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萍

摘要：长野确《松阴快谈》是日本江户时代诗话，其论评诗文颇有独到之见。其中卷二论文章之学，对中国古代散文历史演变、散文本体、创作及鉴赏批评等方面，均有深入而具独创性的见解。发掘其中国文评观，可为当今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提供一些新视角，同时也可考见中国散文及文论对域外文章学的影响、受容情况。

关键词：长野确；《松阴快谈》；日本中国文章学；文法论；文气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186?06

中国古代散文成就突出，虽然不及古代诗歌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深远，但它对日、韩诸国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日本的中国文章学研究是其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是自江户时代（1603?1867）以来，成果颇著，而且大多采用“文话”的形式。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曾辑有《日本中国文章学论著选》，收录有日本文话《拙堂文话》、《渔村文话》等；2007年，王水照教授主编的《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附录有“知见日本文话目录提要”一编，收录30种日本文章学论著提要。虽然此种统计尚待进一步充实，如其中散见于日邦文人别集、笔记等中的文论未予辑录，然而大体可知，日本关于中国文章学研究的文话、文论相对于诗话、诗论著作的极度繁盛来说毕竟稍逊一筹。但有一点历来为研究者所忽视，即在大量存在的域外诗话中往往掺入不少文论，它们从域外角度对中国文章学进行的探讨，常能发人所未发，颇具研究与借鉴价值。

日本江户时代诗话《松阴快谈》即是这样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撰者长野确（1783?1837），字孟确，号丰山，伊豫人。修业古文，著有《武乘》、《诗约》、《文约》等。是书撰于文政三年（1820），今有《日本诗话丛书》第四册本，韩人赵钟业《日本诗话丛编》第八册本①。书前有长野确《自序》，述成书经由。后有吴江沈楙德跋语，评曰：“其中评论古今及诗文书画之属，援引博洽，时具特识，以儗物、服诸君，雅称后劲。”全书共四卷，其中卷二集中论文，议论虽属条目论列式，但自具一定的原则性与系统性，反映了长野确对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散文本体、创作及鉴赏批评等的见解。当然不乏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借鉴，但更多的是结合本邦创作而产生的独到体认。发掘其中国文评观，可为当今中国散文研究提供一些新视角，同时也可考见中国散文及文论对域外文章学的影响、受容情况。

一、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的演变及其经典

《松阴快谈》对中国历代散文的批评及散文经典的评价，有着较为精辟的论述。从总体上说，长野确主张论文应不拘世代。他引述明代都元敬《铁网珊瑚》之语：“今人收画多贵古而贱今，且如山水花鸟，宋之数人超越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论其世代可也。”长氏进一步推论说：“余谓，书画诗文，皆不拘世代可。”他批评世儒论诗文以世代为高下，是“耳食”之言，并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诗文之佳恶，在人而不在世，在诗文而不在人。”由不拘泥于以世论文，长野确进一步延伸出“前人不必胜后人”说。他说：“前人不必胜后人，如《列子》之不及《庄子》，左氏之不及司马，范晔之不及陈寿，《晋书》之不及《五代史》诸皆是也。岂得拘世代哉。”[1]（264）

厚古薄今向来是中国诗文评论中惯见论调②，“一代不如一代”的文运论屡现于论者笔下。可贵的是， 长野确没有盲目蹈袭成说，认真地对中国文章之历史演变作出思考，所以能发人所未发。例如长野确曾再三突出的“左氏不及司马”说，就与中国传统见解差异甚巨，他说：“左氏之不及司马，犹《列子》之不及《庄子》也。”并引述朱熹与胡应麟的两段议论，认为“皆所谓眼透纸背者”：“朱子曰，《孟子》《庄子》，文气俱好，《列子》便有迂僻处，《庄子》全写《列子》，又变得奇峻。胡元瑞《笔丛》曰：大抵《列》之文法、《庄》之文奇，列犹丘明，庄犹司马。列规矩，驯而易入；庄崖岸，峻而难攀。”[1]（264）至于缘何不及，长氏也有详细分析：

