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治

经历了大喜大悲命运的“大汉”

1946年4月24日临近中午的时候，驻陕西汉中的国民党青年军的一个师把城固县城包围起来。参加反美、反内战学生运动的西北大学的一些学生被围堵在校外民房的院子里。其中，学俄语的一位全校最高（1.91米）、被同学们称为“大汉”的、正要从院墙爬墙逃跑的学生，被一伙青年军用枪托先砸脚，后砸头，当即血流满面，因右额、胸膛受伤而昏了过去。他被捕了，随即又被判了两年徒刑缓期执行。在国民党的陕西省第二监狱（汉中）阴湿的牢房里，他高唱《囚徒歌》，还创作了《在牢狱》《控诉上帝》《我憎恶的声音》等诗作。但他从此留下了颅内淤血压迫神经的后遗症，以致会在半夜里梦游或在惊叫中醒来。

三年后，1949年9月22日，这个已成为华北大学（即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教务部干部的“大汉”带着二三十个青年学生和北京市公安局以及工兵部队的一些人负责打扫天安门城楼，为新中国开国大典作准备。当他们从西边的马道走上来，在拐角处见有当年绞死李大钊的绞架，出于对前辈革命领袖由衷的敬意，他当即带领学生们默哀三分钟。随后来到重门紧锁的天安门城楼，用他有力的大手拧开了早已锈蚀了的大锁。从各个旮旯里腾地飞起一些麻雀、野鸽子。他们用刺刀撬，用手拔天安门城楼上面的杂草。自然顾不得脏，也顾不得手上流血，点上带来的汽灯直干到第二天天亮，竟清理出十几大箩筐的杂草尘土和垃圾。

又过了几年，1955年5月14日星期六，中午吃过饭后，还是这个已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大汉”和一些同事打过排球，洗了手还没穿好衣服，便被手持罗瑞卿亲笔签字的拘捕证的公安部来人宣布他作为“胡风集团”的重要成员，被拘捕（胡风本人两天后才被捕），隔离审查。一年后的1956年5月才被释放，交出版社管制，继续交代问题，写全面的自传。1957年5月，公安部通知可以回家了，以后由派出所管。从正式拘捕到可以让他回家，整整两年。

从1946年到1957年，大约10年间经历了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命运的“大汉”不是别人，就是同事和朋友们平时习惯地叫他“老牛”或“牛大哥”的诗人牛汉。他是蒙古族人，1923年10月23日生于山西定襄县四关一个清贫而有文化传统的农民家庭。他本名史承汉，又叫史成汉；笔名有牧童、谷风、牧滹等；牛汀是1948年8月离开北平到解放区时为工作需要取的新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身份证上用的就是牛汀；牛汉则是1948年7月在《泥土》第五期发表长诗《彩色的生活》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常用的笔名，比牛汀更广为人知。牛，是他母亲的姓。

为了抒写“快乐的诗，温柔甜蜜的诗”

2005年6月26日，我在和李晋西完成江苏少儿出版社的一部写航天英雄的约稿后，除了一些零星杂务，可以有相对完整的时间集中使用了。

做了一辈子文学编辑，身心尚健，不想过早地“养老”，虚度时光。做些什么好呢？一些阅历丰富的文学前辈，或者由于各种原因不急回忆往事，或者年老病重，不便打扰。有没有自己相熟，又值得为之立传、传道的人物呢？

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在眼前闪过。其中很突出、很独特的一位渐渐清晰起来——

作为老诗人，他一生有两个创作高峰期，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

作为老编辑，他同时实际主编过《新文学史料》和《中国》这两份重要的文学刊物。

解放前，他被国民党青年军砸伤，成了阶下囚；解放后，竟又鬼使神差地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被拘捕、整整被隔离审查了两年。

在几十年来以“左”为特征的政治运动中，他历经磨难，备受伤害，却坚忍不拔，一身正气，且愈老弥坚，总是忧国忧民，心连祖国命运，胸怀天下苍生，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大哥。

他秉性刚正不阿，是非分明，直言不讳，毫不含糊。

“文革”中，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他在政治上备受歧视，劳动却从不含糊。忘不了，他领着我们扛着沉沉的麻袋登上高高的粮囤。他健硕的胳膊比我们这些文弱书生的小腿还要粗壮。

他又是极富个性的人。不但是富有个性的诗人，日常生活也往往如此。到老爱吃甜食，如糖醋松鼠鱼之类；看电视，总是对激烈的体育竞技情有独钟；作为同事或朋友只要彼此熟悉了，你尽可以和他没大没小……

他，就是老诗人牛汉，老编辑牛汀，我十分敬重的老牛、牛大哥。

对，就是他。不找牛汉大哥还找谁呢？

果然，牛大哥在电话里答应得很痛快。他说，除了小册子《童年牧歌》写到故乡和童年生活，自己并没有写过公开发表的自传。眼看82岁了，老了，但还不糊涂，你要觉得有意思，就认真系统地谈一次吧。

可是要好好回顾他不同寻常的82年的人生，谈一两天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我的住处比较狭小，牛大哥的住室也只是伯仲之间，他毕竟已是八十老人，我怎么好忍心连日打扰？

无奈，只好求助于中国作协的领导。所幸建功兄和有关人士都鼎力相助。这样，我和李晋西便陪同牛大哥，从2005年9月23日至10月3日，来到河北兴隆中国作协的雾灵山（又叫花果山）创作基地。在这“山高雾有灵，沟深育诗魂”（牛汉语）的好地方，在不愁吃不愁喝的环境和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便有了近10天的倾谈。

整理出来的文字稿在2006年2月1日（大年初四）交到牛汉兄手里，到2007年8月5日由他最后改定，2008年7月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由访谈到出版的过程竟然长达两年多，其中颇有一些一言难尽的原由。简言之，一是牛汉兄在这两年多里先有丧妻之痛，后有新婚之喜，大悲大喜的人生处境，其中的艰辛复杂和耗神费事不难想象；二是初稿比较简单，我们接受编辑部充实内容、丰满血肉的意见，对牛汉做了补充采访，并参照有关文章对全稿重新进行补充、整理和编撰；三是由于书稿涉及某些“敏感内容”而不得不两次报请相关机构审批，因而需一再根据批复的意见对书稿进行必要的修订。

总之，《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这部书总算印出来了，这部讲述者、编撰者、出版者和众多读者共同期盼的书终于公开出版发行了。

