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

摘要：江乙出使楚国的一系列记载，见存于《战国策·楚策一》的数章中，事迹多以对楚令尹昭奚恤的诋毁为主。江乙中伤昭奚恤，并非出于个人恩怨，实由魏国主使。目的在于离间楚国君臣关系，造成楚国政局混乱，以便缓解楚对魏国的军事压力，使魏国可以专注于对齐国的防御。虽然，江乙的反间计未能得逞，但也在楚、魏之间带来短暂的和平。纵观战国中后期的历史，可以发现江乙使楚实开纵横家兼相数国的先例。在江乙之后，诸侯国遣心腹至与国就职，操纵同盟参与本国的对外政策，这在诸侯国间渐成风气。

关键词：江乙；昭奚恤；仕楚；离间；兼相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199?03

一、江乙使楚仕楚的年代

江乙又作江尹，始见于《战国策·楚策一》，其事迹以诽谤楚国令尹昭奚恤为主。江乙在《楚策一·江乙恶昭奚恤章》中说：“邯郸之难，楚进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宝器，以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恶臣之见王。”据《史记·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楚策一·邯郸之难章》等文记载，江乙所谓“邯郸之难”指魏惠王十八年（前353年）魏伐邯郸之战。又据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引《竹书纪年》：“（魏惠王）十八年，惠成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齐侯使楚景舍来求成。”①那么，《楚策一·江乙为魏使于楚章》中江乙使楚的记载，应与魏楚媾和有关，或可视作魏国同意楚国求成的回访，具体时间当在魏惠王十八年或次年。

此外，宋鲍彪《战国策注》卷五曰：“（江）乙，魏人，时居魏，后乃仕楚。故其语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关于江乙是否为魏人，元代吴师道有异议：“据居魏语以为魏人，未知果不？”江乙的国别无据可证，但鲍彪所谓“后乃仕楚”则为实情，其证有二：一是《江乙恶昭奚恤章》中，江乙曰“故昭奚恤常恶臣之见王”。若江乙此时尚为魏使，昭奚恤完全没理由多次阻拦外国使者觐见楚王；二是《楚策一·荆宣王问群臣章》中，楚宣王问于群臣，惟江乙有所对，说明此时江乙已为楚臣。结合《楚策一》数章文字可知，江乙使楚和仕楚在时间上紧密相承，应在魏惠王十八年或次年。

《江乙为魏使于楚章》中，江乙初见楚王便抨击：“州侯相楚，贵甚矣而主断，左右皆曰‘无有，如出一口。”文中的“州侯”在先秦典籍中略有记载，如《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谓顷襄王曰章》：“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又如，《荀子·臣道》“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再如，《韩非子·内储说下》“与州侯之一言”，“州侯相荆，贵而主断，荆王疑之，因问左右，左右对曰：‘无有。如出一口也”。上述典籍所载“州侯”实为两人，一在楚宣王时，一在楚顷襄王时。楚宣王时期的“州侯”即为昭奚恤，其证如下：一是秦简《大事记》载昭奚恤相楚于周显王十五年（前354年），《资治通鉴》卷二则系之于周显王十六年，至江乙使楚时，昭奚恤已相楚，而《楚策一》中江乙攻击的对象只有昭奚恤一人，那么江乙初见楚王时所说的“州侯”必为昭奚恤。二是《战国策·楚策一·荆宣王问群臣章》：“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其中的“群臣莫对”与《楚策一·江乙为魏使于楚章》及《韩非子·内储说下》中“左右俱曰无有，如出一口”的记载②，完全吻合。至于庄辛所说的“州侯”，“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正与荀子所谓“态臣”相符，即“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 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那么，被荀子视为态臣的“州侯”与庄辛所云必同为一人。③荀子所言“州侯”不可能为昭奚恤，因为后者“贵甚矣而主断”，近乎荀子所谓的篡臣，“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荀子·臣道》）。另外，《战国策》又明言庄辛与楚顷襄王谈及“州侯”，上至楚宣王相隔威、怀两代，其间相距至少四五十年。至楚顷襄王时，昭奚恤必不在人世，不可能再为“州 侯”。④

