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1963年我15岁，是我失学的那一年，也是我参加农业生产的头一年，在生产队干“半拉子”。因为自己不是正式农工，农闲时节，就呆在家里等活干。年底场部有了招工机会，凡是正式职工子女，6年级毕业，都可以通过体检合格转为正式工人。年底在东二龙卫生所体检后，我便在家里等待录用通知。那时候，妈妈常年有病，勉强为我们做饭，生活极为艰难。我们全家没有一件新衣服、新棉鞋，我和父亲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胶皮靰鞡。

腊月二十八，眼看就要过年了，别人家有的蒸馒头、撒年糕、蒸豆包的，而我们家过年给老祖宗上供点燃的烧酒还没有着落。傍晚，父亲坐在炕沿低头抽闷烟犯愁。我问父亲：“有钱给我，明天我上供销社看看。”

“听说明天上午发放救济款，谁知有没有咱呢？”父亲无奈地说。

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八上午，大队通讯员通知我父亲到大队开会，实际是领取救济款。那天大队救济我家5元钱，听说给的是最多的。父亲回到家里，高兴地对我说：“有钱了，大队救济咱5元钱，你拿去买酒吧。”我接过父亲手里的5元钱，拿着酒瓶，走出家门，直奔东二龙供销社跑去。

我们家离东二龙村5里地。这是一条拉荒毛毛道，道两边长满蒿草，是我非常熟悉的一条荒道。在这条路上，我12岁开始，曾经和小伙伴们跑了整整2年到东二龙小学上5、6年级。哪个路段上有坑洼、有高岗、有马莲堆，我都一清二楚。因为买酒心切，再加上怕去晚了供销社“关板儿”，便跑一会儿，走一会儿，大约半个小时功夫，就到东二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