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聚敏

散文家：少提些口号 多研究些技巧

截至今年，我已从事散文编辑整整30年，阅稿无数、开笔会无数，近些年又经常应邀到各地讲课（非敢称“讲学”也），可以说经历了新时期以来我国散文创作的整个发展过程。编辑是个很具体的活儿，当编辑时间长了，自然也就慢慢养成了一个“就稿说稿”“就人（作者）论人（作者）”式的职业性格和习惯。就我个人来讲，我非常不喜欢不涉具体的高谈阔论，尤其反对和讨厌散文家在创作中乱提口号、空喊主义。如果有可能，我真的愿意跟每一位散文家或散文作者就具体文本而谈具体文本，交流一些实在的、实用的、甚至“字词句运用”上的创作问题。这对于那些大“理论家”大“学问家”来说，未免显得太“形而下”太“小儿科”太没学术含量了。他们也许因此嘲笑本人没什么学问——是的，聚敏不才，肚子里没啥东西，更无学术才能，但我深知广大作者最需要的是什么。因此，我对那些学术含量很高很形而上的学术文章或著作，只好抱以敬谢不敏了。而且我发现大部分写这类文章和著作的人，其实并不真懂散文！尧山壁先生曾有一名言：如果评论家真知道写散文的秘籍，那么散文名家大家应该是评论家而不是散文家了。此言值得思索和玩味。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已出版著作有《中国的匈奴》、《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丝绸之路》（中英文版）等多部，主持出版12卷本《散文中国》、11卷原生态散文书系等书籍。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最新文学排行榜，并多次被各类选刊、年选和选集选载，先后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首届“QQ作家杯”散文特等奖等数十项。现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

所以在很早以前，本人就曾多次撰文提倡和呼吁：散文家要少提些口号，多研究些写文章的本领和技巧。并指出，仅就文本制作能力来讲，当今的散文家甚至远逊于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五六十年代”那些人。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引起散文界的多大重视。情况倒是恰恰相反：散文界口号时出，旗帜别立。仅就新世纪以降，则有“大散文”、“文体净化论”、“行动散文”、“审智散文”、“绿色散文”、“新潮（锐）散文”、“散文新家”、“原生态散文”、“在场主义散文”等口号、主张、主义纷纷登场；而在具体文本写作上，大家似乎都偏颇错误地理解了“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巴金语）和“写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鲁迅语）这两句话，认为写散文“不学而能”、“无师自通”，致使散文界“无技巧主义”猖獗，“随便主张”盛行，且影响至今！而据我所知，新时期以来，各地作协、文联和民间组织的各种笔会、各种讲座、各种研究班太多了，但似乎没有一个笔会和讲座是讲“散文文本具体制作”、“散文写作基本技能”的。基本上都是邀请些名家或非名家，讲些诸如“思潮”、“走向”甚至“现代”“后现代”之类宏观重大理论问题。其结果是讲者自讲，听者自听，但于大多数作者毫无助益！

现在回过头看，前者“有口号无实绩”、“有理论无实践”、“有号召无响应”、“有旗帜无流派”，徒遭人笑之。而后者影响所及，使当今大多数的“散文家”其实并不真的会写散文，许多“散文家”的文字之差令人惊诧，这还不算上那些“网络散文家”——我是常年编散文的“散文中人”，对此深有体会！我深深感到，作为散文家，提一百个口号，远不如写一篇好文章；请不要忙着提什么“主张”，要紧的是先把自己的文章写通顺！可是当今这样的“散文家”很多呀。

更深地思索，造成散文界“无技巧主义”猖獗，“随便主张”盛行的原因，其来有自。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学家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抨击，对“辞章、义理、考据”等“文章学”批判，一方面为“白话文”或新文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这种批判必然也带有“激进”“偏颇”的成分。这种对古代文章学的彻底否定态度必然影响到后来的作家，所以大家都相信“修辞立其诚”（实质上“诚”即单单感情真挚，只能产生好的辞藻，但并不能“立”起文章来），“吾手必能写我心”（多数情况下，“吾手”并不能真正完全“写”出“吾心”，作家之所以常存“语言痛苦”，原因即在此），写散文根本不需要什么技能、技术、技巧了。这就是说，五四时期形成的这种“激进”和“偏颇”，是造成现当代散文界“无技巧主义”盛行的远因。现在看来，与古代散文相比，现代白话散文是一种“唯内容主义”式的、只讲求“形而上”的立意、境界问题，而不屑、不注重“形而下”具体辞章构建和文本制作机制研究的散文。而且谁注重后者，谁就会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

