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的人生之路——吴中杰教授访谈录<br/>

戴厚英的人生之路——吴中杰教授访谈录

2013-06-28马信芳

上海采风月刊 2013年7期

关键词：吴中

文/马信芳

戴厚英

吴中杰

吴中杰，1936年3月生，浙江临海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著有《吴中杰鲁迅研究系列》（8卷本）《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文艺学导论》等学术著作；《海上学人》《复旦往事》《曦园语丝》等散文集；并与高云合作主编有关戴厚英的书籍《戴厚英啊，戴厚英》《戴厚英文集》（8卷本）等。

被文学大家萧乾先生赞为“一位诚实的作家，一个真正的人”的戴厚英，1996年8月25日，正当她年富力强、创作力旺盛之际，却在自己的家中惨遭杀害，至今回想起来我们仍深感痛心和惋惜。

关于戴厚英老师我并不陌生。创刊于1980年的上海《采风》报编辑部就设在现作家协会的北楼，与戴厚英的宿舍“贴隔壁”。那些年我们还在大学求学，利用业余时间来到这里当“见习编辑”。中午时分，戴厚英宿舍的门才打开，她看见我们，就会招呼我们进去坐坐。戴厚英当时已是大有名气的文学批评家，想不到她竟住在如此简陋的宿舍里。她直爽却和气，丝毫感觉不到“盛气凌人”的架势。爱抽烟的她递上烟来敬我们，当我们说不会时，她笑着说，看来是个好学生。宿舍很小，与他人不同的是多了个写字桌，桌上是成堆的稿子。后来我才知道，蜚声文坛的《诗人之死》和《人啊，人！》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写就的。

戴厚英对于我等属于“老师辈”，当时关于她诸多传闻是道听途说，不足为凭。巧的是我的老师，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先生及他的夫人高云老师，却是与戴厚英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1997年8月，戴厚英遇害一周年之际，其女儿戴醒带领全家回国来为母亲扫墓。戴醒说，她很想为她母亲出版一套较完备的文集，以资永久的纪念，但她远在美国，无法料理此事。吴中杰和高云老师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编辑这套文集的重任，两年后，在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一套8卷本的《戴厚英文集》出版问世。

近年来吴中杰教授侨居澳大利亚，去年曾回上海收集写作资料，但为了照顾两个小外孙，又匆匆返回了悉尼。原本想当面采访他的计划泡汤了，只好进行书面采访。好在老师对学生一向很热情，他整理了有关戴厚英的资料传送与我。读着丰繁的资料，我的心再一次被震动，于是我们有了下面的对话。戴厚英作为中国一个特定时期的文艺评论家和新时期的作家，她所走过的路，曲折却具典型，这段历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应留下重重的一笔……

坎坷的命运导源于性格和才干

记者：

戴厚英是位卓越作家，这与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厚的文学理论修养根底有关，但她一生命运坎坷，你曾说，这既取决于时代的风涛，也导源于她自己的性格。

吴中杰：

是。戴厚英出生于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938年3月。这是生不逢时的年月，她一生下来，就面临着民族的深重灾难。

戴厚英的祖上虽做过武官，门前也立过牌坊，但戴家的“光荣门第”到她祖父一代就结束了。成了破落户子弟的祖父以经营土布为生，而她父亲也只是镇上一个杂货铺的小店主。尽管这样，在当时的中国，特别在农村，这样的家境也算不错了，戴厚英不仅能够上学读书，而且从不缺少学习用品。

记者：

据说，戴厚英从小就聪明好学，思维敏捷，口才出众。

吴中杰：

是，因她上学之前就由祖父教识了许多字，所以一入学，学习成绩就很突出。她的口才很好，小学六年级时，获得过全校演讲比赛第一名。当她读中学时，全国已经解放。在解放初期，为了配合政治任务，常常要学生参加宣传活动，不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大运动要配合宣传，而且反投机倒把、推行婚姻法等政事，也要组织宣传队。而戴厚英都积极投入，什么秧歌队、腰鼓队、演剧队，她都参加。同时她还演过很多戏：《白毛女》《赤叶河》《血泪仇》《刘胡兰》……演得有声有色。

