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铠东

摘 要：1923年的临城劫车案曾轰动一时，中外媒体竞相报道。作为上海三大报之一的《时报》除了密切跟踪报道外，还发表不少针砭时弊的评论，归结有三：一是对政府的批评；二是对中外言论的思考；三是提出治匪之策。透视《时报》的舆论，不难发现其爱国之心及其对民生的关注，但它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

关键词：《时报》；临城劫车案；舆论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195-02

一、对政府的批评

1923年的中央政府为北洋军阀把持，是为“武人当权”时期。中央对社会缺乏有效控制，在与地方实力派博弈中尚处下风；在地方，军阀横行乡里，军队扰民不断。抱犊崮山区居民有此怨言：“宁被土匪劫掠，莫被官兵搜查”，可见百姓对地方官兵的厌恶。因此，《时报》言：“匪徒津浦路劫案之发生，不觉为吾国军人羞也，为山东之军人耻。”[1]

地方管理的混乱不堪，软弱的中央政府又在忙些什么呢？在临案发生之时，黎元洪的总统府与张绍曾的国务院之间又在上演另一出“府院之争”的政治戏。此时，对北京政局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曹锟，身为直系首领，发生于山东的劫车案，正是曹锟的管辖地，而曹却“腐心于最高问题”[2]。当时曹锟为满足其权力欲望，积极谋划废弃黎元洪，欲任新总统。《时报》对此不满：“北方之军阀腐心于最高问题而境内之治安不问，于是临城之土匪劫案以出。”认为当下之急应“宜专心致志于土匪之劫案，以速自解决”。

统治者的相互倾轧以及地方管理的混乱，给社会增添了不安定的因素，匪徒聚众生事自然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