殊不知，从“心”到“手”、以“手”写“心”，从构思到文字，中间需要很多转换机制和制约过程。比如“文脉”“意脉”问题，散文是讲究“文脉贯通”的：比如“散文的切入点”问题，我曾经在多种场合申明：写散文之难，难就难在难以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比如散文中的“事件”“故事”问题；比如散文叙述的详略、节奏和起伏问题；再比如散文的语言问题，上述一切问题，最终要归结到语言问题，散文语言是手段也是目的等等，这些“形而下”的具体技能、技术、技巧，则非常值得我们去掌握。

说实在的，我过去也很不喜欢谈论诸如上述这些很“形而下”的琐碎问题。但鉴于我本人编辑散文的经验体会，我深刻地感觉到，对于大多数散文家来说，现在是到了彻底肃清“无技巧主义”流毒，重新学习“怎样写文章”的时候了。但我在此提醒大家，我们不能因此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真的陷入“技巧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章做法》或《文学入门》之类的浅层次而不能自拔。

生活原态与艺术提纯——我看“原生态散文”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一本《原生态散文13家》，作者和倡导人之一杨献平，要我对“原生态散文”说点什么。其实这“13家”中大部分人的作品我都曾经读过，有些作者跟我还比较熟悉，因此我也乐意在这里说点自己的看法。不过，我做编辑既久，难免有些自己的框框或套套，说出来不一定正确，故请诸文友故妄听之，不必过分认真。

