（1936年春）；其次是作为国家级舆论向导的国民党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在沙坪坝寻址建立（1936年底）。除此之外，沙磁地区还兴办了一些中学、小学。所有这些，在起到引领、垂范和辐射作用的同时，也为沙磁文化区的创立奠定了组织和人力基础。而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的《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则起到了理论上的宣传和舆论上的鼓吹作用。

■重庆沙磁文化区倡建创始人、《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作者、重庆大学第二任校长胡庶华

《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奠定理论柱石

胡庶华（1886-1968），湖南攸县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科学家，曾任湖南大学、同济大学校长。1934年5月率中国工程师学会入川考察后，认为四川乃“西南堂奥”，“将来重工业所在，以四川为最适宜之地点，且以天时地利两擅优胜之故，可为将来复兴整个中华民族之根据地”。为此，胡庶华接受了四川省政府主席兼重庆大学校长刘湘的邀请，于1935年8月1日正式接任重庆大学校长职务，成为重庆大学第二任校长。在任的近3年时间里（1938年6月辞职离校），胡庶华除对重庆大学本身的建设发展有着重大贡献外，还以自己多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理解，结合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形，对重庆文化教育发展与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仔细思考，并于1936年12月撰写发表了《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一文。

在这篇长达五千余言的文章里，胡庶华首先在理论上阐明了建立重庆市文化区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认为“如果新的文化区一旦建立，不仅造成一适宜于文化发展的环境，而且更可利用物质上及人力上的诸种优越条件，以加速其发展。各学校经费的集中及其用途适当的调节，富有经验的教育者及科学专门者的荟萃，势必在文化上植下庞大的巩固基础，而成为一巨型的熔炉。它的光芒不仅照耀重庆一隅，而且将四射到西南各省及整个中国”。特别是在国际局势风云突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步步进逼的历史背景下，天府之国的四川将成为复兴中华民族的根据地、中国抗战最为重要的大后方。将来战争一旦爆发，前方战士的派遣，后方医院的设立，军实粮秣的补充，都仰赖于四川。“但就目前四川的状况而言，因人才的缺乏，文化的落后，富源尚未开发，壮丁犹待训练”，是不能胜任战争爆发后其所承担的重任的。因此，胡庶华主张“四川于国防上应准备之工作，应以培养人才，提高文化为最切要。而为发展四川（也可说是西南）枢纽之重庆文化，尤为其中最主要之一环”。在重庆市建立一新型文化区，“其意又不仅在四川文化本身之发展，而尤关系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胡庶华还预言：“吾人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若果实现，则其前途的希望实未可限量”，倘若将此运动“由一市推及于邻县，推及于全省，推及全国，将见复兴中华民族的基础于焉树立，解放中华民族的革命运动于兹发轫。将来的重庆，与辛亥首义的武昌及革命策源地的广州鼎立而三，蜚声于世界，炳耀于简编，不亦休哉！”由此可见，胡庶华一开始就把重庆文化区的建立提高到复兴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从而为重庆新型文化区的建立赋予了崇高的使命，这也正是抗战时期“沙磁文化”一经提出就得以迅速形成并扬名海内外的重要原因。

在重庆建立文化区既然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重庆市的文化区应该建立在什么地方呢？重庆母城因为“是山地而且狭隘，人烟稠密，住得非常拥挤，又因为使用烟煤，全城笼罩在乌烟灰末之中”，加之“五方杂处，风俗不良，学校错杂在闹市之中”，环境“不适宜陶冶青年之德性，锻炼青年的体魄，引起青年的向学兴趣”，因此，“原有的重庆市是无法将其建立成为一个新文化区的”。“南岸虽风景宜人，然旷地少”，且有长江阻隔，交通不便，也不能担负起建立重庆文化区的重任。综合考虑方方面面的条件，胡庶华认为重庆市以西、通远门外0里的沙坪坝，“实为建设新文化区的理想所在”，并详细罗列了十条理由：

一、环境优美，宜乎读书休养；

二、远离城市，与恶习隔绝，不受其影响；

三、中学集中，学业便于观摩竞进；

四、中学集中，教授上的调剂（如技术教师的公聘，史地或理化可以分工而专精）及砥砺（教法因共同研究而改进，品行因互相勉励而善良）便于施行；

五、中学集中，设备可以节省，易于充实（如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运动场等均可公用；又如高级工业学校等可与重大工学院合作，可以充实设备）；建置一切可供作育身心的设备如讲演厅、电影场、小剧场、射击场、骑射场、降落伞练习台等；

