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东的戏剧性事件不断吸引全球的目光，以色列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事实上，以色列正处于其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不仅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等长期存在的威胁仍未解决，而且以色列的所有邻国眼下要么陷入重重包围，要么正在快速走向动荡。尽管美国牵线的以巴和谈重新启动，但这一进程失败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给人带来希望的进展：欧盟以非同寻常的决心发布了书面指导原则，禁止与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经营的以色列公司进行合作。这一果断的动作，可能让欧盟扮演改变现有局面的角色，给巴以冲突带来期待已久的解决方案。

当然，这一结果不会很快来临，特别是考虑到以色列边界前所未有的混乱情况。在埃及，军队推翻穆尔西政权后形成的紧张、极端的环境使内战成为实实在在的威胁。尽管以色列一开始担心在西奈半岛边境另一端出现伊斯兰政府，但穆斯林兄弟会的价值——其影响加沙主要政治势力哈马斯的能力——很快凸显无遗。新的军政体制的性质和立场还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叙利亚内战开始溢出至以色列的戈兰高地。化学武器的使用以及西方酝酿之中的军事干预，有可能让以色列直接卷入冲突。叙利亚危机的溢出效应还影响了黎巴嫩、威胁了约旦的稳定。

正是在这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美国国务卿克里寻求重启巴以和平谈判。三种潜在方案被提上了台面：无条件谈判；在冻结定居点基础上的谈判；以及在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基础上的谈判。

出人意料的是，第三种选择的修正版——104名巴勒斯坦囚犯将在谈判的各阶段被释放——最终促成了谈判重启。但是，尽管获得了这一显著的成功，讨价还价的过程却给和平进程的合法性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首批释放的26名囚犯——他们都是因与杀害以色列人有涉的罪名被以色列法庭定罪和判刑的——在7月第二轮谈判开始前恢复了自由。问题在于，他们的受害者中有很多平民而不是军人或政府官员，这引起了以色列民众的极大愤怒。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要求将他们释放，以色列政府达成了释放，而美国也支持这笔交易。

美国支持了错误的和平-正义权衡，而没有坚持在政治上更加困难的定居点冻结方案或要求无条件的谈判，这让和平进程失去了合法性。此外，目前的方案损害了以色列法治精神的信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这一协议“与无比重要的正义价值发生了碰撞”。

这一碰撞的冲击力巨大，因为释放囚犯并不是为了支持最终协议，而只是为了促使谈判过程的启动，而谈判双方似乎都没有拿出谈成的诚意。在第二轮谈判开始前几天，以色列宣布了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建设1200户家庭的计划。这表明，尽管释放囚犯可以促成短期协议，但并没有带来旨在形成基于信任的、能带来持续和平协议的真正努力。

基于这一背景，欧盟出人意料的立场值得关注，不仅是因为其技术上的特点，也是因为其务实性和象征性。在以色列政府与欧盟或其任意成员国达成的未来协议中，前者都必须明确承认1967年前边界之外的领土不是以色列的一部分。

尽管这一指导原则只是将已有的欧盟政策正式化，但它还是立刻引来了批评。内塔尼亚胡说这“破坏了和平”，并将“让巴勒斯坦在谈判中更加强硬”。这一强烈的反应凸显了欧盟与以色列联系的极端重要性，也打破了美国是影响以色列政策的唯一外部行为人的长期观点。欧盟与以色列之间有强有力的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欧盟是以色列最大贸易伙伴的基础上，这一因素令欧盟具有强大的刺激作用，并为和平进程提供成功必须的动力。

最容易的选择是符合现有欧盟-以色列合作协定框架的有条件的贸易自由化。但挑战性的战略环境和谈判失败的阴影要求欧洲采取更大胆的方针：欧盟应该采取行动说服其欧洲经济区伙伴国给予以色列成员地位，但以完成和平协议为条件。这一动作除了能深化欧盟的内部市场，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价值符号和欧盟-以色列关系潜力的象征，并以此打开未来进一步一体化的大门。

一个帮助解决世界上为时最久、也最棘手的冲突的历史性机会正摆在欧洲面前。这同时也是欧盟证明自己是国际事务长期有力角色的机会。

安娜·帕拉西奥

（作者系西班牙前外交部长，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现为西班牙国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