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洋

上世纪20年代成立的穆兄会，历史上数次遭当局解散。2011年埃及局势动荡后，穆兄会迅速崛起，达到它的最高峰，同年组建的政治团体“自由与正义党”在次年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推举的候选人穆尔西更是赢得总统选举。

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宣布接管政权，在漫长的抗议之后，10月9日埃及社会团结部部长艾哈迈德·博劳伊签署决定并宣布，正式解散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注册的非政府组织。

长达84年的草根奋斗

很多人都把1928年哈桑·班纳在伊斯梅利亚城创立“班纳运动”视为穆斯林兄弟会故事的开始，但是要说清楚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衰荣辱，历史必须再向前推到1924年。

在这一年，伊斯兰世界的传统秩序彻底坍塌，凯末尔革命将奥斯曼帝国的末代哈里发卜杜勒·麦吉德放逐国外，先知穆罕默德创立延续达1300年之久由的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寿终正寝。

虔诚伊斯兰们不愿接受一个被革命改变的世界，近百年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就此拉开帷幕。草根班纳建立的兄弟会从零开始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正溯和旗手。

班纳所开创的制度框架对兄弟会以后的发展影响甚深。强调民间布道的基础性作用使兄弟会出现了理论第一的倾向，其领导机构“指导局”的成员几乎全部有布道的经历，他们对《古兰经》的坚持既增加了组织凝聚力，却也使兄弟会延续了强有力的原教旨倾向；而坚持社会慈善活动，则使兄弟会迅速的在民间建立起影响力，并在成员间建立起一种亲人式的密切关系。

此外，在英国人的严密统治下进行军事斗争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为了防止被殖民当局和法鲁克王朝一网打尽，以“拿枪的布道士”自居的兄弟会军事部门从建立之初建立了纵向的隶属关系，而不与会内其他部门发生更多联系。军事部门也在这一阶段建立起凌驾于其他部门的特权地位。到了1947年，兄弟会军事部门已经膨胀到7.5万人，并组织了大规模的针对英国人的暴力袭击，规模大到震动法鲁克王朝的地步。无法收买班纳的内阁总理诺克拉西对兄弟会连施辣手，最终在1948年诺克拉西被兄弟会暗杀，班纳又被当局暗杀。

兄弟会的发展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从1949年班纳被杀到1981年萨达特总统被杀的三十多年间，兄弟会在暴力斗争、内部路线斗争和跨国发展方面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兄弟会在王朝末期和以纳赛尔为首的复兴党军官团们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然后又因为世俗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根本性分歧分道扬镳。纳赛尔再次大规模镇压该组织，1200多位骨干被捕，其余骨干成员纷纷外逃。

他们迅速在也门、叙利亚、沙特等国落地生根，兄弟会中央机构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瘫痪现状给予了这些分支机构极大的自主权，他们有的激进有的温和，比如在叙利亚的兄弟会就和老阿萨德家族打得不亦乐乎，双方从1963年一直打到1982年，直到哈马大屠杀阿萨德才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今天的叙利亚内战却依然有当地的兄弟会及其外围组织参与其中），哈马斯也是兄弟会派生而出。

兄弟会不再是班纳时期的集权型组织，变成了一个诉求差异极大的小组织集合。

1981年萨达特被兄弟会分支“赎罪与迁移”组织在全球直播的阅兵式上暗杀，成为兄弟会强大与涣散的最好证明。

穆巴拉克曾经亲自抱起萨达特满身鲜血的遗体，他加大了对兄弟会中激进势力的打击，但同时清楚意识到兄弟会本身已经坐大，他开始默许兄弟会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政治生活。穆巴拉克宁愿看到兄弟会作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而非强大的革命力量存在。这种状况直到2012年广场革命才被打破。

兄弟会和他所厌恶的自由派、广场派走到了一起，将他们的老对手军官团的气焰打压了下去。从年轻的码头工人建立“班纳运动”开始，到2012年6月18日穆尔西拿下总统位置，这条路穆兄会走了84年。

他们成为84年内唯一一个对所有埃及统治者都构成生命威胁的组织，他们立场激进却始终没和恐怖主义画上等号。

穆尔西，妥协的产物

很多人不看好穆尔西的执政，更何况这个穆尔西本身就来历蹊跷。

任何熟悉穆斯林兄弟会运行规则的人都知道，兄弟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由15人的“指导委员会”组成，而穆尔西则只不过是次一级的成员更多的指导局（gudience office）的成员。即便是在兄弟会的影子机构自由与正义党中，他这个主席还要受制于党的总书记卡塔尼。

穆尔西绝非兄弟会内大佬，他走上台前的官方说法是因为他与西方较为亲近，比较容易淡化外界对兄弟会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担心，博取中立选民的好感。但是这种说法今天看来已不成立，2012总统大选时如果要比形象西化，穆尔西无论如何无法与代表世俗力量的“埃及联盟”相比的。兄弟会在2012年大选中的竞选承诺偏重于和解与经济恢复，这和其他政党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和被打倒的穆巴拉克都没有区别。

决定大选胜负的完全是80多年来兄弟会在埃及打下的深厚基础，而真正能让其他派别放下忧虑的是，在未来的政治架构中他们需要能和兄弟会的最高决策者建立直接而有效的沟通渠道。可穆尔西的当选却完全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回头看穆尔西短暂而糟糕的执政经历，穆尔西被兄弟会推出来可能基于更消极的理由：即他是兄弟会内部意见存在巨大分歧情况下的折中产物。