六、中学集中，学生便于集团的训练，如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军事训练等；

七、中学集中后，原来的校址可以扩充小学，收容失学儿童，或改商场以繁荣市面，或改作公共教育机关以推广社会教育，或拆卸以广街道，或变卖出租以裕建设新文化区的经费；

八、文化区成立后，可以实行乡村自治，树立模范；

九、文化区界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可以打破城乡的悬隔而为城乡文化的汇流；

十、文化区可以与国内其他进步的城市交通联络，以求此种新建设的推行。

胡庶华《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发表后，在社会各界引起重大反响。1935年四川抗日根据地的确定，已为东部沿海地区一些重要设施布局重庆奠定了基础，而沙坪坝所具备的交通、地势、区位以及已有的文化教育设施等优势，则吸引着国人的注意。因此，抗战爆发前后，一大批文化教育单位相继迁入沙坪坝。

文化教育机构云集沙坪坝

在胡庶华正式发表《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之后不到2个月，原在重庆城内至圣宫的四川省立女子职业学校第一个响应倡议，决定迁址沙坪坝。1937年2月，即购得沙坪坝周姓土地一块，作为建筑新校舍之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重庆市区人口猛增，四川省立女子职业学校便在校舍尚未正式建好前，租佃沙坪坝松林坡栾姓房屋作临时校舍，于1938年3月将学校部分班级迁入。1938年下学期，沙坪坝新校舍落成，该校遂全部迁入沙坪坝，成为创建沙磁文化区的又一重要组成单位。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又称中央短波广播电台）是重庆的第一个国家级文化单位，是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中央就决定设立在重庆沙坪坝的一个重要文化机构。1936年9月，该台筹备处副主任兼总工程师冯简携总务科科长陆以灏等，赴重庆选址征地，最后决定将发射台（播音台）定在重庆西郊的沙坪坝，收音台定在歇台子，广播大厦则定在城区上清寺美专校街附近。在完成选址征地后，位于沙坪坝的播音台于1937年5月开建，1938年11月竣工试播，1939年1月18日正式开机播音，成为战时中国对外宣传的喉舌与窗口。

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是内迁沙坪坝准备最早、抗战爆发后迁移最完整且一次到位的最高学府。早在1935年5月下旬，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乘专机自南京飞成都见蒋介石后返回时，曾因天气原因被迫在重庆停留了两天半，“便感觉到若是中日战事发生，重庆是一个可守的地点。回程到了重庆，我便存了一个心，为中央大学留意一块可以建设校址的地方”。因此，罗家伦一回到南京，就命令中央大学总务处迅速赶制900个大木箱，同时要求在木箱的里面钉上最好的洋铁皮，以为日后中央大学的远迁作准备。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第二天，紧邻上海的南京即开始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中央大学也不能幸免，被炸死校工7人。9月5日，罗家伦果断决定：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筹备开学。中央大学的迁川之举得到了四川、重庆地方当局及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华西大学的积极协助和大力支持，纷纷表示“惠允赞助”、“慨允合作”。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不仅慨然同意为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的师生员工减少费用，免费运输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还不惜派人打通轮船舱位，以便一些大型设备的装运和卸载。负责建筑中央大学在渝新校址的1800余名重庆民工，分成18个工作组，因陋就简，就地取材，不分昼夜，于短短的42天里就盖成了可容纳1000余人上课和食宿的校舍，为中央大学的顺利搬迁和及时复课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1937年11月1日，中央大学宣布在重庆沙坪坝的新校址正式复课。

继中央大学之后，抗战前期从东部沿海地区迁到沙坪坝的学校还有：南京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1938年2月）、国立中央工业专科职业学校（1938年夏），上海的大公职业学校（1938年10月），天津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9年）以及兵工专门学校（1937年），军令部所属陆军大学（1939年）等。除此之外，沙坪坝地区还迁建、新设了一些工厂和单位，更加繁华、热闹起来，也为沙磁文化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的成立