昭奚恤被封为州侯，又高居令尹之职，在楚国可谓权倾一时。就常理而言，江乙出仕楚国，即便不逢迎权贵，也没必要得罪巨室。然而，据《楚策一》“荆宣王问群臣”、“邯郸之难”、“江尹欲恶昭奚恤于楚王”、“魏氏恶昭奚恤于楚王”、“江乙恶昭奚恤”、“江乙欲恶昭奚恤于楚”、“江乙为魏使于楚”等章记载，江乙对昭奚恤的诋毁，可谓不遗余力。刘向《列女传》卷六有“楚江乙母”条，记载楚大夫江乙因王宫失窃而遭令尹罢官。唐余知古《渚宫旧事》卷三亦载此事，并以楚令尹为昭奚恤。清陈厚耀《春秋战国异辞》卷二十八则认定：“江乙宣王时人，即恶昭奚恤者。”如果江乙因私怨报复昭奚恤，似乎可以理解。然而，《列女传》却明言江乙“（楚）恭王之时”。对此，清马骕《绎史》卷一百七曰：“楚恭王乃宣王之远祖也，此非别有江乙，则记载之误。”⑤若《列女传》将宣王误作恭王，江乙因私仇诟谤昭奚恤，完全可以理解。但《韩非 子·内储说上》：“江乙为魏王使荆，谓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闻王之国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诚有之乎？”江乙询问楚国风俗完全是外人的口吻，若为郢大夫，则不必如此。可知，楚恭王时江乙或另有其人，或出于《列女传》虚构。那么，江乙诋毁昭奚恤亦当另有原因，这就必须从魏国的时局说起。

二、江乙仕楚开纵横家兼相之先河

三家分晋之初，魏、赵、韩三国尚能齐心协力，但随着各自实力的上升，开始自图发展，甚至相互征伐。尤其在魏武侯卒后，赵、韩干涉魏国内部的权力交接，导致三晋彻底分裂。此后，三晋之间纷争不断。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自魏惠王即位以来，三晋之间战争频率陡增。魏国国都原在安邑，很容易受到秦、赵、韩三国的包围，不得不迁都于大梁。魏在迁都之后，固然可以暂离秦、赵、韩的围攻，却离齐、楚更近，直接导致魏成为真正的四战之国。迫于形势，魏拉拢与国的活动空前活跃起来。如在迁都大梁的同年，魏惠王在巫沙与韩昭侯会面（《水经注·济水》引《竹书纪年》）；惠王十三年，在葛孽与赵成侯相会（《史记·赵世家》）；次年，又在鄗相会（《史记·魏世家》）；同年，魏惠王与韩昭侯在巫沙结盟（《水经注·济水》引《竹书纪年》）；惠王十五年，鲁、卫、宋、郑朝魏（《史记·六国年表》）；次年，魏惠王入齐会见齐威王。

然而，即使如此，魏国的外部环境仍潜藏着巨大危机，这在邯郸之战中体现尤为明显。首先，秦国趁魏攻邯郸之机，一度夺取魏国的少梁、安邑和固阳（《史记·六国年表》）；楚则取雎、濊之间（《楚策一·邯郸之难章》）；齐国先在襄陵为魏、韩所败，但同年也取得桂陵之战的胜利。此时，魏国的形势大致如此：秦在连续夺取魏地之后，忙于兴建咸阳以巩固东方，故与魏和解；⑥赵国都城虽被魏攻取，但魏惠王“二十年，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魏世家》），魏、赵两国矛盾暂时缓解；楚国趁火打劫，夺取魏国雎、濊之间的土地。至于齐国，与魏国实力相当并为强国，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述“魏惠王、齐威王尤强”，实为魏国的心腹大患。历史也证明，在桂陵、马陵之战连续败于齐国之后，魏国开始转向衰落。那么，在邯郸之役后，魏与齐争霸，两国矛盾难以调和；魏国已与秦、赵和解，暂时无忧；此时如何防备楚国再次乘隙而入，就成为魏国的当务之急。

