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

谈谈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3）这个人，是我早就有过的愿望。1983年阿隆谢世时，他在巴黎高师的同窗萨特的大名刚传入中国不久，那种立地成佛式的存在主义，以及怪味豆一样的左倾立场，在青年人和知识界中颇有影响。不过若问到阿隆，十有八九会说：“阿隆是谁？”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国人影响世界的方式，并不是以阿隆之辈为代表的。

法兰西文化易于培养出一些专事理想主义批判的种群，据说自步入近世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大多是些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青年时代在巴黎靠读《人道报》培训出来的波尔布特。不过面对着这样多的不信任，法国人至少有一点是非常值得庆幸，用阿隆的话说，是“巴黎人需要冲突”。他们热爱自由的精神似乎弥补了制度上的不足。这种因子深植于法兰西式自由主义文化的深层，它看上去不那么制度化，过于本土化，外人要学很可能落个南橘北枳的结果。而在法国，虽然各派激进思想大行其道，却从来没有让它的第二共和国后建立起来的基本宪政制度伤筋动骨。即使把短暂的热月和波拿巴时代都算在内，它也的确从未陷入哈耶克所说的那种“笛卡尔式理性主义的极权主义陷阱”，而是一直保持着基本的自由制度。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过分热衷于主义之争的气氛，使阿隆这样的人在法国总感到有些“身处边缘”。他的思想风格同萨特完全不同，在影响社会的方式和冲击力上，自然也迥然相异：前者对于把握世间的人与事，总感到缺少几分自信，它怯于提出恢宏而一贯的体系，不敢言之凿凿地表达关于自我的信念，对于具有煽动性的语言也就惟恐避之不及；后者在信念问题上则更为果断，喜欢作出有关时代命运的终审判决，为此甚至敢于直接诉诸人的灵魂，为其提供这样或那样有关自我拯救或群体拯救的许诺。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同萨特互以“小同学”相称时，阿隆就发现自己和萨特的差异，他说：“我羡慕萨特的自信，在内心深处我认为他的信念和我的疑虑都是有道理的。”而萨特给他的评语则是：“阿隆属于那种同火热的历史运动似乎总保持着一段历史距离的人。”

在法国这个知识分子凡事必须表明“立场”的国度里，阿隆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介入的旁观者”，他不愿去掌握他所说的“法国知识分子的艺术”，虽然“胸怀为全人类思考的宏愿，却无视甚至经常加剧民族特有的问题”。在他看来，20世纪产生的种种罪恶，要害尚不在于大规模的杀戮（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从未间断），而在于集体暴行有了各种历史“正义”的神话为之撑腰。阿隆自称最令他满意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年），目的便在于对那些心智健全的人为何一遇到苏联问题便产生盲目或克制的原因作出解释。

因为他看到，在一个泛意识形态化的环境里，人们常常会像被施催眠术一样，莫名其妙地放弃对集体行为独立的价值评判权。他们的常识，他们对日常善恶的判断力，只要一遇到历史的必然性和代表这种必然性的集体意志，就可以心甘情愿地宣告失效。

针对这种现象，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向那些深陷在意识形态泥潭中的人们发出警告：“政治还没有发现避免暴力的秘诀。但是，暴力一旦自认为服务于历史的真理和绝对的真理，它就会成为更加惨无人道的东西。”自上世纪40年代阿伦特等人开始讨论“极权主义”以来，关于这种体制的构成要件虽然颇多分歧，但在它需要一种“特别接近真理的信仰体系”这一点上，极权主义的研究者们却有着高度一致的意见。

阿隆在1954年写下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引发西方知识界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如果说许多左翼思想家是抱着一些惋惜之情来谈论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能力日渐消失，阿隆却由衷地欢迎这个时代的到来。他相信，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只能是来自从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转移，这或许不无遗憾，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甚至是一种可取的变化。因为在他看来，“人们拒绝神化一个阶级、一种斗争技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并不妨碍他们去追求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一个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

这种“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看起来自然是起点甚低。不过阿隆像他的伟大同胞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一样，断定现代民主制度只能建立在人类的私利之上，不是道德，而是每个人“开明的私利”，才是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法治社会”的组织原则。这样的社会一个常遭人诟病的特点，就是它不可能允许以多数名义设立确定不变的崇高的集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