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智慧

60岁的张伍能，仰望着百米外高耸的山岩，心里回荡着岩石崩塌、滚落的声音。自从200公里外的云南镇雄发生山体滑坡以来，他一直被这种不祥的声音困扰，夜不能寐。

跟他一样焦虑的，是金沙县安洛乡桂花村高家寨组的另外7户村民。过去4年间，他们的住房出现了骇人的裂缝。而不远处的梯子岩、蛇掉岩，出现了纵贯数百米长的裂缝，山体塌陷成深不见底的空洞，小汽车一样大的岩石一直滚到山脚下的农田里。

村民认为，造成这些灾难的，是在地下疯狂采掘的煤矿。

摇摇欲坠的危岩

张伍能的房子建于1988年，包括5间石头水泥建造的正房，另有1间仓库和3间牛圈。从2008年开始，房屋墙壁和地面开始出现裂缝，且不断扩大，有一些裂缝，大得可以塞进一支成年人的胳膊。石块挣脱水泥的牢固粘合，从墙上跌下。天花板开裂，雨水顺势渗入。张伍能原以为坚固无比的房子，已被鉴定为危房，不宜继续居住。

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危险。致命的威胁来自距离房子百米开外的梯子岩。顾名思义，梯子岩陡峭如天梯，爬上100多米高的梯子岩，脚力甚健的小伙子也要花1个半小时。

沿着险峻的山路攀爬上去，不时可见漏斗般塌陷的岩洞，深不见底。在梯子岩中部有一条宽约一两米、长近百米的巨大裂缝，据当地村民称，这条裂缝出现后不久，被不明身份的人用泥土掩盖，但因裂缝太宽太深，泥土根本不能把洞填满。“很像猎人布置的陷阱，不小心踩上去就没命了。”一个村民说。

更恐怖的是，梯子岩顶部出现的一条裂缝，向下贯穿整个岩体，导致半边山岩随时可能塌下。这条纵贯东西的裂缝，将梯子岩一分为二，其中一半摇摇欲坠，威胁着住在岩下的村民。

张伍能和其他7户村民的房屋就在岩下不远处。山岩高达100多米，一旦崩塌，张伍能等人注定在劫难逃。村民记得很清楚，山体开裂的时间是在1998年后，初时只是手腕粗细，随后逐渐扩大。村民每次上山，都能看到裂缝变得更宽、更长。目前最宽的裂缝宽约两米，长达数百米。

村民的农田多在山坡上，不时滚下的山石让素来平静的耕作变得危机四伏。在梯子岩下的农田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十几块山上滚落下来的岩石，最大的一人多高，重达数吨。它们都是在过去的几年中陆续滚下山的。人们搬不动这些石头，只好任它们留在田地里。

桂花村高家寨组村民付洪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8月的一天，她上山“讨豆豆（收获大豆）”，时值盛夏清晨，村民多趁着凉爽做农活。付洪容正在弯腰摘黄豆，突然一块脸盆大的石头从身旁半米远处滚过，最后停在田埂上。她手里攥着豆角，吓得说不出话来。

付洪容仅是受到惊吓，而真正的悲剧确曾发生过。

2012年5月26日早上6时许，一块巨石砸到桂花村沙坡组村民杨玉先的房子里，半米厚的水泥墙如同纸壳一样被砸得粉碎。杨玉先80岁的母亲在睡梦中被砸中，半个身子压在巨石下，老人当场昏厥。家人和邻居惊慌赶来，试图抬起巨石，但巨石纹丝不动。后来用钢钎把巨石凿破，才将老人抬出。老人的双脚已成粉碎性骨折。杨玉先家境贫寒，无钱把老人送往大医院，只好请来一个乡村医生。医生来看了看，说“医不了”。当天下午4时许，老人在漫长的痛苦中死去。

被遗忘的8户人家

村民把房屋开裂、山体崩塌、地陷、滑坡等地质灾害归罪于煤矿。

安洛乡共有12家煤矿，桂花村有4家。沿着安洛河排列，分别是枫香林煤矿、桂花煤矿、金峰煤矿、闽安煤矿。在煤矿的开采区域内，胡家岩、梯子岩、蛇掉岩、马子岩按同样的排列顺序一字排开。这些70-130米高的山岩连成一条山岭，属于同一时期的地质构造。

自2008年来，这些山岩陆续发生不同程度的地质灾害，居民房屋开裂，山体崩塌、滑坡、地陷此起彼伏。住在岩下的村民都知道，随着煤矿里“放炮”的声音越来越密集，房屋的裂缝随之增多、变大。