牛汉在本书的“尾声”（《从热血青年到热血老年，我仍在苦苦跋涉》）中说：“我没有写过一首欢快的诗，包括情诗。”“（我）一辈子没有写过一首快乐的诗，温柔甜蜜的诗。不是不喜欢。我活着本来就是为了写一首快乐的诗，幸福的诗。但没有，没有这样的人生，哪来这样的诗？”（引自《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第278页，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一版）

这些话说得很沉重，也很真实——起码就牛汉的人生来说，是很真实的。无怪乎有的读者说，她（他）是流着泪读完这部书的；也无怪乎有更多的读者认同：这写的就是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

呵，今天能够出版这样的书无疑是历史的进步。我们多么热切地期盼，在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之后，在奋力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迎来一个富足的中国，美丽的中国，幸福的中国。那时候，许多诗人一定会像牛汉所憧憬的那样，迸发出心中的激情，写出一首又一首“快乐的诗，温柔甜蜜的诗”。我因而庆幸，自己为编撰、出版这部沉重而真实的《牛汉自述》总算是略尽了绵薄之力。

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不能抛头颅洒热血去抗战，我就抛头颅洒热血般地写诗”

1939年底，牛汉从甘谷国立五中初中毕业，获甘肃省初中毕业会考第一名。1940年1月，他从甘谷步行到甘肃天水，直接升入天水国立五中高中部，读文科班。自1940年至1942年天水国立五中上高中这三年，从16岁到19岁，是他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

这三年，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7年7月开始的全面抗战到进入相持阶段。此前，上海、南京、武汉等相继沦陷。1941年1月，国民党军8万多人包围北移的新四军九千多人。结果新四军伤亡、被俘7000多人。叶挺被俘，项英被叛变的警卫杀害。同年底，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正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在由于种种原因既不能上前线打日本，又不能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情况下，成就了诗人牛汉和他的第一个诗创作高峰。

国立五中就设在天水玉泉观被国民党军改造过的军营里。这里的礼堂成了学生的集体宿舍。牛汉嫌太吵，便搬到玉泉观西边的万寿庵去住。白天在玉泉观上课，晚上在万寿庵住宿。但实际上是厌学，不专心上课，经常处在精神昂扬、热血沸腾的状态，有时白天就登上北山，在汉飞将军李广故里的一片森林里潜心写诗，晚上就在万寿庵大殿长明灯下写到黎明。

1939年7月7日，习作第一首诗歌，近100行，歌赞抗日战争，刊于甘谷国立五中的墙报上，首次用“谷风”为笔名。可惜，这首登在墙报上的诗后来找不到了。

1940年至1942年，牛汉主要以谷风为笔名，先后在兰州、西安、成都、桂林等地的报刊发表诗作，形成牛汉诗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如1941年冬，写了500行的诗剧《智慧的悲哀》，刊于成都海星诗社社刊《诗星》。牛汉后来回忆说，这首长诗写的是他受到亲友的阻挠没有去成陕北的失望与悲愤。诗剧结尾处有“作于天水北山万寿庵，1941年12月中旬中国最冷最黑的一个深夜”等文字。

1942年2月下旬，他从万寿庵左边的小道梦游似的独自登上北山，跑到汉将军李广故里。山顶上就他一个人。只有一片小树林、荒坟、石桌子和蓝天白云陪伴着他。大约半天时间内，他跑马似的写了近400行的诗《鄂尔多斯草原》。第二天就投寄给了桂林的《诗创作》，几个月后在他灼热的期盼中发表出来。这首诗的情调沉缓，有点像黄昏或深夜里从远处传来的驼铃声。他并没有去过草原，只能一边写一边想象。收笔之后，他的灵魂好像许久都飘荡在那片草地上。这首诗仿佛从他生命内部爆发出一束火光，带走了他的灵魂，而诗里的情景，都萌发于他的故乡和童年与少年时期的生活。

草原

被太阳摈弃在

寒冷的北回归线上，

悲哀压在草原上，

生活的激流

在冰冷的日子里冻结了。

滚滚的黄河

在北中国

寂寞地湍流着

琥珀色的泪浪，

像古骑士扔下的一张长弓

静静地

躺在草原上。

但，草原的绿色

也曾哺乳过

人类饥饿的生命。

草原上

生活的歌

也曾像黄河的长流

激荡过……

这首诗通常被看作是牛汉的第一首诗，也被认为是他的成名作。

但在不久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汉诗文集》（共五卷）中，在《鄂尔多斯草原》之前，还收有《沙漠散歌》、《山城和鹰》等诗作，其中标明“1941年，天水，皖南事变后”作的《野花和弦琴》有这样的诗句：

野花会醉人呀

弦琴也会醉人呀

野花怀了孕

就枯落了

弦琴跃响着最高时

诉说最美丽的哀歌时

也是沙哑的呀

我说：

最香的花是枯落了的

最响的歌是无声的啊

那时候，诗人的赞美和忧愤只能通过隐晦而富含哲理的诗句表达出来啊！

2011年2月23日，牛汉以刚出版的《牛汉诗文集》题签后赠何启治时的留影。

到1942年，诞生于万寿庵大殿长明灯下和北山汉将军李广故里山林间的牛汉诗作，已经像井喷一样迸发出来。择要而言，计有：在桂林《诗创作》（胡危舟、阳太阳主编）第14期发表长诗《鄂尔多斯草原》，后又在该刊发表《九月的歌弦》和《生活的花朵》（诗辑）；重庆《诗垦地》（邹荻帆、姚奔主编）刊出诗辑《高原的音息》；绥远陕坝《文艺》（肖离、肖凤编）发表修改过的《九月的歌弦》；桂林《诗》杂志刊出《走向山野》；重庆《国民公报•诗垦地》刊出《眸子，我的手杖》。又分别在西安《青年日报》和重庆《火之源》、《诗丛》等报刊发表《果树园》等诗作。

牛汉的性格是顽强而不驯服的。压力越大，形势越严峻越能写诗，写出有血性有个性的诗。1940年到1942年，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深重，而整个大后方却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牛汉后来回忆说：“生活境遇的危难和心灵的抑郁，更激发了我对命运抗争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也就萌生出了诗。不能抛头颅洒热血去抗战，我就抛头颅洒热血般地去写诗。而我身体，这三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甘谷到天水，身子从1.60米猛长到1.90米以上，仿佛不是粮食而是诗激发了我，塑造了我。”（见《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第55页）

是时代环境和个性秉赋造就了诗人牛汉—— 一位不但长得高大而且精神上也是勇毅高大的中国诗人。

诗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大彻大悟后的生命感悟，有一种再生的感觉

1972年到1975年，经历过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和“文革”洗礼的牛汉，有了大彻大悟的生命感悟，有一种再生的感觉。对诗创作，他既有一种爆发的、压抑不住的狂喜，又经历了一次从形式、内容到语言的突破的过程。