戴厚英少年时代形成的这些性格特点和文艺才干，对她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她的敏捷思维能力和出众的才华，有助于她取得很大的文学成就，而过于要强的个性和不肯让人的锋利言辞，又使她难以处理好人际关系。性格即命运。所以，我认为，她一生坎坷的命运，既取决于时代的风涛，也导源于她自己的性格。后来，她把自己的自传取名为《性格·命运·我的故事》，说明她也认同这一点。

她的大学生活：在不停顿地向左转中度过

记者：

戴厚英是1956年考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那年是解放后文化界学术空气最祥和的时候。据说，她当时就是怀着作家梦进入大学的。

吴中杰：

是的，那一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他的主题报告中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接着，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学术方针，鼓励文人学者进行鸣放。所以不少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他们卸下思想改造运动以来背上的思想包袱，变得活跃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中，戴厚英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希望，听课之余，天天到图书馆抢位子，那一年她读了不少书，而且兴趣也转变了，从解放初期的爱读解放区作品和苏联文艺，变为沉迷于十八十九世纪西欧和俄罗斯的艺术世界中。她不但领略欧洲风情，而且还接受了他们的民主思想，这种民主思想与她原有的倔犟性格相结合，大大增强了她的自我主体意识。

但这样的日子不长，到了1957年夏天，就风云突变了。一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知识界人士经过反复动员，刚开始鸣放，却不料瞬息之间，他们的发言就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配上大字标题的报纸“大批判”，要把他们批倒批臭。

记者：

面对这样的政治形势，戴厚英怎么样？

《戴厚英随笔全编》

吴中杰：

对于报上揭露的那些全国性大右派，戴厚英不甚了解，当然她是相信报上所说的。但对于身边所发生的事，却产生了疑惑。许杰是她们的系主任，而且是知名的进步作家，当时还担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白发苍苍，老成持重，平时深受同学们的爱戴，现在却被指责为编造谎言攻击校党委。开始还有为他辩护的大字报，他自己也表示以人格担保，他所说的都是事实。但此时党委书记也站出来说，他以党性担保，绝对没有歪曲许杰的原意，于是批判升温了。一边是系主任，一边是党委书记，应该相信谁呢？戴厚英困惑了，许多同学都困惑了。她和两位同学一起写出大字报，要求党委书记和许杰教授在大草坪上进行公开辩论，以明是非。这种西方式的民主思想，大概就是她大量阅读欧洲文艺作品所受的影响，可谓“中毒”不浅也。其实，为了达到揪出“右派分子”的目的，绝不会允许对手有摆出事实进行申辩的余地的。既然党委书记出来说话了，许杰的“右派”命运也就无可逃遁了。

记者：

戴厚英这张要求党委书记和许杰面对面辩论的大字报，不是把自己放到了十分被动的地位？

吴中杰：

肯定的。但当时的领导没有将戴厚英向右面推，而是往左面拉，这叫做“争取中间派”。被争取的戴厚英马上领会了领导的意图，赶快向左转，并积极投入了斗争。以戴厚英的锋利言词，批判起“右派言论”来，当然是咄咄逼人，由此她赢得了“小钢炮”的称号。

但想不到的是，此时她的后院出了问题。在安徽老家，她那老实巴交的父亲也被动员得参加鸣放了，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她的叔父则因所工作的店家失窃，被诬为“监守自盗”，申辩不清，被迫自杀。虽然后来抓住了盗贼，但人死不能复生，给家属留下了无可摆脱的悲哀。这两件事，对戴厚英的打击很大。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是两条路：要么从此消沉，要么以更革命的姿态来表现自己。消沉不适合戴厚英的性格，而且当时愈来愈左的形势也不允许她消沉，因为一消沉就会沉入深渊。形势逼得她只有向左，紧跟。戴厚英就是这样，在不停顿地向左转中度过了她的大学生活。

蜚声全国文艺界的“小钢炮”