“煤井放炮的时候，房子会抖，和地震一样。”张伍能说，此外，山上落石也让很多农民不敢到田里耕种，农田被撂荒。

惊慌不安的村民，立即向安洛乡政府地质灾害协调处罚办公室（简称“地灾办”）反映情况，要求金峰煤矿对村民的损失负责。

2009年10月，贵州省地质工程勘察院受金峰煤矿委托，前来调查桂花村沙坡、岩脚组村民房屋开裂、地面塌陷、滑坡等地质灾害与金峰煤矿采煤活动的关系。该院出具了有司法鉴定许可资质的“危岩鉴定”。

在危岩鉴定中，贵州省地质工程勘察院根据《地方煤矿实用手册》进行测算后得出结论，金峰煤矿采矿区域内开采煤层上部的“覆岩体”厚度小于400米，远小于“上覆岩体”安全开采深度750米的标准厚度，“煤层开采引发地裂缝、地面塌陷、滑坡、崩塌、地面不均匀沉降的可能性大，危害性大。”

鉴定最终认为，位于金峰煤矿C5，C8号煤层采空区范围内的村民有23户，其房屋开裂系金峰煤矿采矿工程所致。安洛乡地灾办由此裁定，这23户村民的搬迁补偿费用由金峰煤矿全部负责。

但令张伍能等人疑惑的是，危岩鉴定认为，梯子岩下的8户村民位于金峰煤矿采空区范围以外，其房屋受损“与金峰煤矿采煤活动无关，但与其附近老煤窑的开采有关”。

因为这一条，张伍能等8户村民未被列为金峰煤矿补偿范围内，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村民从危岩下搬走。

此后，他们开始了漫长的上访路，但每次到安洛乡政府，都得到“老煤窑已停工多年，找不到责任人”的答复，有的官员比较客气，有的就会朝老实巴交的张伍能“吼”。张伍能未停止努力，2010年，他找到金沙县副县长韩平，得到韩平的批复：“请乡政府按有关规定处理。”

2012年5月，安洛乡地灾办工作人员找到张伍能，对他表示，鉴于房子已属危房，乡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愿出5万元，让张伍能搬迁。剩余款项待搬迁后结算。

张伍能拒绝了乡政府的提议。乡地灾办丈量面积计算出的补偿款近8万元，“只给5万，剩下的3万不知道给不给。”他认为乡政府可能“说话不算数”，搬走后得不到尾款，还要继续无休止地上访。

张伍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另一个拒绝搬迁的理由发自公心，张伍能觉得，8户村民同居危岩之下，却只有他一家搬走，对他们7户村民不公平。他要8户村民一同脱离险境。

因为担惊受怕，张伍能的妻子已搬到乡里的女儿家居住。家人也多次劝张伍能搬走，以免发生不测。但他执意不肯搬。

多年来在煤矿和政府遇到的推诿、扯皮，让这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军人相信，冒险住在房子里，是他手里唯一的武器，“搬走啥都没了”。

无解的地灾救助金

面对张伍能等8房居民无休止的上访，安洛乡政府感到很棘手。

按照贵州省地质工程勘察院的危岩鉴定，这8房村民的搬迁补偿，应由老煤窑负责，但老煤窑早已消失，这属于“责任主体灭失”，安洛乡地灾办主任杜尚学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这种情况以前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政策空白必然造成各煤矿间、煤矿和政府间、受灾户和政府间无何止的扯皮、讨价还价，上访和息访。

但也并非完全无法可依。根据金沙县政府2006年处置煤矿引发地灾的一次会议纪要，“凡属自然原因或由无证煤窑造成的地质灾害，均由政府承担搬造补偿金。”杜尚学认为，对这8户的搬迁补偿金，应由金沙县政府负责，钱可以从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简称煤调基金）中解决。

据《中国新闻周刊》在安洛乡政府了解到的情况，在2011年4月接到韩平副县长的批复后，安洛乡政府又把“皮球”踢回了县政府，要求县财政负担8户人的搬迁补偿费用，共约50万元。

据了解， 2012年11月30日，国家发改委又发文要求取消该项涉煤收费。但《中国新闻周刊》在金沙县煤炭税控中心了解到，到目前为止，煤调基金仍在按原煤销售价格的4%征收。

金沙县煤炭税控中心副主任徐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煤调基金是除地税之外，数额最大的一项涉煤收费，去年煤调基金共征收8亿元。所有受访的金沙县官员都表示，均不清楚可否用煤调基金进行搬迁补偿。《中国新闻周刊》仅找到一例应急调用煤调基金解决地质灾害搬迁补偿的案例，没有发现第二例。

另一项可能用于煤矿引发地质灾害补偿的涉煤收费，是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根据贵州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该项收费是“保证矿山企业在采矿过程中、闭坑或者停办、关闭时做好矿山地质灾害和生态环境治理恢复工作而缴存的抵押金”。

但金沙县地灾办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保证金只能在矿山关闭后使用，不能用来支付受灾户的搬迁补偿。