回顾兄弟会历史就会发现，领导人的一再被捕使兄弟会长期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一群由“布道者”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不可能没考虑过这些问题，他们沉默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无法发出统一的声音。在地方坐大中央软弱的情况下，一个中立的穆尔西对党内的大佬而言是极其必要的：固执己见又绝不相互妥协的大佬们，不希望总统职务成为组织内部争论的决定性筹码，只能选择一个软弱无力的穆尔西。

弱势的穆尔西不属于草根阶层，缺乏足够的布道资历，又没参加过军事斗争，缺乏强大的组织后援，他的当选于埃及而言是灾祸。据传被穆尔西解除职务的前总检察长阿卜杜勒·马吉德·马哈茂德就曾在很多场合嘲笑穆尔西是个“传声筒”一样的角色，因为没有自己的主见，因而在与之沟通时必须忍受他一变再变。

在穆尔西执政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时而表现出的自由主义倾向让更为保守激进的萨拉菲光明党大为恼火，比如双方在是否要求赴埃及访问的外国女性都按照穆斯林教法着装上就闹得很不愉快；时而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倾向又让获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巴拉迪直接称呼他“新法老”。如果不是穆尔西坚持发布新宪法声明要求获得对总检察长的任免权，那么动乱和军事政变本来是可能延后或避免的。但是所有旁观者都清楚，这些所谓的资源化或保守化倾向，都未必是穆尔西本人的倾向，而是一个长期处于反对派因此对执政并没做好准备的宗教执政组织内部混乱的外在反应而已。

失去的权力

把无门无派也无发言权的穆尔西推出来，这在危机四伏的2011～2013年间极大弱化了兄弟会对威胁的感知能力。但因此把埃及一切动乱的祸源归到穆兄会头上并不公平。

公正的讲，许多指责穆兄会揽权和滥权的声音都有先入为主的情绪在里头。穆兄会执政一年多大概最授人以柄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经济没有起色，二是行政权侵害司法权。但这两件事穆兄会反倒没什么责任。

先说经济问题。埃及民众对穆尔西不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失业率居高不下，二是增税的同时食品燃油补贴大幅下降，很多人还把此次军事政变称为“大饼政变”。但是实际情况是，整个中东地区都因为人口结构不合理、年轻人比例过高陷入高失业率的泥潭当中。2012年埃及的失业率与沙特和科威特基本持平，在中东地区并不特别显眼，要求穆兄会在一年多执政期内解决这一问题并不现实。

至于削减补贴的问题，由于埃及40%居民处于贫困线以下，每天仅有2美元生活费用，削减补贴当然不得人心，但这是埃及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8亿贷款及阿盟贷款的必须条件——降低补贴率是国际经济组织给予中东各国贷款的一个普遍性条件。

被持续动乱搞得一文不名的埃及，2012年财政赤字315亿，不借钱政府就无以为继。穆兄会起码使2012年经济增长率由广场革命时的1%上升到2.3%。

关于穆兄会削弱司法机关权力的问题，穆尔西的操作手法固然粗糙，但是事情的始作俑者并非穆兄会。穆巴拉克倒台后，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在坦塔维元帅的领导下趁着政权交替时期大肆揽权，直接操纵当时的立法机关出台了一系列对埃及贻害无穷的法律，其中包括任命新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占据预算控制权，使国内和对外安全事务垄断权合法化等。

这些法律的出台使埃及司法、行政和立法权利的划分完全被打乱，穆尔西当的这个总统和当年穆巴拉克的含金量完全不是一个等级。那些后来对穆兄会大加批评以司法独立自命的法官检察官们，则大多是穆巴拉克时期任命的，这些人与军方联合在一起，为军方在镇压民众抗争时的血腥屠杀寻找各种理由脱罪。

11月4日，埃及将开始审理前总统穆尔西涉嫌煽动暴力和谋杀示威者一案。

事实上任何接下这个烂摊子的新政府，他们将面临的困境及政策选择都不会和穆兄会有什么不同。穆兄会的真正失误其实有两个，一是80多年也没有找到把激进的纲领和现代化社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办法；二是由于内部的涣散组织庞大的政治经济潜力从未整合起来渡过执政危局。

缺乏把纲领具体化的实际路线，使温和派们心灰意冷冷眼旁观，激进保守的布道者们则站在道德高地上逼穆尔西用完全行不通的做法和反对派博弈。最后穆兄会四面楚歌，孤家寡人。缺乏严密的组织，最后使组织庞大的资源限于无休止的内耗中。

7月3日，军事政变爆发，穆兄会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反对派之路当中，他们依然拥有庞大的支持者和足够的潜力，因此今天探讨穆兄会的最终成败还为时过早。穆兄会的失败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因为他们政纲的本质是复古而非向前看的，但是他们的继续存在也有着某种必然性，因为他们复古的纲领在阿拉伯世界失败的现代化道路映衬下还显得很有吸引力。

纳赛尔主义失败了，原教旨主义也失败了。在没有找到合适道路的情况下，今天穆兄会的仓皇败退，明天就在推翻它的人身上上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作者为美国丹佛大学美中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