“文革”中，他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职工来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十四连）。昔日引人瞩目的“分子”，杂处在各色人等之中，已不大被人注意。到后期，他甚至拥有一间独处的陋室，自己联想到汗血马——汗血鹰——汗血人，便取名“汗血斋”。有了汗血斋，也便慢慢有了写诗的境况和心绪。那时，干校的绝大多数人都回了北京。在看不到前途和希望的时候，是诗拯救了他。

他手里有戴望舒译、施蛰存编的《洛尔迦诗钞》和借来的《全唐诗》。李贺的诗，李贺的奇思令他痴迷。杜牧给李贺写序说他的诗中有“牛鬼蛇神”。牛汉想，我这些年来不正被视为“牛鬼蛇神”吗！但在诗的语言，尤其在节奏上，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洛尔迦。

除了读诗，他还爱在干校的山野里乱转，他还爱到山里去采摘美丽的花朵。秋天，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他爬上了一个荒寂的山丘，在开始显出败相的灌木丛中，他看见了蓝的、黄的、绿的、紫的菊花，繁星似的菊花。他惊喜，奔跑在几个山丘的丛莽中，不顾手掌被荆棘划破冒出了血珠，采摘了几种蓝色的野菊，有深蓝如海水的，有淡蓝如晴空的。还采摘了几株金黄色的黄菊。在他看来，花和人一样，都有各自的风姿和性格。

何止是花，天上飞过一大片的云雀，一声不吭只顾奋飞的白颈鹤，死也要死在高处的蝉，还有老鹰，蚯蚓，蛇……还有野玫瑰、桂花树，咸宁山野里天然的温泉……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深深地感动，不管写成了诗，还是想写而终未写成诗。他解脱了，每写一首诗都有一种再生的感觉。

真的，好多年不写了。要想找回自己失落多年的个性语言，谈何容易！牛汉后来回忆说，“1970年夏天写《鹰的诞生》，写得十分艰难，也十分幼稚。写一个词，写一行诗，比鹰下一颗蛋还难。但是，每写下一个字、词，也有鹰下蛋时那种预示着生命即将飞翔的喜悦，鹰与诗一起诞生。”（《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第183页）

在咸宁五七干校一片没有路的丛林中，在一座小山丘的顶端，有一棵高大的枫树。它那宽阔的掌形的叶片在初冬的阳光下，好像燃烧的火焰，它的伟岸令牛汉敬仰与感念。

1973年秋的一天清晨，他突然听到一阵阵“嗞啦嗞啦”的声音，接着一声訇然倒下的震响，使附近山野都抖动起来。牛汉仿佛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枫香味，凭直觉感到那棵与他相依为命的枫树被伐倒了。他立即飞奔到那片丛林。枫树直挺挺地躺着。他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旁边，伤心地失声痛哭。那几天，他几乎失魂落魄，生命就像被伐倒的枫树被连根拔起。在沉痛中，他写下了《悼念一棵枫树》的诗行：

枫树直挺挺地

躺在草丛和荆棘上

那么庞大，那么青翠

看上去比它站立的时候

还要雄伟和美丽

伐倒三天之后

树叶还在微风中

簌簌地摇动

叶片上还挂着明亮的露水

仿佛亿万只含泪的眼睛

向大自然告别

哦，湖边的白鹤

哦，远方来的老鹰

还朝着枫树这边飞翔呢

……

相似的情景，发生在第二年、1974年的夏天。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十四连劳动的牛汉，突然看到了远处有三四只棕红色的麂子在奔跑。第二天，这几只麂子变成了当地农民的猎获物，他们到连队来卖麂子肉，还有很漂亮的麂子皮。牛汉的悲愤化为一行行诗句：

……

麂子

远方来的麂子

你为什么生得这么灵巧美丽

你为什么这么天真无邪

你为什么莽撞地离开高高的山林

五六个猎人

正伏在丛草里

正伏在山丘上

枪口全盯着你

哦，麂子

不要朝这里奔跑

最后这两行诗，是写着写着自然地突然间冒出来的，如一声惊天动地的呼叫。写下这两行诗句，牛汉像初生的婴儿啼泣了许久。是的，这两行神来之笔，救了麂子，也救了牛汉，让他今生今世都感激这两行诗。

此外，还有诗界熟悉的名篇：《半棵树》《华南虎》《温泉》《伤疤》《蚯蚓的血》《一圈带血的年轮》……

实际上，在咸宁五七干校这5年间，在似乎一切都在下沉的日子里，牛汉一开始就对深扎在大地之中的根发生了特殊的感情。他把艰难地扎入地下的根，看作是默默地为永恒的大自然献身的崇高形象。看见那些裸露在地面变成了坚硬木质的扭曲的树根支撑着参天的大树，他的心就禁不住紧缩与战栗起来。他相信，这些枯干的近乎化石的根里，仍然默默地流着生命的液汁。平凡的根给予他的感动和力量，远胜过叶片和花朵。他当时的屈辱的处境和自恃高洁的人生理想境界使他自然地被这些潜隐于地下的树根所吸引，甚至情不自禁地以树根自比：

我是根。

一生一世在地下

默默地生长，

向下，向下……

我相信地心还有一个太阳

听不见枝头鸟鸣，

感觉不到柔软的微风，

但是我坦然

并不觉得委屈烦闷。

开花的季节，

我跟枝叶同样幸福

沉甸甸的果实，

注满了我的全部心血。

这首诗写于1973年，初刊于《北方文学》1980年第7期。“我相信地心还有一个太阳”有政治的含义，在“文革”年代写出来就要有不同寻常的勇气，只能是自己写自己读，怎么敢展示于他人？2012年10月8日，我去拜访牛汉大哥的时候，曾问他自己以为哪首诗最好，最重要？他沉吟片刻才回答我：很难说哪首诗最好，但《根》这首诗里有“我相信地心还有一个太阳”的话，如果是放在1955年反“胡风集团”的时候，那还不肯定可以拿来作为把我打成“反革命”的根据呀！看来，在牛汉诗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也有点跟第一个高峰期相似的生存状况和心情：孤独、郁闷、期待，生命的四周出现了非常空旷的地带，活得很单纯、自在。但两个时期的单纯其实有本质的差别。四十年代的单纯有点接近于简单，是近似于原生态的那种充满梦幻的生存状态。而七十年代的单纯，则是经历了三十年的历练和洗礼，对人生、历史、世界以及诗，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和感悟，获得净化之后的透明般的单纯。