最后可能的资金来源，是金沙县党委、政府2012年发布的《关于和谐矿区建设的意见》，文中规定，建立煤矿地灾救助金，用于解决全县合法煤矿区内地质灾害处置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主要用于煤矿矿区内因历史遗留问题不能确定责任主体的地灾搬迁治理费用。按煤炭销售量6元/吨的标准，由县煤炭税控中心统一窗口代收。

《关于和谐矿区建设的意见》规定，原责任主体（老煤窑）造成的地质灾害、环境治理费用在50万元以下的，由现煤矿负责，超过50万元的部分由现煤矿企业承担50%，地灾救助金补助50%。地灾救助金的监管和审批由“和谐矿区”建设领导小组负责，任何单位不得截留或挪作他用。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中国新闻周刊》到金沙县煤炭税控中心了解地灾救助金的收取情况时得知，迄今为止，这项费用压根没有收取过。徐建回忆了一下，说，“可能是被贵州省以‘乱收费叫停。”

地下水危机

补偿资金没着落，张伍能等8户村民只能继续等待。而他们要忍受的不只是等待的煎熬，还有喝水难题。

村民付洪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村民过去喝的是山泉水，用管道把山泉从山洞里接到家里，甘美异常。有的村民在房子旁边打一口井，弯腰即可打水上来，井水亦丰沛，足敷日常使用。但自2008年以来，山上的泉眼突然枯竭，井水也干枯。除非碰到连续阴雨，平时井下干涸几乎见底。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安洛乡走访的村落中，只要是有煤矿开采，一定伴有地下水位下降问题。

在红水井和路边煤矿附近的杨家寨、安家寨两个村落，每个村民家里都有五六个25升装的塑料水桶。村民安光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06年至今，他们要到3公里外的客洛河里打水喝。一个5口之家，加上牲畜饮水，日均需水5-6桶。洗过菜的水都不舍得倒掉，还要用来洗衣服。

原本丰沛的地下水，仿佛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同时，原来的水田也因无水可浇，变成了旱田，村民称这种现象为“田变土”。在他们看来，旱田都不能算“田”，只能叫“土”。短短一两年，安家寨和杨家寨村上千亩稻田变成了旱地，附近几百米高的歪嘴岩，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村民形容其像“刀切的西瓜”。

2006年，金沙县政府召开会议，商讨安洛乡红水井、歪嘴岩地质灾害避让的专题会议，决定由政府和红水井煤矿、路边煤矿共同承担共40户村民的搬迁补偿。但因两村村民认为补偿价格过低（与新化乡比较）且存在克扣问题，再次向煤矿和政府讨说法。

经乡政府协调一年未果，2008年3月，两村村民冒着肆虐南方的雪灾，堵住两家煤矿的大门。3月10日，金沙县公安机关将村民安光荣等13人抓捕，后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安光荣等3人有期徒刑3年，其余10人以“妨害公务罪”判刑1年。

针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出的“煤矿对水资源破坏究竟多大”的问题，金沙县水利局局长胡浩表示，“所有采矿活动都会破坏隔水层，导致地下水通道的改变。”但对煤炭对水资源的破坏程度，他没有明确表态。

据毕节地区水文水资源局工作人员晏雪松介绍，煤矿开采对水资源的破坏是业内常识。煤矿开采前，为保证安全采矿，需要预先进行矿井排水，包括对地表水和地下含水层、岩溶水进行人工排干。在煤矿开采过程中，采矿活动会破坏隔水层，对煤层上方含水层产生自然疏干，造成大量水资源流失。据不完全统计，毕节地区每采一吨煤，即破坏0.2-1.5立方米水。

毕节是“黔西煤海”，探明储量占贵州省一半。2007年，晏雪松曾提出，随着煤炭资源进一步开发，若不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水资源，毕节地区将会出现煤炭行业与农业发展争水的情况。他的预言随即变成了现实。

金沙县煤炭资源管理局局长王远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金沙探明煤炭储量77.29亿吨，煤电经济贡献全县70%的GDP，金沙县财政收入位居毕节市第一。进入金沙县城时，随时能感受到煤炭的气味。县城最豪华的帆船形酒店、餐饮、娱乐场所均系煤老板所建，财富故事都与煤老板有关，县城消费水平与贵阳市相当。年发电170亿千瓦时的黔北电厂昼夜不停喷着烟雾，载重30吨以上运煤车辆川流不息，县城通往安洛的原326国道被运煤车辆辗压得凹凸不平，煤矿附近的河流被染成黑色，整个县城的未来仿佛也被染成黑色。

作为一介村民，张伍能对疯狂生长的煤炭工业所知甚少，他只关心自己脚下的农田、山川，现在他只想要一个稳当的住房，一条干净的安洛河。

就在几天前，1月15日，河对岸的大方县发生一起煤矿开采引发的山体崩塌事故，414人紧急转移。消息传来时，张伍能忧虑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