我第一次听说“原生态散文”这个名称，还是在2006年5月的湖南郴州“全国散文期刊联席会”上。会上有作者提出“原生态散文写作”这个概念，某刊一位年轻的主编即刻呼应推赞之。且他会上会下，言谈话语之间，大有与我们这些老编辑格格不入“有审美代沟”之势，令吾辈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过去的审美观念或定势。不过回来后我多次留心拜读他的散文，也并没有发现他的作品有何独特之处。相反，他的“原生态写作”，倒变成了一种很随意随便的鸡零狗碎，一种零碎的日常生活的纯搬照录。看来“口号”“主张”与真正的“实绩”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但不管怎么说，“原生态散文”作为一种群体性写作，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和支持的。因为文学上任何一个口号和主张提出的背后，必然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原因。所谓“原生态散文”，旨在提倡反映生活的“原态原貌”，“原汁原味”；强调作家的“在场”和作品的“临场感”。不管“原生态散文”这个概念本身是否科学合理，也不管至今它的创作实绩如何，我们应该看到,提出这一主张的意义，在于它本身切中了中国散文或“散文文化”的某些“文化病因”。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散文实质上是一种“高层叙事”，是一种封建官僚和士夫才子们“呈才使能”炫示才情的“贵族文体”。这种文体与“贱民”“黔首”的日常生活之间，天然地就有着一种隔膜。这些作者往往“七分为人，三分为己”，连自己的感情都是假的，更何求它能反映日常生活的“原生态”呢？而现当代的散文创作，实质上又是古代“散文文化”在现当代的延续而已。“十七年”不用说了，即使“新时期”以降，“文化散文”关注“文化”；“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关注“自己”；“新散文”“新潮散文”“四不象散文”之类关注“形式”；“环保散文”“绿色散文”“草原散文”“石油散文”云云则强调散文的行业分类，而散文家似乎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自己笔下的当下“生活”是否真实或缺席。他们作品中的“生活”，实质上是一种已被既成“散文文化”，即被过去的既成“笔法”过滤选择，被“意识形态”整合渗透了的“生活”。即使刘亮程、苇岸们的写作，也不过是杨朔的“诗意”在当今散文中的另一种表达而已，它不过是一种“新文人散文”罢了。“原生态散文”主张散文家的真正“在场”或“我在”，倡导并力图实践文本的“现场感”“生活质感”，坚持“价值中立”，搁置情感判断，最大可能地呈现被以往散文所过滤或忽略的那种生活原态，这实在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与探索。这“13家”中的作者，我大部分都比较熟悉，其中杨献平、江少宾、桑麻、周伟、朱朝敏的某些作品我很是喜欢。比如杨献平的《乡村暴力》，作者不取“阶级斗争”或“暴力革命”之视角，而是通过对一个个残忍事件或细节的客观陈述，揭示再现人类原始的“暴力冲动”的一面，文中没有一惊一乍的感情介入和判断，冷静叙述，而把情感的共鸣和价值的判断留给读者，读来颇具震撼的力量。“原生态散文”不但强调写外部生活即“外宇宙”原态的毛茸茸，更强调作者内心即“内宇宙”的真实。比如桑麻的《一九九二年的暴力》就是写的这种内心真实。作者详细描写自己在1992年执行公务中参与打死一只狗的整个过程，把自己人性中“施暴”而又矛盾的心理复杂地呈现给读者，深化了散文情感的层次，与一般的情感散文拉开了档次。再比如江少宾的散文，非常注意“用事”，这也许与他的“报人”身份有关。他散文中的“事件”皆源于外部生活，很不同于我们印象中的过去那种“文人散文”。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原生态写作”的会意与实践。限于篇幅，其他人的作品不再一一。我国的散文自古在官僚士大夫的手中把持既久，写诗作文向是一件远离大众百姓的事情。现代社会以降，虽前有“平民文学”主张，后有散文家“散文要还俗”的呼吁，但由于外部社会政治和文本自身惰性的种种原因，散文的“还俗”工作做得并非令人满意。如果说古代文人常叹“百无一用是书生”常常是一种自谦或作秀的话，那么在当今，由于大量诗文的“酸腐”和“不及物”致使人们对“诗人”“散文家”的敬谢不敏，已经成为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原生态散文”写作是在继续做着“散文要还俗”的努力。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上述这些散文家的这种“还俗”性写作都是一种自觉艺术追求，而并非如前说的那种纯自发的鸡零狗碎。就像表演学上的“无距离的表演”仍然还是“表演”、就像“本色演员”仍然是“演员”一样，“原生态散文”仍然是“文章”而并非“生活”。他们笔下的“生活”虽力求“原生态”，但他们的“笔法”和表现形式决非是毫不讲究的“原生态”的，虽“笔法”和表现形式已在他们手中发生了新变。这就是说“原生态散文”虽然反对过去散文的那种对生活的“文化过滤”或“意识形态性选择”，但决不拒绝生活的艺术提纯、升华和淬火。这就是说“生活原态”与“艺术提纯”之间并非是对立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这里的“提纯”不等于过去的那种“过滤生活”，而是力求文章的精练传神，讲求散文的详略得当，提取生活中最有意义的“意义”。“原生态散文”写作不应该也不可能排斥为文的一些最基本的“做法”。应该指出的是，“原生态散文”的写作者们对此并非都有这么自觉和清晰的认识，就这“13家”来讲，除了杨献平、江少宾、桑麻的作品和周伟、朱朝敏的部分作品我比较喜欢之外，其他作品并没有给我的阅读留下多深的印象。有些作品过度拖沓散乱、行文简陋，确实陷入“鸡零狗碎”“胡子眉毛一把抓”一途，我甚至根本无法阅读下去。到底是我的审美思维出现偏差甚至僵化，还是作品自身的原因？就此，我曾经跟杨献平有过面对面的私下交流，同时也愿意跟更多的朋友进行交流与商量。“原生态散文”作者的创作热情是高涨的，作品的数量是很可观的，自信是十足的，并且很有一批服膺追随者。因此我愿意在支持的同时，在此作一点提醒。王兆胜先生在盘点2007年我国散文创作的不足和缺憾时指出：2007年的散文创作开始走出模仿西方和余秋雨散文的局限，大踏步向传统回归，更贴近散文的自然本性。但还有明显的不足：大量作品“过散”需要“提纯、升华和淬火”，这恐怕更应当引起“原生态散文”作者们的警觉。因为作为一种“叙事散文”的创作，“原生态叙事”往往更容易走入“过散”、琐碎和拖沓，这已经为实践所证明。

总之，“原生态散文”力图反映“全息”的生活真实，坚持作家的“在场”和文本的“临场感”是值得推赞的，不少作品也令人耳目一新很有震撼力度的。但作为一种群体写作，由于成员间文本质量的参差不齐，“原生态散文”似乎还没有真正赢得散文界的普遍关注和认可，没有进入评论家的理论视野。新时期以来，散文界有过“新潮散文”、“四不象散文”、“探索散文”、“新散文”等等提法，但都因为“口号大于实践”而归于无声无息。这说明我国的散文创作并非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是一味“保守”的，而是“无时不趋新”的。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散文创作的确是需要新变的，但既成的“散文文化”对这种创新的影响又是无形而强大的。那么在众散文家都在“大踏步向传统回归”的今天，“原生态散文”家将何去何从，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思索。