抗战爆发前后沙坪坝地区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给沙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等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和作用的同时，也不断提升着沙磁地区在重庆、在中国抗战大后方乃至整个中国的地位和知名度。沙磁地区原有的行政管理机制——隶属于四川巴县龙隐镇，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此，以胡庶华、罗家伦、张伯苓、高显鉴等为首的一大批文化教育人士，在沙坪坝正式的行政建制未突破前，想出了以沙磁地区各单位共同组成“沙磁文化区”这一特殊的民间组织，来代替旧有的行政体制，从而实现“教育与经济、国防相结合，与地方事业相结合，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主张。

1938年1月28日，重庆大学以公函的形式分函“军政部兵工署重庆炼钢厂筹备处”及周边各单位，告以重庆大学决定于“本月29日午前九钟在重大理学院会议厅开会，商议‘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合组实施办法’”，并希望各单位到时派代表参加，共策进行。但因发出通知与正式开会相隔的时间太短，以致29日到会人员不齐，未能如愿举行。2月4日，重庆大学又分别致函先前各单位，决定会议改在两天后举行，同时派专人将此函送达各相关单位。

2月6日下午1时，“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重庆大学理学院二楼教员休息室举行。第一项议题，是逐字逐条讨论修正了由重庆大学提出的《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组织大纲》，决定：

一、该会定名为“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

二、该会“以维护公共秩序、改善住民生活、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

三、该会所辖范围为“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教育学院、南渝中学、中央电台、炼钢厂及其界连之马路、街市与村庄”；

四、该会会所设沙坪坝小学内；

五、该会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教育学院、南渝中学、中央电台、炼钢厂、巴县第一区署首长为干事，并互推一人为主任干事，二人为副主任干事”；

六、该会内设秘书室，并于秘书室下分设社会、工务股，分别办理民众教育、公共卫生、公共秩序及该会辖区内每种建筑之设计与监督事宜。

第二项议题，是当场票选了负责该会工作的主任干事和副主任干事。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以5票当选为主任干事，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显鉴、私立南渝中学校长张伯苓各以3票当选为副主任干事。第三项议题，是讨论通过了与会代表的临时提案，如增设电话总机案、小龙坎至磁器口的公路案以及该会所辖区域内的治安问题、防空问题等等。

因成立得仓促，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的组织大纲显得较为粗糙，成员单位也较少。鉴于此，委员会成立以后，就相继致函各相关单位，说明该会成立的原因和经过，邀请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以共同完成沙坪坝地区公共秩序之维护、住民生活之改善、文化事业之促进等工作，并得到了应邀单位的积极响应。四川省立女子职业学校、川康平民商业银行、金城银行沙坪坝办事处、巴县汽车公司等单位相继加入到该会中。内设组织也相继增加了公安股和设计委员会，分别办理维持地方治安及公共秩序、负责会内有关事项的筹划和设计等工作。

改组以适应形势发展

由于会员少、地域窄、管辖经办事项太多、经费缺乏，特别是该会的民间性质等所限，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虽然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总的说来成效不大，与创建者所冀求的初衷相差甚远。为检讨过去工作得失，策进未来工作进行，1938年12月1日及1939年1月12日，自治委员会曾两度邀请各会员代表开会，商讨该会的改组扩大事宜。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查、磋商和准备，1939年1月30日，改组扩大会议在重庆大学会议厅举行。到会的有重庆大学、大鑫钢铁厂重庆厂、大公职业学校、金城银行沙坪坝办事处、军政部纺织厂、军政部制呢厂、重庆女子职业学校、合作五金制造厂、川康银行、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四川铁工厂、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巴县龙隐实验乡、南开学校、北平师大劳作专修科、豫丰纱厂、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中央电台、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中央大学、沙坪坝邮局、重庆电力厂沙坪分厂、中央研究院仓库、巴县汽车公司的代表及巴县县长王韬甫等24人；受邀与会但因故缺席未到的有：重庆行营第一军械总库、军政部兵工署第24工厂、资源委员会植物油料提炼轻油厂、重庆电话局沙坪电话分处、重庆牛奶场、大成糖厂、昆仑纸厂、小龙坎龙隐人力车行等8个单位的代表。

参会代表在听取了大会主席有关开会理由的报告、巴县县长王韬甫的致词以及原该会秘书张晓飞有关该会过去工作概况和经费收支情形的报告后，着重对该会先前提出的《重庆沙坪文化区社会事业促进会组织大纲草案》以及自治委员会向大会的提案进行了详细讨论，最终形成了新的《巴县沙坪文化区社会事业促进会组织大纲》。与《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组织大纲》相比，新大纲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是名称上的改变。一方面，将“重庆沙坪文化区”改为“巴县沙坪文化区”，使该会所属地域名实相符，更能得到地方基层行政组织和巴县县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将“自治委员会”改为“社会事业促进会”，表明该会的职责范围、工作内容在原有基础上都有所扩大，工作性质也有了一定的变化。