所以，天水时期的牛汉诗，纯净得像天上掉下来的水，一眼可以看到底。而咸宁五七干校时期的牛汉诗，则是大彻大悟后的生命感悟，深沉，奇特，有力——每一首诗仿佛都灌注着诗人重生的全部的生命力。

从筹备到主编《新文学史料》，用心把它办成广受海内外学者和读者瞩目的名刊

1975年1月初，牛汉从咸宁经武汉短暂停留后回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被安排到资料室抄卡片，还不算是正式职工。但主持出版社工作的严文井、韦君宜实际上都是信任他，要用他的。1977年筹备恢复了鲁迅著作编辑室，便调牛汉到虎坊桥鲁编室去上班。1978年牛汉还没有完全平反，韦君宜就调他去参加《新文学史料》的筹备。“史料”编辑组组长是从《文艺报》调来的学历史的黄沫，副组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校对科科长李启伦，顾问是楼适夷和萧乾。牛汉是筹备组成员，但业务上却是最熟悉的一位。

在资料室抄卡片时，没有人叫他“牛汉同志”、“牛汀同志”，就是喊一声“喂！”最多叫“老牛”，很少的老同事叫他“老牛”。牛汉心里明白造成这种状态是政治环境使然，便释然，坦然，照样读书写诗。

但严文井、韦君宜也是在摸索“文革”后如何掌权、用权，心里再急也得一件一件来办。1979年，韦君宜和牛汉具体谈，让他写申请平反报告，争取作为个案提前解决。估计韦君宜通过胡乔木报胡耀邦批。1979年9月，牛汉、王元化、曾卓、刘雪苇四个老党员一块儿被批准恢复党籍。韦君宜又让他参加了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牛汉心存感激，决心以努力工作相报。所以他努力参与《新文学史料》 的筹备，同时还在人文社工农兵学员的培训班上讲课，又兼顾着现代文学编辑室的编辑工作。很忙，很累，但他精力充沛，乐此不疲。

1979年，牛汉平反恢复党籍后即任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新文学史料》主编。

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的第一家重要期刊就是《新文学史料》。

当初周扬等人要办这个刊物，是为了抢救老作家掌握的活资料——许多知名作家都已是垂暮之年的老人，抢救他们所拥有的活资料自然成了当务之急。

牛汉按韦君宜面授的意见写了申办《新文学史料》的报告。发刊词《致读者》由黄沫起草，牛汉改定，严文井看过。发刊词确定“本丛刊以1919—1949年这个时期为中心”，“以发表‘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为主，也刊登这个时期有关文学论争、文艺思潮、文艺团体、流派、刊物、作家、作品等专题资料，刊登有关的调查、访问、研究、考证，还选登一些过去发表过的比较重要但现在不易看到的材料和文物图片，以及当前有关文学史工作的动态、报道和对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介绍、意见等。为了更好地了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怎样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本丛刊也将适当刊登一些有关的反面材料。”可谓考虑周全，相当全面。

创刊号上有茅盾、老舍、冯乃超、赵景深、赵家璧、吴祖光、杨沫等人的回忆录；对巴金、任白戈、艾芜、郑育之、段可情等人的访问记；《闻一多传》；“怀念老舍”专栏；鲁迅研究专栏；阿英的《第一次文代会日记》；“作家资料”（冯雪峰、郁达夫遗稿、遗作）；“中国戏剧运动”专栏；“关于《活的中国》”专栏；《申报<自由谈>源流》考证；郭沫若、老舍赠答诗（“文物”专栏）；《“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将于明年出版的消息；以及悼念郭沫若、老舍、柳青等老作家的新闻报道等等，可谓上述发刊词宣言的有力佐证。丰富多彩的《新文学史料》创刊号（1978年）在海内外文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大受欢迎，十万册迅即售罄，香港很快出现影印本。

为了落实办刊的宗旨，不能只在办公室里坐等，必须走出去探访老作家，主动组稿。牛汉不辞辛劳地走遍祖国的天南海北，不仅仅是北京、上海，还有南京、广州、天津、成都等城市。于是，他亲眼看到了萧军在颠沛流离的艰难环境下完好地保护下来的萧红信件，而感到十分佩服；他有机会感受了赵清阁的清雅细腻，看到了她所展示的、老舍1948年从美国发给她的信（原件）——我在马尼拉买好房子，为了重逢，我们到那儿定居吧；牛汉还从沈从文手里拿到了他解放后写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从文自传》（修改稿）；他眼见叶圣陶跪在地上找相册资料而十分感动；他登门拜访《中国新文学大系》主编赵家璧，终于组到了多篇很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他向周扬、夏衍、茅盾等人组稿，但认为不能只看重“左联”，应该反映文学史全貌，应该包括各流派的作家作品，所以也主动向端木蕻良、骆宾基、陈残云、黄秋耘等人组稿；他在胡风回忆录里，见到茅盾与秦德君在日本同居，胡风到日本时茅盾与秦德君来接船的文字，决定照发，不能回避；他见到孙犁时，眼见孙犁把一本本《新文学史料》用牛皮纸包好，就放在床头，而且说明是他保留的唯一一份刊物，不外借，而深受鼓舞；他在卞之琳最后的日子里去看望他，夸他笑得很美，引来了他真正发自心底的笑声……

就这样，牛汉自觉地、愉快地为办好《新文学史料》而奔波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十年浩劫，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包括文学的生产力。自从1955年陷入所谓“胡风集团”的冤案而备受伤害、磨难的牛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文学史料》的编刊工作，他真的干得很投入，很忘我。他那井喷一样爆发出来的激情，也深深地感染了和他一起工作的团队：沉稳苦干的李启伦、认真细心的白崇义、热情好学的黄汶……他们对“史料”忠心耿耿。

牛汉于1988年65岁时离休，由新闻出版署下达正式文件继续担任主编。经他一再坚辞，10年后到1998年才以顾问名义继续参与其事。

如今，34年之后，《新文学史料》这份文学季刊已编到第137期，主编已由现任社长管士光担任，已接手编刊多年、博学多才的郭娟则担任了执行主编。而刚过了90岁生日、因行走不便已坐上轮椅的牛汉老人，仍然担任着刊物的顾问，发挥着余热。

2012年第四期《新文学史料》的要目有：《文联旧档案：老舍、张恨水、沈从文访问纪要》，《悔——爸爸曹禺被烧毁的百余封信》，《回忆“文革”中的父亲何其芳》，《追怀王实味：从师生到夫妻（下）》，《孙犁一生的三次选择》，《“<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发生的偶然与必然（上）》，《施蛰存所认识和理解的丁玲》，还有施蛰存、梁启超的未刊信，韦君宜1938年日记（节选）和徐志摩、冰心、王力的散佚诗文等等。中心内容可以说和创刊号一脉相承，只是时间的界定已经推移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刊物也设计、印制得更加精美了。