论官员之爱文学

如今的官员，你可以说出他许多“美中不足”，比如定力不强、魄力不够，不熟悉经济等等。如果你是这个官员的哥们，甚至还可以“毫无正经”地指出他品行上的某些不周，比如武断、好色、个性强之类。但有一点，你万万不能说他没文化，说了，他准跟你急乃至跟你绝交。因为对于当今的官员来说，钱财或所谓“五子登科”之类的物质性的东西，早不再是个问题了，重要的是，得让别人觉得自己有文化。故当今官员爱文艺者甚多，且也喜欢听他人说自己“能写会画”，都愿意为部下和治下百姓留下一个“有文化”“有情趣”的官员形象。于是，他们在“政余”有的写诗，有的作文，有的写小说，有的画画，有的写书法，最不济的，也要学学照相，弄个“摄影家”当当。哈哈，您别不以为然，其实这没什么不好，在古代，那些写诗作文的，也不多是那些封建官僚吗？何况是现代官员呢。而且官员爱文学，对文学、对文人又有什么坏处呢？恐怕有好处而无坏处吧。如果投缘，说不定一个清贫的文人还会攀交上一个官员朋友呢。

过去我们都有个误解，总认为官员爱文学、写作品，是附庸风雅，是把文学当点缀，当敲门砖，其实也不全然。这些年我应邀走过不少地方，每到一地，那里就有一大批文学发烧友，其中包括不少官员。而据我的所知所感，这些官员之爱文学，大都是真爱，真的投入，同时也不乏有成绩者。而且他们谁也没拿文学当敲门砖——这年头，文学早已不具备敲门砖的价值了呀。这说明文学就似多情女，谁对她爱得真挚，她就钟情于谁。然而，我们必须清楚：所谓官员之爱文学，大都如有妇（夫）之夫（妇）找相好，虽然有瘾，也喜欢，但不是真爱，即或是真爱也拿不到桌面。对于他们来说，权力绝对是至高无上的正房，而文学永远屈居“小三”。而不管官大官小者，若鱼与熊掌，一旦龃龉或势同水火，则必弃文学而就权力。因为权力错过，时不再来，而文学可随弃随爱——这恐怕是连当事者也承认的事实吧？想一想，先不说当事者的为文能力怎么样，就仅以此心态搞文学，能写出好作品吗？所以说到底，官员之爱文学、搞文学，终究还是附庸风雅，他们虽不视文学如敲门之砖，但也绝对将其作为当官的一种点缀、一种炫示素质的资本。故我国自古至今的那些好作品，不产于在职官员，而产于那些体制外的作家，或那些被贬谪的官员，所以余秋雨先生有“贬官文学”之说道。

官员爱文学，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爱文（文学）而远人（文人），即他们爱的是文学，但并不愿意跟一般的搞文学的清贫文人随便掺和。强烈的“等级意识”和优越的“身份感”，或自我感觉良好的“高处不胜寒”，使他们内心或同情文人的清贫，或认可服膺文人的才情，但他们从不愿意在文人面前表现出什么，更不愿意鸡鹤同群与文人为伍。此，官越大越甚也。我经常参加各地的文学活动，能屈驾到场听我讲座的最大的官，也就是个县处级。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我的学问不好，名头不大，自身魅力远不能打动那些更高级的官员屈尊纡贵。当然，也不全是因为这个。我发现在当今，厅级以上的官员，即使对文学再爱再迷再投入，也不随便张扬了，更不随便参加什么文学活动了——这大概是一种官场规矩或潜规则？我非“场”中人，非知“场”中事，不敢插嘴瞎说。所以我发现不少高官宁愿自己去北京造访季羡林、张岱年，也不愿意与其辖区的文人（即使水平再高）接近。这当然也不全是因为他们看不上当地文人的水平，而是因为他们过分自恋，有“身份感”也。有一年，我应邀参加了一个高官的作品研讨会，我精心准备了，发言也得大家认可。但这位大人骨子里禁不住流露出的那种官气，每每令我们这些来自省内外的文人感到很不习惯。至今想起，尚有受辱之感。