《楚策一·魏氏恶昭奚恤于楚王章》：“魏氏恶昭奚恤于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听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间，臣大惧。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为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难为之外，岂忘为之内乎？臣之得罪无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上文明言恶昭奚恤者为“魏氏”，而非“江氏”。可知江乙之所以诋毁昭奚恤，实乃魏国主导，非江氏个人行为。目的在于离间楚国君臣关系，从而造成楚国内部的混乱，以减轻楚对魏的威胁。江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屡次出言中伤之外，还积极寻找同盟以壮大声势。《楚策一·江尹欲恶昭奚恤于楚王章》：“江尹欲恶昭奚恤于楚王，而力不能，故为梁山阳君请封于楚。楚王曰：‘诺。昭奚恤曰：‘山阳君无功于楚国，不当封。江尹因得山阳君与之共恶昭奚恤。”江乙以魏山阳君为外援尚嫌不足，故又说安陵君，欲以之为内援，事见《楚策一·江乙说于安陵君章》。⑦

虽然，江乙挖空心思实施反间计，但已为楚国君臣识破，并取得互信，如楚宣王对昭奚恤所云“寡人知之，大夫何患”（《魏氏恶昭奚恤于楚王章》）。魏国的反间策略固然未能奏效，但终楚宣王之世，楚、魏两国再无交战记录。就此而言，江乙亦可谓不辱使命。至于其最终结局，则鲜为人知。然而，江乙仕楚的行为却开创了战国中后期纵横家转仕多国的先河。前321年，张仪兼相秦、魏，旨在破坏合纵，推动秦国连横的策略，所谓“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史记·张仪列传》）。前319年，公孙衍取代张仪任魏相，其背后即有山东诸侯的支持。前318年，秦为了拉拢赵国，任赵臣乐池为相。前316年，公孙衍任韩相，田文任魏相，在齐相田婴的支持下，合纵之势再度拉开帷幕。前294年，燕派苏秦仕齐，明为助齐攻宋，实则借此削弱齐国力量，为燕伐齐做准备。同时期，乐毅兼相燕、赵，为伐齐做准备。诸侯国各遣派心腹转仕他国，便于在与国推行本国的对外策略，以实现外交和军事上的图谋。

注释：

① 《史记·六国年表》载“诸侯围我襄陵”于魏惠王十七年，较《竹书纪年》晚一年，当从《竹书纪年》。

② 《韩非子·内储说下》中有两处文字言及“州侯”，皆为同一人，详见张觉《韩非子校疏析论》。

③ 杨倞《荀子注》指出荀子所言“州侯”为“楚襄王佞臣”，实一语中的。然而，此后又误将之与《韩非子·内储说下》所说的“州侯”混为一谈。

④ 《左传·桓公十一年》：“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杜预《注》曰：“州国在南郡华容县东南。”《汉书·地理志上》载南郡有州陵，《水经注》卷三十五：“又东北径石子冈，冈上有故城，即州陵县之故城也。庄辛所言左州侯国矣。”《晋书·地理志下》载南郡下辖州陵，昔为“楚嬖人州侯所邑”。盖州国近于郢，其地后为楚所并，封之与近臣，颇类于齐以薛封田婴。楚宣王时之州侯为昭奚恤，顷襄王时之州侯或为昭奚恤后人，或在后世转封他人。至楚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

（《史记·楚世家》）。州地亦陷于秦，当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白起拔郢之时。至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史记·楚世家》）楚军的反扑对秦造成一定压力，且楚考烈王元年，即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年），秦国正竭尽全力进攻韩国，两年后又发生了决定秦、赵两国命运的长平之战，所以无暇南征的秦国归还州地与楚，以求暂时停战。

⑤ 李锴《尚史》卷六十认为：“江乙宣王时人，恭王，宣王远祖，说亦误。”

⑥ 《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同年，《魏世家》载：“（魏惠王）二十一年，与秦会彤。”

⑦ 关于江乙说安陵君的年代，缪文远《战国策考辨》（页135）：“此章当在显十七年江乙仕楚之后，其确年不可考。”游说安陵君当在江乙仕楚后不久，目的同样在于壮大同盟以离间楚国君臣。在《江乙说于安陵君章》中，江乙称安陵君“无咫尺之地，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而安陵君自谦“王过举而已”，说明安陵君实为楚宣王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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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