《新文学史料》早已成为备受海内外学者和读者瞩目的名刊。

呵，牛汉，牛汉，功德无量的牛大哥呀。

《中国》：从轰轰烈烈地绽放到问心无愧地凋谢

改革开放以来，牛汉实际主编的另一份文学刊物就是《中国》。

关于《中国》创刊的盛况以及不到两年就面临停刊命运的概略情况，《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陈为人著，香港溪流出版社2005年出版）有这样的评介（见该书第291、292页）：

《中国》文学月刊是丁玲于1985年初创办的。主编丁玲、舒群；副主编魏巍、雷加、牛汉、刘绍棠；编委中，除王朝闻、邓友梅、西虹、陈涌、秦兆阳、姚雪垠、草明、曾克等老作家外，还有在新一代中青年作家中颇有代表性的贾平凹。这一刊物由文坛诸多精英组成。试问中华大地各刊物，谁有如此超豪华阵容？

1984年11月28日，《中国》在新侨饭店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创刊招待会。有300多位文坛的头面人物参加了这一招待会。有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老作家；有五十年代的中年作家；也有近几年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五代作家欢聚一堂。当年文艺界的各级领导，都亲自赴会给予捧场。

在招待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的顾问叶圣陶因当天出院无法与会，嘱托儿子叶至善代表他到会并致以祝贺；中顾委委员、《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到会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当时还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对于《中国》的创刊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赞扬；另外，发言给予祝贺的是曹禺、冯牧、萧军、冯至、玛拉沁夫等一长串名震遐迩的名单。

然而，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创刊招待会的盛况记忆犹新，人们的盛赞之声余音在耳，强烈的“轰动效应”方兴未艾，《中国》就面临了停刊的命运。

丁玲1986年3月4日去世，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于1986年10月16日做出《关于调整<中国>文学月刊的决定》。对上述评介可以略作补充的是：胡风也到会祝贺，作了简单的发言。

2011年2月23日，何启治（右）、刘秀文（左）访问牛汉，合影于他的书房兼卧室。

不管《中国》主编、副主编、编委的阵容如何强大，实际主其事者还是执行副主编牛汉，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压力也就降临到他的头上。

牛汉深知其中的艰难险阻，加上个人对《中国》充满热情，一度其想辞去《新文学史料》的主编而协助丁玲专门去办好《中国》。但丁玲、艾青都不赞成，便只好兼顾着每周两天去编“史料”。

然而，办《中国》之难，牛汉也未必事先都能料到。刊发刘恒的成名作《狗日的粮食》，残雪的《苍老的浮云》，报告文学《中国：一九六七年的七十八天》，以及北岛等人的诗作等等，反响巨大，却受到各种各样的责难批评。如果说，作品上的是是非非，牛汉还有辩解的余地的话，其他经费、人员编制以及办公室等基本办公条件，他可就无能为力了。

办刊之初，丁玲提出“民办公助”，是强调作家自己办刊，不想受中国作协操纵。但经费、编制、办公处所等等离开作协又不行。办刊不到两年就搬了三次家，可见困难重重。

丁玲去世七个月后，1986年10月13日，中国作协党组唐达成、鲍昌等把牛汉请去，向他当面宣布《中国》停刊的《决定》和“理由”。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和书记处负责人唐达成、鲍昌、束沛德、从维熙、韶华一行，来到位于一排红砖简易平房里的《中国》文学月刊编辑部，由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向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宣读了作协党组的决定。

《中国》无可挽回地被迫停刊。

牛汉和他的同志们只能用文字，用“批判的武器”来反击，来表达自己的义愤，便在《中国》的终刊号上发表了注明是“牛汉与《中国》编辑部同仁共同撰写”的停刊词：《<中国>备忘录——终刊致读者》。约四五千字的停刊词把《中国》筹备、创刊，改双月刊为月刊后的发展，以及发现新人，扶持“新生代”作家，在诗歌、小说、文学评论等方面的成就都梳理了一遍，把为什么停刊，编辑们的努力等等都说清楚之后充满自信和义愤地宣告：

还要我们说什么！我们还能说什么！

我们感谢两年来所有和我们一起，为繁荣中国文学共同努力的朋友们！

对那些把热切的目光投向《中国》的读者们、对那些把咸涩的汗水洒在这片园地的辛勤作者们，我们要说，一切都不会过去！

为我国文学事业的改革努力进行探索的《中国》，得到今天这样的结局，我们感到十分痛心，但我们问心无愧！

在这里，我们借用一位被冤屈而死的诗人的诗句说：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调谢。

最后一句，是借用了阿垅的诗句来表达牛汉和他在《中国》的同事们悲愤难抑的心情。

唐达成去世前一年多，在《小说选刊》召集的一个座谈会上，牛汉和唐达成都在场，林希在发言中谈到了《中国》的停刊。唐达成隔老远说，牛汉哪，《中国》停刊你还耿耿于怀啊。牛汉大声回应：你知道《中国》是被迫停刊的，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绝不会原谅你。

其实，了解文坛内幕的人都知道，让丁玲主办、牛汉实际主编的《中国》停办这样的大事，哪儿是唐达成个人能够决定的，他也不过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罢了。好人唐达成也很无奈呀！

《中国》，确实轰轰烈烈地绽放过，虽然短暂，却无损于它的辉煌！

回顾自己实际主编的两份重要刊物，牛汉很自信地说：“我这一辈子，特别是建国后，编的两个刊物都不执行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只登作家的好作品。”（《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第219页）

“默默在享受，默默在爱”

牛汉不但渴望写“快乐的诗，温柔甜蜜的诗”，当然也渴望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生活。

1946年4月24日牛汉被国民党青年军砸伤、抓捕的时候，有一位美丽文静的姑娘一直用充满爱意的眼光关注着他，追随着他。这就是在西北大学外文系学英语的吴海华（即吴平）。她出身于安徽桐城一个有书香传统的大地主家庭，已经开始和牛汉谈恋爱，但只亲过嘴，并没有发生更亲密的关系。牛汉被捕，吴平表示会一直等着他，判多少年等多少年。牛汉因病保释出狱一星期后，他们俩决定去开封找党组织，然后奔赴华北解放区。牛汉、吴平在城固江湾村小学住了一夜，这就是他的第一夜。两个月后到了郑州才在《郑州日报》登了史成汉、吴海华（吴平）新婚启事。6月，他们辗转到达开封。7月中旬，在国民党《正义报》的房间里，牛汉和吴平宣誓参加中国共产党（牛汉是重新入党，没有候补期）。