其实，有必要这样吗？我认为，如果你真的爱文学，喜欢写作，跟文人掺和一下、交流一下，又有什么坏处呢？这到底能降低你多少身份呢？说实在的，在职官员要想真的搞出点东西，我认为是必先正其“文心”；要正其“文心”，必先摈弃“自恋意识”；要摈弃“自恋意识”，必先自弃自身根深蒂固的“身份感”。官员百姓，官高官低，文学面前，一律平等。但据我所知，由于官员们不愿意跟纯文人掺和交流，故其一是写作技术无从提高；二是对当今文学走向也不甚了了，文多陈词、诗皆滥调；三是写出的作品字里行间，仍依稀流露着一股官气。对此，我有专文分析，此不赘述。

官员爱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不管他们的作品写得如何，都能刊登甚至获奖。这种情况，我不便、也不必细说了，文朋诗友们皆心知肚明。那些蹩脚的旧体诗、白开水式的散文甚至那些“其俗入骨”的所谓书法，之所以能在当今大报大刊上和文学评奖中，畅通无阻，既反映了文人在官员面前的无骨（气），也表明文人在权力面前的无奈！

官员爱文学的最后一个特点是，这些官员们虽然或明或暗地爱文学、搞文学，但谁也不愿意去当管文学的“文学官”“文艺官”，盖因其清水衙门，无油水也。如前俗喻：他们搞文学，其深层的心理原因，就像有妇（夫）之夫（妇）找婚外刺激，玩玩而已。最近我听山东的文友说，他们县里的一位副书记，荣升为市文联主席后，非但不喜，反发牢骚，嘟嘟囔囔，自我调侃：“哦，想不到我兢兢业业干工作，终于混成一个文人了！”作为文人，我听到这个笑话后，心里一阵发酸……此正是：

华夏从来官本位，

官员文人岂能类？

文人文章官员权，

纸上云烟真风雷。

写字空留册中好，

为文清贫为官贵。

若将鸡鹤并一提，

惹得官们笑嘿嘿。

全凭吆喝

生意场上常讲“货卖一张皮”“买卖靠吆喝”，可谓道破“注意力经济”之真髓。不过如今这年头，不光做生意的，做官为文的，也都得靠吆喝了。皆因一切都“市场化”了，业绩、政绩靠吆喝，名头、名气靠吆喝。是啊，你既不是领袖伟人，又不是鲁迅巴金，不吆喝，谁知道你是老几？“自我推销”嘛，推销不就是做生意吗？既然推销就得靠吆喝。之所以想起写此文，是缘于我的朋友、儿童文学作家姚勇给我讲述的一个他亲历的故事——许久以来，此故事中的小场景小场面，时不时闪现于我的脑海，也使我时时想起“吆喝”一词。

大约是去年或是前年的秋天吧，姚勇应邀赴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散文论坛。此次论坛除了邀请专家讲座以外，还请部分参会作者上台演讲。这无疑给那些喜欢“白话”善于炫耀的人士，提供了良好的表演机会！果不然，那天上午，一位非“冰心散文奖”得主的作者，却拿着一副“冰心散文奖”得主的派头，上台生生把大家“侃晕”了一回。自傲、自负加自狂，那种目空一切、台下无人的感觉，非常良好。为什么说他是“非冰心散文奖得主”呢？这需要交代一下，原来，第三届“冰心散文奖”评委会，除了隆重公正地评出本届正式的“冰心散文奖”之外，为照顾广大参评者的情绪，还等而下之地特设了一种“优秀奖”，此君荣获的就是这种正式奖之外的“优秀奖”。谁料，这也给他据以向外行人吆喝和“打马虎眼”提供了借口——估计此“优秀奖”颁发之后，以“优秀奖”混“冰心奖”、向界外人打“马虎眼”的“得主”，不会少吧？此等自我吆喝者，可恶复可怜。