记者：

从你给我的材料中说，就在戴厚英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影响她日后生活道路的事。

吴中杰：

这是1960年，春节过后不到一个月，2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召开了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为主题的会员大会。这个会，开了很长时间，到4月13日才宣布闭幕，称之为49天会议。据报载，这个会议是为“贯彻上海市委文教会议的精神”而召开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愈益深入”的表现。所以也可以说，是1957年那场运动的继续。

如果说，那时把1957年的“反右运动”看作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政治思想斗争，那么，1960年的批判运动，则有意把这场斗争引向学术文艺思想领域。会议初期，也是以讨论的方法来“引蛇出洞”，到了一定时候，就大张旗鼓地进行批判。大概是因为有1957年的经验教训之故，从一开始，作家们的发言就很谨慎。其实会议已经确定了批判的重点对象，所根据的主要不是他们的发言，而是他们原有的论著。而且，批判对象的选择，也采取平均分配办法：三所有中文系的高校各出一名，复旦大学——蒋孔阳；华东师大——钱谷融；上海师院——任钧。为了壮大声势，市委宣传部又从三所高校调了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来参加会议，戴厚英就是被调来参加作协大会的“小将”之一，因为她能言善辩，还被选作重点发言者，安排在大会上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钱先生在1957年鸣放期间，曾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宣扬人道主义思想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

记者：

据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报道，戴厚英的发言很受领导的赏识，她被作为当时三名“文艺理论的新生力量”之一，写入了大会纪要。

吴中杰：

是。她的“小钢炮”之名由此蜚声全国文艺界。另外，戴厚英未毕业就被借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待她一毕业，就正式在那边工作了。这个研究室，后扩展为文学研究所，所长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郭绍虞先生兼任，但老先生不管事，实际上是两位副所长叶以群、孔罗荪主持工作。这个研究所并非真正的学术研究机构，它的日常工作是阅读当前的文艺书刊，编写文艺动态，在此基础上再写一点文艺评论，用当时的话说：这里是培养战士的，而不是培养院士的。但刚从高校出来的青年与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干部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他们有较多的独立意识，而缺乏唯命是从的观念；他们始终眷念着学术性强的研究论著，而相对地轻视时效性强的评论文章，为此，他们还受到了批评。

作为文艺哨兵，她被驱上了战场

记者：

那时，正遭到三年困难时期，据说，戴厚英因披露安徽饿死人真相而受到批评。

戴厚英与高云合影

吴中杰：

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的社会物质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公开的说法是，因自然灾害而造成，而且，尽管大家都吃不饱肚子，可领导做起报告来仍旧说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这时戴厚英从安徽探亲回来，熬不住竟把那边虚报产量并饿死人的真相讲了出来。这当然要受到批评。党支部书记找她谈话，叫她不要乱讲，她回到宿舍捂着被子大哭说：“这是真的啊！”她实在弄不清楚真实情况与政治需要之间的关系。

好在物质生活一困难，阶级斗争的弦也随之松了松。所以戴厚英虽然被认为有思想问题，但并没有因此而挨整。而且，由于文艺批判的同时放松，这些文艺哨兵们也有机会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了。戴厚英原来分工阅读戏剧电影方面的报刊，现在她就准备研究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并且做了许多笔记。

记者：

后来，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组”，戴厚英又怎么成为其中一员？

吴中杰：

当时的情况是，只要经济形势一有好转，政治运动又开始了，而且照例是大批判开路。中共中央宣传部1964年8月14日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说，《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是两部思想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其共同特点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温情主义，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着重表现中间状态的人物并以这种人物作为时代的英雄。接着批“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形象思维论”等等，一路批判下来，一直到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于是这批文艺哨兵又被驱上了战场。开始是将写作任务布置到研究所，后来为了便于指挥，干脆调集一批人马，组成市委直接领导的写作班子，名字就叫“上海市委写作组”，因为开始时办公地点在丁香花园，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这个写作班子下分哲学、历史、文学等好几个小组，人员都是从各个单位调集来的。文学组的人员来自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当时也曾向复旦中文系调人，复旦说他们自己要组织写作班，不肯放人。但历史组的人几乎都是来自复旦。文学组的组长是叶以群，戴厚英就是他从作协带去的。