1955年5月14日牛汉因胡风案被捕时，吴平并不知道，但她把痛苦强忍在心里，抄家时也很配合。吴平的党支部书记职务被撤掉了，还被审查了一年。牛汉被审查两年期间，她不知道丈夫被关在哪里，只是换季时准备好换洗衣服交公安部的人带走。牛汉、吴平的女儿史佳生于1947年，儿子史果生于1950年。牛汉被审查时没有工资，吴平以一人之力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困难时她一天只吃两顿饭。到“文革”年代，吴平还因“胡风集团”冤案的牵连遭受毒打。如今，史佳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资料室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史果则在中国文联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可以说，牛汉全家都受到“胡风集团”冤案的伤害，而吴平尤甚。她很坚强，但毕竟因此受了一辈子的苦。《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一书有牛汉一家的两张“全家福”照片：一帧摄于1954年（第130页），另一帧摄于2001年（第134页），40多年过去后，吴平何止是从一个美丽端庄的少妇变成一位憔悴苍老、走了形的老太婆！2008年7月5日我在“牛汉自述”一书刚刚出版时访问牛汉，他翻着这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共产党以为平反了冤假错案，你就要感激它——它可从来不会为此向你道歉！

牛汉大哥的话说得沉重，可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尤其令人伤感并感到遗憾的是，吴平并没有看到这部在她心里早就盼望看到的书——她因衰老和病痛在2005年11月29日永远离开了人间。据说弥留之际还叮嘱儿女：你们父亲活得不容易，人也老了，我走了以后，你们要支持他好好找一个新老伴。

吴平呀吴平，你不是也一辈子过得不容易吗！可你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这么周全地为亲人着想，呵，为人妻，为人母，你都堪为楷模呀。

2005年12月3日，我到武警医院参加吴平的遗体告别仪式。整个场面可谓简朴甚至简陋，但寒风吹打下高挂在吴平遗体两侧的挽联却很醒目：

献身工作几多秋不畏风雨不计名利克己奉公人赞颂

钻石伉俪六十载如藤缠树如牝舐犊母仪妇德称楷模

这是家人为她撰写的挽联。吴平当之无愧。

不止一次听牛大哥说，歌德81岁还写诗，还恋爱呢！我后来想，他这样说，多少道出了他自己的心境，也可以看作是他的自况吧。

果然，吴平去世后一年多，传来牛汉和陈小曼结婚的喜讯。小曼，1931年生，广东东莞人。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校俄文部，我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同事们都知道她原是茅公的儿媳妇，因离婚而成为单身。小曼人长得漂亮，性格也活泼，单纯，可爱。

对我来说，牛大哥和小曼都可以说既是同事，又是朋友，小曼还是我的广东老乡呢。他俩能结为伉俪，我当然为他们的结合高兴。这时，2006年8月25日发生在从北京市郊碧海山庄返城大巴上的一幕便浮现在眼前：

大巴上的乘客，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结束几天轻松度假生活的离退休老干部。别看绝大多数都是老人，照样是吱吱喳喳地抢着说话。老小孩嘛！

忽听小曼说，明天晚上张柏年（原出版部副主任）、小谢（老干部处主任）到我们房间来。我们都已洗漱完毕，我摘了假牙瘪着嘴，像个80多岁的老太婆，所以总是捂着嘴和他们说话，问明天什么时候集合开车。孙晓云（人文社原副总编、外文编辑部主任孙绳武的哑巴女儿）看我这样挺好笑，又不能表达什么，便开怀哈哈大笑。

我就坐在他们旁边，刚才还见到这个聪明能干而又善良的哑女细心地帮大家整理车架上的行李，不让掉东西砸着人，便脱口而出说：小曼你不要偷懒，你就写写她嘛，题目就用《和我同居的哑巴女友》如何？

挨着坐的牛汉大哥立即提醒说，不，不要这样的题目，不要一开头就说她是哑巴，而要在讲完她的种种聪明善良之后，在文章最后才说“她是个哑巴”，或者说，“她听不见，也不会说话。”

我感叹说，到底是出手老辣呀！

大家便笑。可牛汉不笑。他还是那么认真地说，小曼，你刚才说没戴假牙像80多岁老太婆那么难看也不对。人老了也有老年人的美。老人的皱纹，那满脸沟壑其实是丰富复杂的沧桑经历的印记。少女的脸固然美丽，但也稚嫩。老太婆满脸皱纹，可在这些皱褶中记录着历史的风云。

小曼似乎不乐意这样严肃的交谈，忽然说，我们临走在果园里摘桃时，你为什么不好好摘桃子，却在田边去捡那破石头呢？

牛汉立刻不客气地说，你懂什么？那石头在地上经历过千万年人的践踏还不变形，那才叫坚强，才叫坚贞不屈！

小曼却不服气地反驳：那你为什么不到厕所去捡一个？

牛汉不温不火，依然耐心地说，你呀，别看70多岁了，看来经过的事还太少。

小曼可憋不住了，急忙说，对不起，我故意跟你开玩笑的，跟你没大没小嘛。

……

由此只过了几个月，他们俩就成为新婚夫妻了，可见我还是迟钝，没有想到其时他们俩已是恋爱中人了。但既然有这么值得高兴的喜事，就该好好祝贺他们吧。于是便张罗着搞了一次活动。

2007年1月13日，东四西北角娃哈哈大酒店一个宽敞的包间。上午近11时，屠岸、罗君策、李启伦、黄汶、周惠珍还有我与李晋西先后到达，分别和牛汉大哥、小曼或握手，或拥抱，向他们俩表达老朋友的真挚的祝贺。气氛热烈而又弥漫着脉脉的温情。牛汉、小曼好像特意穿得整洁而又美观。小曼穿深色大格子裤，又在黑底白花衣裳外面套了件浅红色衣，更显得好看又喜庆。

屠岸郑重其事地奉上他和夫人章妙英（署名用了笔名）合译的《一个孩子的诗园》和他的贺诗——

日月照耀金银台

——赠牛汉、小曼

2007年9月13日，牛汉（中），何启治（左）与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李昕签订《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的出版合同后，合影于李昕办公室。