余常持左氏不及司马之说，其略曰：人皆知班之不及马，而不知左氏亦不及司马也。子长之文犹文人高士为水墨山水，略有笔墨，而妙处在笔墨之外；左氏犹画匠之著色山水，固守规矩，而不敢胡乱下一笔也。然求其神采秀发，气韵流动，不可多得也。左氏一部自首至尾，唯是一法，少变化。至《史记》，则纵横变幻，使人把捉不得，所谓神明于法者。[1]（263?264）

可见，长氏以“法”为准权衡二者优劣，一“唯是一法”，一“神明于法”，左氏之文短于固守规矩、拙于变化；司马之文长在变幻纵横、意在言外，因而优劣自异。在中国传统的文评中，论者多以二著各具千秋，称《左传》则以“春秋笔法”，许《史记》则谓包孕丰富。常将司马与班氏作比较，将其与左氏比较实为罕见，且无论长野确的评论是否正确，至少足备一说。

当然，这并非表明长野确忽略了秦汉古文的整体成就，实际上，他在讨论古文时，经常从中推举一些经典著作作为初学者之门径。如《孟》、《庄》、《左》、《国》，长氏就屡作颂扬，称为“古文之美者”。他还特别提到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古文著作：“叙事之奇古者，莫如《檀弓》、《穆天子传》焉，汉武、飞燕内外传，亦野史之古者，文家不容不读。”[1]（270）

然而，相对于秦汉古文，长野确更为欣赏的仍是唐宋古文，尤以八家为最。他认为韩、柳、欧、苏等八家文，“已为千载之宗师”，后世学文者，“不得不依其法”。长氏对八家的称颂不吝赞词，认为他们的部分篇章完全可与司马之文相匹肩，而毫无惭色。他例举柳子厚《段太尉逸事》，谓“咄咄如生，与马迁相上下”，又说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与马迁相上下，范晔、陈寿皆不能及也”。

八家之中，长氏极崇韩、柳、欧、苏四公，他以“法度”为线索认真准确地分析了他们各自古文的特点：

光明正大，法度森严，而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如韩文公焉；纵心姿腕，篇法政严，序次详备，丽句层出，愈多而愈不乱，莫如柳柳州焉；婉曲周折，法度闲暇，词意醇厚，气调员美，莫如欧阳公焉；纵横排奡，才锋俊伟，奇奇怪怪，不与法期而与之合，莫如苏文忠焉。[1]（258）

韩愈之文以法度谨严又浑浩流转为特征，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 视。”[2]（122）柳宗元之文则篇法严谨，又不露痕迹，名章警句，迭出不穷。欧阳修之文，纡余委曲，说尽事理，苏洵赞云：“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2]（122）东坡为文，则“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3]（333）。长野确的评析可以说十分准确地把握“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的特点[4]（1165）。

长野确虽然主张论文应不拘世代，但在具体论文实践中，却难免自相矛盾。典型如对宋以后散文的评价，长野确认为古文之佳者大体在宋前，元明清即便有名家一二，整体却每况愈下。他论列元好问、赵孟頫、杨维桢等元代“有文名者”十余家后，谓其只可比之于“宋之小家数”。紧接着他说：“至明文运又旺，名家不啻千百，然亦皆不能仿佛宋人，独王阳明可与宋大家比肩而立矣。”[1]（277?278）可见，长氏认为元文为宋与明之间的一个低谷，但是明文虽较元文为长，却不足与宋文并辔：

明人务求胜宋人，然其学术文章，曾不能仿佛宋人，大抵宋人能自为一家，不肯蹈袭前人。明人好剽窃古人，是其胆识已迥然不同也。清人长于考据，指摘前人之谬误，旁引博证，往往中其肯綮，然短于著作，其不及明人，犹明之于宋也。[1]（290?291）

明文不及宋，而清文不及明，更遑论宋文。长氏此说并非一家之见，认为文章随气运代降恰恰是中国古人常弹之调。这与其“前人不必胜后人”的进步主张是相龃龉矛盾的。

长野确认为明人古文之所以落下一乘最主要的原因是“剽窃”：“明人所谓古文皆第剽窃古语耳，至其法度神妙，则未尝梦见。”他举出明中期前后七子之领军人物为例：

何、李、李、王之诗文，譬犹剧场中正末净丑戏子之语言，模拟文饰太过，强笑强哭，毫无神气，故乍读之可喜，再读之使人羞赧。

明李于麟、王元美剽窃古语，以为古文，不知文之古今在结构，而不在字句之末也。结构合古法，虽用俗语，不害为古。[1]（283）

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倡“文必秦汉”，目的虽在矫台阁茶陵之弊，但他们盲目崇古，作文时又难脱以摹拟代创造的窠臼。此后的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把复古风推向更高潮，创作上比前七子更死板地模仿古人。