记者：

写批判文章与学术研究不同，执笔者只不过是一种写作工具而已，戴厚英在写作班子里应该也写了不少文章？

吴中杰：

当时，上面叫批判什么就批判什么，上面定什么调就吹什么曲。戴厚英在写作班里有个人写的，也有合作写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充当了打手的角色。这个写作班子后来渐渐神秘起来，那是在历史组“罗思鼎”接受了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提供写作材料的任务之后。但这时，戴厚英已经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了，文学组的组长改由徐景贤担任。

但后来发生了变化。1966年3月，戴厚英被派遣到北京参加批田汉的写作班子，那时北京还是彭真领导时期。两个月后，即调回上海，回到作家协会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从此就没有再回到写作组去。再后来，写作组在徐景贤的带领下起来造反，成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成为一种权力机构，后又组成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显赫一时，那已与戴厚英无关了。

闻捷之死，让她几近崩溃

记者：

从资料看，“文革”中，戴厚英的经历更为曲折。

吴中杰：

对，开始时，她响应领导的号召，坚决保卫上海市委，而且还走出机关，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辩论。后来人们发现，最高领导是支持造反的红卫兵的，于是，除“牛鬼蛇神”外，一下子大家都变成了造反派，造反司令部林立。作协文学研究所的青年人还算谦虚，他们只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从毛泽东诗词里借来一个名字，叫“火正熊”，戴厚英被推为组长。后来，在联合掌权时，她也因此而进入了领导班子，为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的“第四把手”。但不久，却因为参加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而处于挨整的地位。其实，她只不过是听命于第一把手，到街上去刷了几条标语而已。

《闻捷诗集》

《诗人之死》

《人啊，人！》

这时，戴厚英真是祸不单行，在单位里受批判的同时，家庭危机也爆发了。戴厚英和她的丈夫原是中学里的同学，可谓青梅竹马，后来一同到上海读书，一个考进华东师大读中文，一个在同济大学读建筑，毕业之后，戴厚英留在上海作协工作，男的分到安徽芜湖。结婚之后，特别是有了小孩之后，戴厚英多次要求调动工作，愿到芜湖去与丈夫团聚，但是不获批准，说是革命工作需要她留在上海，她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请父母代为抚养。分隔时间一久，夫妻间感情疏远了，以致出现了裂痕。后来，丈夫有了外遇，提出离婚，戴厚英无论怎样委曲求全，也不能挽回他的心意，只好离婚了事。这对戴厚英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记者：

关于诗人闻捷，戴厚英为他之死几乎精神崩溃，当时传闻很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吴中杰：

闻捷是我国著名的诗人，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的代表作——《吐鲁番情歌》赢得无数青年叫好，戴厚英对他的诗歌自然也十分赞赏。当闻捷调到上海，戴厚英在作协见到他时，无非是读者看作家，谈不上认识，更无交往。他们的认识，是在文革中期，闻捷在隔离审查期间。及至闻捷妻子跳楼自杀，戴厚英奉命到隔离室告诉闻捷此事，由劝慰而交往，由交往而产生了感情。在戴厚英，一半是出于对闻捷命运的同情，一半是出于对他才华的欣赏；在闻捷，则既有知遇之感，又有共同的情调的激发，于是他们在下到干校之后，就热烈地相爱起来了。

戴厚英在这种时候敢于去爱一个还没有审查结论的人，是要有几分勇气的，而闻捷在自己还未“解放”之时，敢于不顾一切地去爱，也很不简单。说他们是诗人气质、浪漫情怀也可，说他们想冲破重压追求自由也可，总之，他们是不顾一切地相爱，公然在许多“五七战士”的眼皮底下共同用餐，一起散步。但是，她们实在爱得不是时候。五七干校原非谈情说爱的场所，而是思想改造的地方，在这里相爱，遭到非难是必然的，何况又是这样两个是非人物。于是始则风言风语，终于弄到张春桥发话，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张春桥是从一份《文汇内参》上看到这情况的。而且工宣队出面干预，强行拆散这对恋人，并对闻捷进行批判。闻捷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愤而自杀。这对戴厚英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几近崩溃。她昏昏沉沉在床上躺了七天七夜，才度过了危机。