潘彼得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夸父是永远不会变老的铁汉

追逐太阳的男子渴倒又爬起/从弄杖化成的邓林中再度跃出

十万次雷轰，十万次闪电的鞭笞/促夸父冲出天火，再扑向太阳

虬龙般的胳臂以柔腕挽住落日/旭日在原野般的阔胸前蜕变为圆月

是阿波罗？是他的孪生妹妹狄安娜？/夸父低头看，怀里拥抱的是姮娥

沐五千年风浴，沐五千年云浴/五千岁姮娥出落为少女赫柏

她永不寂寞，广袖里伸出手来——/这时候许门的歌声在曙光中扬起

潘彼得把红线系住月桂和邓林/许门的歌声在天顶和地心洋溢

阿拉伯沙漠的烈焰里跃出神鸟/凤凰和斑鸠飞到鄂尔多斯草原

世纪落幕了，另一个时代的幕帷/在日月照耀的金银台上徐徐升起

诗人、学者、翻译家屠岸的贺诗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却也是热情洋溢，深挚感人的祝福。

我接着把我和李晋西合作编撰的新书《火箭总指挥黄春平》（江苏少儿社出版，讲述神舟五号火箭总指挥黄春平的奋斗人生故事）作为祝贺的小礼物送给新婚的牛汉和小曼，同时当众朗读我的贺联：

牛汉小曼珠联璧合新婚志庆

温柔美丽陈小曼清纯如涓涓流水

钢筋铁骨史成汉坚贞似巍巍高山

话说得很直白，表达的却是真挚的心里话。老牛只是轻声说好，好，谢谢。小曼不知道是不是想说明自己也曾有过并不简单的经历，便娓娓而谈：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我还在南京，只是一个16岁的高中生。淞沪失守，我随逃难的人流到了武汉，然后又流落到四川，一度就靠给人擦皮鞋为生。抗战胜利后，我才有机会继续上学学俄语，1959年到了出版社外文部也就一边做编辑工作一边在实践中学习……

正聊着天，君策招呼大家入席，说还是边吃边聊吧。交杯换盏、觥筹交错中屠岸突然向小曼说，小曼哪，以后你可得天天给老牛做好吃的了，你会做饭吗？小曼想都不想立即回答说，我能做什么好吃的，我就会做猪食——以前女儿等开饭的时候就会问：妈，你的猪食做好了吗？于是，引来了哄堂大笑。

整个热闹的过程中，牛汉大哥也跟着大家笑——是那种不张嘴，不出声的笑。他也不说长篇大论的话，几次重复说的话就是：“默默在享受，默默地爱。”一边说，一边用他的大手往下压。这让我想起为编撰“牛汉自述”访问他，他讲到施蛰存时说，施蛰存是“左联”时期受批判的人。他对鲁迅很尊重，对鲁迅的批评从不反驳，一生一世，令人感动。还说，前几年我写过文章，提到他，说他是“默默者存”。我们不要忘记他——他的诗，他编的杂志，他对中国现代诗的历史贡献。看得出，牛汉大哥很尊敬施蛰存这样“默默者存”的人，而他自己在生活上也是比较低调的。

除了一再说“默默地享受，默默地爱”，牛汉大哥还时不时地叹气。曾经担任过《新文学史料》副主编的罗君策说，老牛的叹息，就是他的长啸。牛汉立即纠正说，不是叹息，是叹气。我是爱叹气，不是悲伤，是生命中有不吐不快的东西，是活的伤疤的呼吸。我从不喝酒，从不抽烟，几十年来，只叹气，叹气真舒服！我年轻时爱唱歌，后来不唱了。叹气就算是我的歌唱吧。

怎么又说到沉重的话题了呢，我便打岔说，阿君，不说这些了。我们七个人请他们俩吃饭庆贺新婚，你总不会打算一个人掏腰包吧。

哪里，哪里，我早算好了，除了老牛、小曼，你们每个人交105元。阿君在五七干校当过司务长，处理这种小事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

从此，在离退休干部的休假活动中，我们就常常看到小曼和牛汉手牵着手在林荫道上漫步。那时候，我就会很自然地想起牛大哥爱说的话：歌德81岁还写诗，还谈恋爱，这对我影响大，对我有启发。

然而，仅仅只过了3年多，小曼和牛大哥这温馨和顺的日子就结束了——小曼不慎在卫生间滑倒摔了一跤，脑颅受伤出血。于是，开颅，割气管，做气管修复术……生命是挽回了，却也从此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坐上了轮椅，请了专职保姆。几乎同时，牛大哥自己也拄上了拐杖。老俩口彼此不能照料，只能还是各自回到子女的身边过日子。

呵，老天爷，你怎么这样狠心哪。

“我是一块站立的石头”

牛汉在他认为属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是不妥协的，是毫不含糊的。例如鲁煤，牛汉说1955年“胡风集团”一案，他是当局信赖的人，是最受优待的人。对他的处理最轻，他没有被捕，只是调换了工作，还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他写的假材料，说我参加过写“三十万言书”，还胡说吴平抄过“三十万言书”。他后来否认诬陷过吴平，但吴平生前就是这么说的，现在已是死无对证了。我怀疑他，不信任他。

关于舒芜，牛汉在2009年9月17日的电话里对我说，舒芜去世后，他儿子来过电话，我表示心情沉重，毕竟是多年共事过的人。至于对他的评价，我认为也不能片面，不能简单化。一方面，他配合反“胡风集团”所做的交代，写文章等等，是原则性的问题，是大节问题，不能含糊，不能原谅；另一方面，他确实有学问，学术上有成果，不应该否定。我没有送花圈，也没有参加告别仪式。

《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2期有“绿原专辑”，其末篇是《绿原追思会发言纪要》。我收到刊物后见追思会纪要发言人中没有牛汉，5月20日上午便打电话问他。牛汉大哥说，“史料”第二期我还没有看到。我很尊敬绿原，但他去世后我没有参加追思会，也没有写文章，就因为后来他在政治上的倾向性和我不一样。他来自中宣部，和林默涵、贺敬之有友好来往，更不要说和胡乔木了。而我有我的个性，你知道我对他们的态度。1985年，中国作协为优秀新诗集奖颁奖时，胡乔木给我授奖后我都没有和他握手。我和北岛、舒婷、江河、顾城、杨炼等“新生代”诗人都有交往，我理解他们。朦胧派、新生代诗人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不可磨灭。但绿原不理解他们，否定、排斥北岛等年轻诗人。在“七月派”诗人中，他成名更早，那时他在重庆，而我在大西北。后来虽然各走各的路，我仍然尊敬他为老大哥（他比我大一岁）。我编的《白色花》请他作序，是出自真心，是真诚的。——牛汉的这段话，使我想起后来听别人说，有的新生代诗人不仅把牛汉视为诗界值得尊敬的前辈，而且说和他交往有一种亲人似的，温暖亲切的感觉。