其次是工作内容与工作范围的扩大。除改“自治委员会”为“社会事业促进会”外，宗旨也由原自治委员会“维护公共秩序，改善住民生活，促进文化事业”改为“以协助政府改进本区社会事业”，突破了原来三大方面所限。至于工作涉及的范围，因会员单位的增多，也就自然扩大，大致相当于今天东起土湾沿嘉陵江直达双碑，南起小龙坎经北站路再沿渝碚路周边直达双碑这一狭长地带。

第三是会员单位的扩大及会费收入的增多。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成立时，会员单位只有7个，且主要是学校。嗣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到改组前也只有12个单位。由于会员单位少，各项工作推行起来自然就增加了困难。改组后，参加的会员单位扩大到25个，增加了一倍有余。除了中央大学等10个文化教育机关外，更多的则是各个企事业单位。这些企事业单位，既有国民政府有关部会所属的，也有私营合股的；既有沙坪坝抑或重庆本地的，也有从外地迁来的。随着会员的增多，该会的会费收入也大为增加。

第四是组织机构与内设组织的扩大。在领导层方面，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是干事会，最高负责人为主任干事和副主任干事；巴县沙坪文化区社会事业促进会则设有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最高负责人为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总干事和副总干事只是常务委员会下的一个办事机构，且委员的人数远远多于原有的干事数。在内设组织方面，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于干事会下设有秘书室，秘书室下设社会、工务2股，总计内部办公人员只有6人。巴县沙坪文化区社会事业促进会除设有秘书1人外，还于干事会内设有总干事、副总干事各1人，书记1人、事务员2人、工友2人，经费审查委员3人，并将原有的社会、工务2股扩大改组为文化、社会2组，每组各设组长1人，总计内部工作人员达13人。 内设组织的扩大以及内部工作人员的增多，大大方便了该会各项工作的开展。

沙磁文化区的最后形成

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改组，因种种原因并未达到其预期目的，存在的时间也较短暂，但它却是重庆沙磁文化区创立的开端，其意义与作用远远超过事件本身，它无论是在沙坪坝地区，或是在重庆乃至在整个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都有着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历史影响。

在沙坪坝地区，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的成立，是沙坪坝区得以以“文化区”闻名于全国的开始，也是沙坪坝区得以成为“文化区”的起点，它举起了沙坪文化区的大旗，并为日后沙坪坝地区得以正式划归重庆市管辖以及正式成立区的行政建制作了理论上的呐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39年5月26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及主要幕僚赴沙坪坝、小龙坎、磁器口视察，半个月之后的6月14日，蒋介石给有关方面发布手令：“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等处，均应划归重庆市政府。”重庆市政府奉令后，于1939年8月16日在沙坪坝树人中学内成立了“重庆市政府沙磁区临时办事处”，以就近“督促推行各项政令”。自此，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一带，不仅正式划归重庆市管辖，而且开始了“区级”行政组织的雏形。

两年之后的1941年2月24日，重庆市政府第十四区区署成立，管辖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童家桥、金沙街、红槽房等地。从而完成了沙坪坝、磁器口地区在行政体制上由四川省巴县所属区镇向重庆市第十四区的嬗变，正式成为重庆市的区一级行政组织。至此，“重庆沙磁文化区”正式形成，以后一直是重庆市的“文化教育中心”并以“文化区”闻名于世。

在重庆市，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及抗战后沙坪坝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变化，在提高沙坪坝地位的同时，也使得重庆市行政管理范围的进一步拓展成为可能；此外，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的成立，还大大完善、充实了重庆城市的功能结构，使作为一个近现代城市重要内涵之一的文化教育有了依托的根基和生存的空间。同时，也增加了重庆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

具有特别意义的是：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是迄今为止我们已知的抗战时期唯一一个以“文化区”命名、以履行政府基层组织职能为主旨的民间组织，并且最终从民间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正式的政府机构。它对我们研究抗战时期区域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研究文化教育与其他各行各业相互配合共同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研究典型的文化教育发展变迁个案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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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