记者：

戴厚英后来怎么又从作协来到大学当起了教师。

吴中杰：

到了“文革”后期，“四人帮”为了在上海扩大文艺阵地，又起用了一些知识分子，戴厚英也是其中之一。她先被派到文艺理论教材编写组，后至《摘译》编辑部，接着又被调到电影组，参与过讨论和审定剧本《苍山志》。然而这样一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她又进了学习班，被要求“说清楚”。在这种场合，粉饰自己者有之，推诿责任者有之，加油加醋揭发他人者有之，戴厚英不想这样做，只想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说清楚。然而不知何据，主持者硬要指认戴厚英为“四人帮”上海写作班的骨干分子，戴厚英说她根本就没有进过这个写作班，于是出现了顶牛状态，长期僵持着，最后只好“不做结论”，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接着，是重新分配工作。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早已解散，当年的伙伴们都已到别的单位工作，戴厚英当然也必须离开作协。开始，她联系了上海戏剧学院，上戏也表示愿意接纳，但有人去撬，就告吹了。这时，复旦中文系对她表示欢迎，她就进了复旦大学。只是那时她还住在作协宿舍，离复旦很远，当复旦在虹口开办分校时，她就转入了复旦分校。后来，复旦分校与别的学校合并为上海大学，她就成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的教师。

戴厚英（摄于1970年代）

卓越作家却立于批判

记者：

戴厚英原来一直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工作，后来怎么转向了文学创作，且大有成就？

吴中杰：

说起来也多少带点偶然因素。戴厚英是在等待分配工作的空闲中开始她文学创作的。应该说，“文革”后，戴厚英准备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她已重新开始阅读莎士比亚与关汉卿，并且学习英语。这时，高云和我打算撰写一篇闻捷诗论，高云写信要戴厚英提供一些有关闻捷的资料，不久，戴厚英就寄来一封长信，密密麻麻地写了4本练习簿，写她与闻捷相识相恋，以及闻捷被迫自杀的过程，感情十分真挚——这就是后来戴厚英遇害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坟》。戴厚英后来在她的自传中说，因为写这封信，“我的感情一下子调动起来，汹涌澎湃，不能自已。我躁动不安，时不时地自个儿流泪，不论在什么场合。我觉得我还有许多感情需要倾吐，那些练习簿容纳不下了。于是，在把那些练习簿寄给女友之后，我继续写起来。”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就这样诞生了。

戴厚英（摄于1980年代）

戴厚英开始只是要在纸上倾吐感情，并没有想到要出版，后来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这才认真地修改起来，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了该社的出版计划。但是，在作品打出清样准备付印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因为又有人去撬，而且弄到有权力者插手，这本书不能出版了。倔犟的戴厚英一定要讨个说法，而当时领导却始终无法说出个正当的理由来。事情就这么僵持着。这时，改革开放较早的广东出版社听说此事，打电报给戴厚英，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但此书的纠葛尚未了结，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听说这个情况，又表示想出了。戴厚英不能贸然抽回，但她又不愿拂广东方面的好意，于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赶写了第二部小说《人啊，人！》。这本书在当年（1980年）年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而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则到1982年，才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间“撬客”不断，只是福建方面不予理睬。

其实，《人啊，人！》的出版也不顺利。听说广东要出版戴厚英的书，又有人打电话、写信加以阻止，但广东方面不仅不听从，反而加快速度付梓，这本书从开笔到成书，不到一年，这在当时的出版业中可算是高速度了。