长野确虽深抉明文剽拟之弊，并以何、李、李、王为矢的激烈排击，但他并非完全否定明文。他 说：“明文之佳者，莫如王阳明焉。遣言措意，纵 横开阖，靡不如意；方正学、徐文长，亦恢恢乎疾驰矣；简洁雅驯，莫如刘青田；富赡雄伟，莫如宋景濂。……”[1]（278）列举明文之善者数人，而其中对王守仁之文更击节不止，屡作称赏。谓：“从前论明文者，未尝及王阳明。余读《阳明文录》，纵横俊伟，出入高下，靡不如意。”[1]（278）他甚至认为王阳明是衰弊的明文中唯一堪“与宋大家比肩而立”者。的确，王阳明的散文，雅健沉雄，能独抒胸臆。他的思想与文章，对唐宋派和公安派有直接影响，在清初评价很高，但桐城兴起后，则多受冷落。长氏以其文为明文之“佳”者，可谓巨眼。

相较明文之弊在“剽”，清文则病于“细”。“清人之文，能入细而不能为大。秦汉古文，大抵粗枝大叶之文，气骨雄壮，豪荡不羁，所以为高也。清人之文，唯于枝叶上粉泽，是所以不及也。”[1]（285?286）

二、关于中国散文的本体与创作

《松阴快谈》中长野确最着力之处，是对散文本体、创作方法及入门途径等的探讨。其中很多精见可以与中国古代文论相为参观，也对现今的散文创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首先，强调“文有四法”、“法与我一”。长野确认为散文创作必须明知文法，“作文如用兵”，学文者须“先学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犹如学诗者“先学平仄，排比句法、韵脚也”。他称引本邦太宰德夫《文论》曰：“文有四法，曰篇法，曰章法，曰句法，曰字法。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四者皆有法，一失其法，则不成文矣。”[1]（252）又说：

文欲雅健而婉曲，此用工夫在字法与句法。又欲气脉流贯，而变化曲折，不支离旁斥，此用工夫在章法与篇法。作句大抵欲曲而不欲直，欲省而不欲增。曲则有味，省则不弱。作篇欲前面伏后面，前段生后段，枝叶相生，则自然活泼不死矣。[1]（291）

拈出四法，以为作文之规矩，这不仅令初学者有径可循，也道出古文关键所在。

长氏谆谆突出四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日本当时文坛现状而发。他曾屡次批判本邦文人创作、论者论文，均未尝知法。他说：“邦人论文者，大抵知字法与句法而已，未尝知有篇法也。论文及篇法者，独太宰德夫而已。然择而不精，语而不详。”[1]（270）又说：“本邦儒者作文，多未知篇法而妄作也。”即便是以荻生徂徕为首的古文辞派也存在着相同的缺陷，“所作 犹多失篇法，如德夫之言，况他人乎？”[1]（252?253）长氏最后指出忽略字法、句法，尚是小疵，至失篇法，则“安在其为文哉”？由此可见，四法当中，长野确以篇法为最关键。

长野确还以唐宋大家为例，具体阐明“法”的重要性。韩昌黎“法度森严”，柳子厚“篇法政严”，欧阳永叔“法度闲暇”， 苏子瞻“不与法期而与之合”。又说：“韩学孟，欧学韩，终不见其蹊径，张无垢所谓欛柄入手，开导之际，改头换面，随宜说法，使殊途同归。是可以悟作文之法。夫孟、韩、欧、苏之所同者，在其法度结构尔，不可求同于字句之末矣。”[1]（259）明了法的重要性之后，关键在如何得法，长野确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即求之经典：孟、庄、左、史、韩、柳、欧、苏。“欲知议论文法，且试读《孟子》、《庄子》；欲知叙事之法，且试读《左传》、《史记》。反覆以索其结构之法，久之自了然矣。不必须多辩也。”[1]（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