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是贪腐的高危人群，“裸官”的治理已成为我国反腐败的软肋。仅近年来，媒体已曝光的贪腐“裸官”名单便有一长串：云南省委原书记、电力部原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高严（正部级），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温州市委原常委兼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等等。以下三人是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贪腐“裸官”。

董跃进：用美女冰毒填充空虚。2011年1月，北京市历史上最大的挪用公款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兼进出口贸易部总经理董跃进挪用公款5.8亿元、受贿91万元，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方指控，董跃进利用职务便利，在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受上海合生源财进出口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委托，代理进口货物暨开具信用证业务的过程中，要求其将应当直接支付给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的货款5.8亿余元，支付给北京中润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用于增加该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流量，申请银行授信等使用，至案发时尚有1300余万元未归还。董跃进还接受他人性贿赂，和“小姐”一起吸食冰毒。其妻、儿早已携带部分赃款移居国外。

张曙光：拥有28亿美元海外赃款。2011年2月28日，铁道部正式宣布，该部运输局原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因贪污等已被停职审查。在铁道部近年来大规模的高铁建设中，张曙光被认为是领军人物，被称为“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奠基人”。张曙光也曾向媒体自豪地宣称，他使用“战略买家”的策略，创造了“在一夜之间砍掉外国公司15亿元人民币报价的精彩案例”。不过，张曙光在铁路系统内的口碑却相当不好，还有“裸官”之称。自己孤身一人寓居北京，妻子王兴和孩子则一直在美国居住。在美国洛杉矶市有三处豪宅，在美国沃尔纳特市另有一套占地近3万平方英尺(约合2793平方米)、住房面积为4100平方英尺(约合381平方米)的别墅。此外，还在美国和瑞士有28亿美元的存款。

罗荫国：“咬”出100多名处级官员。2012年4月14日，广东省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茂名市委原书记罗荫国系列腐败案涉案303名干部（包括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育瑛、原市长助理雷挺、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李运容、建设局原局长朱裕锦等，其中被罗荫国“咬”出的处级官员达100多名），该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2亿元。罗荫国也是一个十足的“淫官”，与他有染的女人竟不下百人。罗荫国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裸官”，其子女早已加入外籍，并在国外置业，到底有多少国家财产已被其卷走，还有待查证。

我国专家将“裸官”分为三类：自己到国外留学，把配偶和子女都带去，最后自己学成回国，但配偶和子女仍留在国外；自己在做官时，配偶有机会被派驻到海外工作或深造等，造成了事实上的分居两地，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待着；贪腐时就把配偶子女送到海外，把贪腐的财产逐步转移出国，一旦败露随即外逃。我们必须重点防范、监管的是第三种人。

“裸官”出逃“五部曲”：

先让孩子出去。包括留学、打工等。如温州市委原常委兼温州市鹿城区委原书记杨湘洪为安排独生女杨铃铛出国，给其介绍了一名温州籍旅法华侨巨商的儿子做男朋友。婚后，在去欧洲度蜜月之前，向她透露了“机密计划”，杨铃铛随即留在法国等候“安排”，接应父母。

再与妻子“团聚”。包括陪读、工作、假离婚等。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及其前任许超凡、许国俊，鲸吞4.82亿美元存款前，各自便已离婚，妻子按约定嫁给了美国人，顺利获得美国绿卡。两年后，“前夫”们再与她们“团聚”。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潜逃前6年，妻子姚红便辞去了四川电信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移民加拿大。直到李向东去加拿大，大家才恍然大悟。

转移巨额资金。有的是汇给已经在境外的家人，有的是通过海外开办的公司，有的是通过地下钱庄，有的是随身携带……可以肯定的是，资金无疑来源于“黑色”收入。

设法办理护照。尽管我国规定，对公职人员的公务护照和因私护照实行统一保管，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成言则对记者介绍，外逃“裸官”的“对策”可谓千奇百怪，甚至部分“裸官”手里有多个护照，其中至少有一个是无须签证可以随时飞走的。如浙江省永康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兵，找来一个和自己相似的外地人夏六荣，以夏的户籍资料冒名申办了护照。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所持的瑙鲁国护照是其弟弟胡波的，在换领护照时换上了胡星的照片。

想方设法出逃。没有暴露的，按照程序出境；已暴露的，则持各种“秘密”护照出境；也有的干脆借公务考察在境外滞留不归。如杨湘洪率团去欧洲考察时，在巴黎突然失踪，只留下一张字条：“我的腰椎病痛复发，被女儿接到一家法国医院去疗养，不能按时回国，请代为请假。”

就“裸官”出逃的国家而言，大多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和关系。“小贪裸官”考虑逃亡和生活成本，往往选择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或不发达的非洲、拉丁美洲国家；而“大贪裸官”则往往选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移民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针对“裸官”贪腐和外逃的特点，应建立三项制度，对症下药地治理“裸官”问题。

建立“裸官”财产公示制度。对于“裸官”，中央党校高新民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配偶、子女都出国、办了外国护照，那你在国内做事什么意思？就算没其他问题，你说的话群众能相信吗？”也就是说，“裸官”哪怕没有任何腐败行为，也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因而有必要在财产申报的基础上，把“裸官”财产公示制作为监督其行为的利器，将“裸官”在国内外的收入、住房、投资等情况由报告走向公示，这样既可以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提高公众的信任度，也可以从源头约束官员“裸官”的行为。

建立“裸官”申报审查制度。只有成立专门的审查机关，按部就班地对“裸官”所申报的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才能达到应有的目的和效果，才能使“裸官”的申报不再流于形式，才能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防患未然。

建立“裸官”汇款报告制度。转移至国（境）外的非法资产是“裸官”赖以生存的基础，掐断其非法资产转移的渠道，才是防治“裸官”贪腐、外逃的最有效措施。为此，应当把“裸官”的名录交给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他特别易被用于洗钱的机构，当“裸官”账面上出现大笔资金流动时，即根据订立的制度向有关部门汇报。

限制“裸官”，归根结底是为了预防“裸官”腐败、防止“裸官”外逃，这就要求必须制定、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不断与时俱进地归纳、总结、提高，让来自各方面的力量形成有效有力的教育、管理、监督手段。此外还要深化与其他国家司法机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合作，拓宽司法合作渠道，提高合作效率，尽可能将外逃“裸官”遣返回国接受法律惩治，这样既可以挽回损失，又可以警示尚在国内的“裸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