不过，这时候在台下聆听此君“瞎白话”的姚勇，再也忍不住了。因为作为资深作家，他知道台下听众中，就有一位真正的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得主，他就是北夫（张华北）先生。李鬼张扬，李逵沉沦，看不过南郭先生的表演，姚勇愤而将一张写着“台下有一位真正的冰心奖获得者，请让他上台演讲”的字条，递给主持人，想让北夫上台讲讲，压压这位先生的傲气。但北夫还是北夫，不事张扬的北夫向来低调，加上口才不甚好，吆喝的功夫远远不行，虽然他是真正的获奖者。果然，当主持人和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把他请上台的时候，北夫先生似乎还有些怯场，脸热口拙，远没有达到大家所期盼的效果……

这就使我想起发生流传于我老家的另一个有关“吆喝”的故事。我的老家在过去是方圆几百里闻名的“风箱之乡”，做风箱、修风箱是父老乡亲们的祖传手艺。但这种手艺，特别是出远门游村串乡给人打（做）风箱揽生意，光靠手艺好技术过硬还真的不行，还得靠吆喝靠嘴上功夫。吆喝得好，吃香喝辣，活计做不完，反之，手艺再高技术再好，也得挨饿。我村就有两位木匠，一位姓赵，一位跟我同姓。赵木匠的技术稀松操蛋，是半瓶醋、二百五，但每出远门，就有做不完的活计；王木匠手艺高、手能，全村人知道，但他的“买卖只养当乡人”，每出远门打风箱，则常是生意冷清。

家乡还流传着赵木匠的一个“硬楔钉”的笑话或故事。我老家的木匠做风箱，有一手绝活，就是“拉扣”“拼缝”，不用一颗钉子，木板之间便可永固连接。这一技术难度较大，非高手殊难胜任。赵木匠的手艺本来二百五、二五眼，但又要硬撑，就闹出了许多笑话。有一年，他去外村做活，拉扣拼缝合不拢，反把木板弄得裂瓣，赵木匠忙楔铁钉“补牢”。事主见状，正欲发怒，赵木匠马上抢话：“你别着急，知道吗？这在木匠行里都有‘名讲’哩，这叫‘硬楔钉’！要不是你家吃喝招待得好，俺还真舍不得给你使这一手哩。”一番话把事主给“蒙唬”住了。从此，家乡人茶余饭后时不时就说起赵木匠“硬楔钉”的故事，听者无不捧腹喷饭。由此，王木匠更看不起赵木匠，但向奉“逮着老鼠即好猫”“剜到篮子就是菜”的赵木匠，对王木匠也未必服气。

显然，赵木匠的诀窍很简单，就是全靠吆喝耍嘴皮。吆喝得有多大，你的本事就有多大；嘴皮子有多巧，你的手艺就有多巧——老百姓就吃这一套，你有啥办法（恐怕这也是一种“国民劣根性”吧）？故不能只怪别人耍嘴皮子瞎吆喝呀。不会吆喝，在当今的商场、文场和官场等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个优点吧？由此再反观上述姚勇先生的所见，就很能理解了。此真是：

货卖一张皮，

买卖靠吆喝。

会吆喝的吃馍馍，

不会吆喝啃窝窝。

《散文情感论》出版之后

出了《散文情感论》这本书以后，我几乎再没有新写有关散文的理论批评文字。一是因为写那样的大块文章很费劲，耗力伤神，恐体力不支；二是我要说的，这本书里已经都说了，卑之无甚高论和新论，再讲也无新意，免招人烦；再一个，我对这本书的自信，颇有些像当年的刘文典之于《庄子》：“要说讲庄子，我刘某人之外，其他人讲的都是放屁”式的迂腐或傲气，敝帚自珍嘛。谁料，近读一篇综述2009年某刊散文排行榜的文章，心里说，我又遇到一个胡说八道的人，同时又勾起了我写这篇小文的兴致。好在这不是篇正儿八经的学术文章，故我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吧，并欢迎大家向我找茬挑刺。

之所以说我“又遇到”一个胡说八道的人，是因为自新时期以来，藐视散文界，对散文创作无根据地说三道四的人还真是不少，其中包括一些很著名的小说评论家、诗评家和文化评论者。这些人并不了解散文创作情况，对散文艺术也远非能够会心会意——甚至有些人不一定就能写成一篇令人满意的散文作品，就居高临下、毫不负责地要不说“散文无理论”、“散文无批评”，要不说“散文界无争论”，要不就说散文界观念简陋迂腐等等——他们骨子里有一种“体裁等级意识”：小说是大文体，散文是小打闹儿。自己是小说评论家，因而高于搞散文评论的人。上述这位写综述排行榜文章的作者，原来是写散文的，本应该写得在行入理、符合实际，谁知道他同样也说了些“裂行八道”的话。