通话快结束的时候，牛汉大哥还是强调说，我有自己的个性，对一些重要问题自然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在追思会上都不便公开说，那就不如不去参加绿原的追思会，也不写纪念文章——但我以前写过关于绿原及其诗创作的文章。绿原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我承认而且尊敬他。

牛汉在重大问题上讲原则，不含糊。在自然界，他赞赏经千万年踩踏还不变形、有楞有角的石头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知道他的态度，在他狭小的书房兼卧室的房间里，看到摆满图书的书架上插放着几块天然状态的小石头，在2005年9月底到中国作协雾灵山创作基地做“牛汉自述”访谈和他合影时，见他举起在山巅上捡到的小石块，也就不觉得惊奇了。后来，我又读到他关于石头的两首诗。

其一，是《我的石头》：我的书架上/摆放着许多大大小小粗砺的石头。/多少人久久望着石头问我：/为什么如此敬爱石头？/我默默不语。/我是一块站立的石头。/我听见每块石头都跳动着大山的心灵，/我日夜听着它们卜卜地跳动着……我与失落在人间的石头们相依为命。

这首作于2001年的诗以“粗砺的石头”自况的意味很浓。

其二，是《死亡的岩石》：

一块粗砺的岩石/怎么会变成/光滑的鹅卵石？

千万年激流的冲击，/千万次细沙的洗磨，/千万代鱼群的亲吻，/千万个漩涡的润蚀加工，/使一块粗砺的岩石/渐渐地变得晶莹而圆润，现出了美妙的花纹。

卵石光光滑滑，/像一枚蛋，却孵不出雏鸟，/像胚胎，却没有一点生机，/像头颅，却不会思考

它们安详地躺在明净的水底细沙上/有时被春雨或秋汛冲得滚动起来/但是激不起一朵浪花/发不出一点声音

卵石/是死亡的岩石

牛汉显然鄙视这死亡的、没有一点生机的岩石。

但是，他却对幼小柔弱的生命充满了怜爱。还是2005年9月底在中国作协雾灵山创作基地做“牛汉自述”访谈时，每次上下二楼经过一级台阶，牛汉大哥都会停下来，俯身摸摸从水泥缝隙中挤出来的小草，说上一两句话。我们刚去的时候，草顶有个花骨朵，临走时，这只有一粒黄豆大小的黄色小花已开得很灿烂了。我们经过时，牛大哥还是弯下腰来轻轻地碰了碰那朵小黄花，小声地说，你真可爱，好好地活着吧。再见了！后来他说“一草一木的生命都启发了我，就像门前阶梯缝隙里的小花小草，那生命的智慧很不简单。人也一样，是地球上的生命。我从它们的姿态吸取了生命的营养。”（《牛汉自述》第283页）

对于自己满意的事情，他也坦然表露兴奋、快乐的心情。如某年文科高考语文题有一题是对他的散文《绵绵土》的分析，占28分。事后听当年参加高考的侄孙等人说到，就很快活，好像比八十年代末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听文艺部编辑刘虔告诉他此文获得《大地》副刊二等奖还要高兴。

又如2011年2月23日，我偕老伴刘秀文拜访牛汉大哥，因坐公交车比约定时间到晚了，他却不急，很有耐心地和我们合影，聊天。还特别拿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版的精装五卷本《牛汉诗文集》题签赠我们“存正”。他抚摸着黛色布面精装本笑眯眯地说，有了这套书我的作品就能完整地留下来。我不随便改自己的作品，原来怎么样就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说话不含糊。还说真感谢你和李晋西帮我做成了《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了却了一桩心事。虽然三联版送审后不得不做了一些删改处理，但完整的原稿还可以在境外出版。（2011年9月《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的中文繁体字本由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

这天本想请牛大哥到外面餐馆去吃他爱吃的糖醋鱼，但他已坐上轮椅行走不便。秀文便立即到街上去买水果和从餐馆订了冬笋鱼片等几个菜。那天他儿媳小曾在家里也临时做了几个菜。大家边吃边聊天，倒也挺开心。

有一天，听说牛大哥住院了，我便在2011年10月11日下午赶到朝阳医院七楼泌尿科709室去探望他。这是个三人间。牛大哥住在靠房门这边，有一布帘与另两床隔开。

牛大哥好像瘦了一点，但精神很好，两个眼睛很亮。他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住院是因为尿血，其实没什么大碍，检查内脏没问题，昨天做了膀胱镜也没事。就是尿道炎。我今年89岁了，再活两三年没问题。

我说，长命百岁没问题。

他笑笑，又说，我没什么好后悔的，我没有背叛，没有背叛真理，没有背叛诗，没有背叛读者。

接着又说，一辈子影响我最大的是成仿吾和我父亲。我父亲是北大旁听生，为革命做过事，但劝我不要去延安。在华北大学时，成仿吾劝我不要去参加保卫毛泽东的组织；我要去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了，他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要提防有人从你背后打黑枪。他们都比我成熟。……

临走，他问我现在的老伴叫什么？

我说，叫刘秀文呀，她不懂文学。我们还一起到东八里庄去看望过你，一起吃饭，照相，你还签名把你新出的《牛汉诗文集》送给我们。

哦，是的。牛大哥说，懂不懂文学不要紧。我印象她挺有人情味的。

还有人说她挺有女人味呢！我说。

女人味说的只是女人，人情味对男女都适用。男人也该有人情味。牛大哥说。那神情是不容置疑的。

关于人情味的谈话让我久久沉思。“男人也该有人情味。”谁说不是呢！以鲁迅先生的爱憎分明，“横眉冷对千夫指”，接着可就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呀。还有他的《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老虎都怜爱小老虎呢，况人乎？

这样一想，我就想对读者说，你可千万不要误解了我们可敬可爱的牛大哥呀。

能说明问题的、比较近的一个例子是：从采访牛汉到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听他谈到，作为作家，严文井的语言是比较美，比较有文学味的，而韦君宜的语言就不是好的文学语言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评价是对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牛大哥斟酌再三还是删掉了。他说，1978年我还没有平反，没有恢复党籍，韦老太就让我参与《新文学史料》的筹备，就让我主持工农兵学员补习班。她对我这样好，我真不忍心说这些话。为贤者讳吧。

我想，我们可敬可爱的牛大哥，既有是非分明，铮铮铁骨的一面，也有柔软、温情的另一面。是的，这就是真实完整的牛汉，我们可敬可爱的牛大哥。

责任编辑 董晓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