记者：

我记得当时对戴厚英的大规模批判有两次：第一次开始于《人啊，人！》出书之后的1981年，第二次是在“清污”运动的1983年。

吴中杰：

如果说，戴厚英写《诗人之死》，是由于抒发胸中郁积着的感情的需要，其表现方法还是传统现实主义的，那么，《人啊，人！》的写作，则是对人生经过认真反思的结果，在思想观点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批判人道主义而宣扬人道主义，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也吸收了许多现代主义手法。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当时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所以小说出版以后，一方面在读者中大受欢迎，另一方面，也就被某些人抓住了“把柄”，成为新一轮文艺批判的靶子。这场批判从上海很快推向外地；不但进行思想批判，批判文章、批判大会、批判班子，应有尽有；而且还采取了行政措施，免去了她教研组长的职务，剥夺了她上课的权利。当时的压力不可谓不大，但并没有压垮戴厚英。她认为自己没有错，就是不肯检讨。如果说，以前她是听命于上面的指挥棒，只不过是一架写作工具，那么，现在她要放出自己的眼光，保持独立的个性了。而当她认准了一个道理时，她是决不会回头的。她在她的散文中多次引用苏轼的词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既表示了她要冒着风雨行进的决心，也表现出她对前途的憧憬。

记者：

好在时代不同了，群众也有自己清醒的头脑，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盲从，所以，批判的声势虽然造得很大，但同情她的人却也很多：有本校的师生，有外面的读者；有熟悉的朋友，也有素昧生平的好心人。这些“风雨情怀”让她久久不能忘怀。

吴中杰：

这些声势浩大的所谓批判，不但没有把戴厚英批倒批臭，反而扩大了她的影响，使她的名声更大。她的《人啊，人！》曾重印10次，总印数不下百万册；而且被译成了英、法、德、俄、意、日、韩等许多语种。《诗人之死》也翻译到国外。

戴厚英本来并不打算继续写小说，原计划在写了《诗人之死》之后，就重新从事学术研究。但出书的风波，批判的刺激，迫使她继续把小说写下去。就这样，她的知识分子三部曲的第三部《空中的足音》，以及《流泪的淮河》三部曲的前两部《往事难忘》和《风水轮流》等作品也先后问世。从40岁开始写《诗人之死》到58岁遇害，短短18年创作生涯中，她一共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随笔集，半部自传，还有一些未出版的遗稿。她的写作不可谓不勤奋。

《流泪的淮河》

记者手记：

吴中杰教授的详尽述说，戴厚英老师又仿佛回到我们身边。曾记得，在上海作协49天大会上，戴厚英批判过自己的老师钱谷融教授，而“文革”后，戴厚英主动给钱老师寄去了《人啊，人！》一书，并登门看望钱老师。1996年，戴厚英出席“华师大作家群”作品新闻发布会，她在会上自我批评过去做的傻事、错事，检讨当年对钱老师的批判。对此，钱先生的大度着实让人钦佩不已。在戴厚英离世后，他在《关于戴厚英》一文中写道：“新时期以来，她（戴厚英）才猛然觉醒过来，恢复了她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农村姑娘的本真。她身上固有的美德与亮色，才冲破多年来强加在她身上的牢笼和心上的障翳，一下子突现了出来。”

戴厚英的胸怀是坦荡见底的，性格是光明直率的，她毫不掩饰自己在“文革”中走过的弯路，深刻地进行自我反思：“我在‘文革’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不是英雄，也不能算懦夫，我只是一个政治媚俗者。”对此，戴厚英在其《自传》中还这样说道：“我的许多作品都或多或少包涵着我的经历……我的作品只是比较真实地表现了我的一部分感情和经历，既没有写出我的经历的全部，也没有写尽我的善和恶……我和所有的人一样，既非天使，也非魔鬼，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她更在其《自传》序言中揭示了其中缘由：“我觉得我的命运虽然与我所处的时代、社会紧紧相联，但让我生活得如此曲折和坎坷的罪魁祸首却是我的独特而强烈的性格。种种经历，不过是这种性格的实现和演绎……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交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

诚如吴中杰教授所言，戴厚英不是那种玩文学的写手，也不是顾影自怜的煽情者，她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她的作品，有一个贯穿的主题，就是对于人性的呼唤，对于人格尊严的维护。

为了忘却的纪念，而难以忘怀昨天，从《诗人之死》到《人啊，人！》，到《往事难忘》和《风水轮流》，戴厚英的作品像一座座丰碑，吴教授的告嘱又在我耳边响起：她不应该被忘记，她应载入当代文学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