比如，他把当下散文“最不容乐观”原因归之于三点，一是作者的角色错位，二是散文编辑的理念偏颇，三是散文批评的话语缺失。说实在的，这三点很陈旧陈腐！有什么新鲜的呢？本人早在书中反复论及，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再重复了。不过，就其第三点，我想多说几句。这位作者说：“我们很少听到批评界对散文的声音，看不到批评界对散文的态度。”他这种定论或判断不符合实际，是典型的“睁着眼说瞎话”，是“散文无理论”“散文无批评”的翻版！自新时期以来，无论在高校，在作协还是在刊物编辑中，都有不少关心和研究散文的人，并形成了一支不弱于小说评论队伍的队伍。有的高校还经常组织学术研讨会，甚至国际散文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散文研究中心”。林非先生，曾绍义、陈剑晖、喻大翔、傅德岷、王兆胜、李晓虹、古耜等等，这些散文评论大家都是我的老师和朋友，他们都对散文发表过很好的意见，这还不包括那些散文家写的批评文章。曾绍义和傅德岷老师，还分别主编过新时期以来散文理论批评家的小传和作品集呢！怎么能说“很少听到批评界对散文的声音，看不到批评界对散文的态度”呢？怎么能说“散文批评的集体失语”呢？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又是什么呢？这不太伤散文评论家们的心吗？

这位作者又说，要想使散文创作出现“高峰”，散文家就必须要有“散文批评家”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指路牌和风向标。”对此，我也想多说几句。我认为这句话太高看、太高抬散文批评家了，散文批评家没那么大的本事，岂敢“指路”“指风向”。假如你真的相信我，那么在这里，凭我近三十年的编辑写作经验，我可以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散文写作和散文批评写作，都属于一种创作，它们是各自独立的两种平行的平等的文体，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谁指导谁、谁被谁指导的关系。即评论家“挑刺”“指谬”可以，“指路”“指方向”则万万不可，也没那个能力。因此，我向来对那些“指方向”的所谓散文批评文章特别反感，希望散文家特别是年轻的散文家千万别信这个，谁信谁是傻瓜。

要求散文批评为散文创作“指路”，貌似高看、高抬了批评家，实际上是把批评家当作创作的附庸和工具，即贬低了批评家。这使我想起了流行影响至今的所谓“双翼论”、“双轮论”，即把创作和批评比喻为“鸟之双翼”、“车之双轮”，谁也离不开谁。其实这种比喻并不妥帖。我认为，且实践也证明，批评家离开作家作品固然无法进行批评，但作家离开批评家则照样能够进行创作。《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创作时，恐怕是并没有批评家的指导吧？恐怕是先有小说家后有评点家吧？“双翼论”“双轮论”者表面上说作家批评家二者不可分离，实则是让批评家为作家“保驾护航”，骨子里还是把批评家当作了工具！实质上，批评家没有这个能力，能为创作“保驾护航”的，说到底是一种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或政治体制。

我认为，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应该是那种厨师与美食家的关系。美食家口味高，专业性强，味蕾感觉精细，他与厨师之间，是一种“挑刺”与“被挑刺”的关系。但美食家可以头头是道地撰写他的“美食专著”，厨师离开美食家也照样能够很好地生存，因为他的服务对象最终不是美食家，而是芸芸食客大众。美食家存在的理由，是因为他（她）的专门、专业，而优秀的厨师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她）知道怎样调整“众味儿”。因此我认为作家批评家之间的业务关系，应该是一种深刻的“视若寇仇”的对抗关系，而不是那种谁也离不开谁的吹捧被吹捧关系。但批评家应该“只挑刺，不指方向”，批评家存在的理由，在其文章之魅力，而其文章之魅力，最终又来源于它自身所放射出的那种思辨的理性的光辉！

但文学界向来有个不好的现象，每每一个文体创作不景气，就把责任推到批评家身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或问，如果批评文章不景气，责任又在哪里呢？！创作上不去，一在大环境，二在作家自身天赋，无端怪罪批评家，是何道理？这纯粹是“生不下孩子埋怨床、屙不下大便怨茅坑”呀！故敬求这个说话不着调的作者，以后别再瞎胡说了，也希望我今后不要再碰见一个胡说八道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