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往往重演“人亡政息”的剧目：一个超级巨人不在了，他所开启的政治路径迅即终结，甚至根本逆转。恭亲王的去世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恭亲王奕訢 为道光皇帝第六子，又因其为清末洋务派的领袖，被清流派所鄙视，故被送绰号“鬼子六”。奕訢与异母皇兄奕詝竞争过皇位，最终奕詝继承大统，为咸丰帝，奕訢 被封为“和硕恭亲王”。

1860年，英法联军大败清军八里桥，直逼京师，咸丰帝断然撤去载垣等皇亲国戚钦差大臣，启用恭亲王为“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全权督办和局。

督办和局为恭亲王提供了一个平台，也让恭亲王对西方人有了最直观的认识。中英、中法、中俄几个《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在五口通商基础上向世界靠近了一大步，恭亲王对世界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先前总是以轻蔑的态度看待西方人，并掺杂着仇恨与恐惧。现在不一样了，当恭亲王对英国人、法国人有更多了解时，就开始赏识他们的工作精神、工作态度。恭亲王首肯英国人李泰国充任海关总税务司，信任李泰国的继任者英国人赫德，就是用事实表明了他对西方、对世界看法的改变。

中国与西方的距离，因《北京条约》而拉近。各国公使常驻北京，中国也开始模仿西方向各大国派驻使节，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政治架构已无法容纳这种需求。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理藩院分别执掌的事务。当然，其功能、范围都有巨大调整。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渐渐打开，越开越大。

这一年，咸丰帝病逝。恭亲王与咸丰未亡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抓捕载垣、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此后三十余年，尽管清帝国权力架构经历几次调整，“恭亲王—慈禧太后”这对“叔嫂组合”大致未变。

我们没有足够证据说“恭亲王—慈禧太后叔嫂组合”必然引领中国走向世界，也没有证据说八个顾命大臣继续掌权，中国不会发生变化。历史没有办法假设，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恭亲王—慈禧太后在1861年重建权力系统之后，相继启用具有真才实学的汉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大胆借助西方国家的力量，联手结束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动荡，既稳定了国内的政治秩序，又赢得了一个良好的、持续的外部和平环境，从而使洋务新政成为可能，为“同光中兴”提供了保障。

持续三十年的大致和平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在经济上不仅修复了因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动乱所造成的破坏，而且重振大清帝国的雄风，大致恢复了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根据前辈学者研究，中国国民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到1890年前后，重新跃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最明显的表征，就是清帝国北洋海军在1888年成军，这不只是为帝国增加了一个新的军种，而是标志着中国力量的强大。

洋务新政、同光中兴，也不仅仅表现在军事方面，实事求是说，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其实就产生在这个时期。先前的中国，就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精致而早熟的农业文明遮蔽了中国人的眼睛，使中国人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机会，没有弄明白中国走向世界，不是用西方的工业文明去取代中国的农业文明，而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是“加法”而不是“减法”。

恭亲王或许也没有弄清这其间的道理，但他容忍了西方工业文明的进入，倡导、推动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短短三十年，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开平煤矿，还有影响后世发展至巨的铁路，都在恭亲王时代渐次诞生。一个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全新时代悄然呈现，中国人的思想面貌也随之改观，世界各族以平等身份待我的趋向越来越清晰。

洋务新政三十年埋头发展壮大自己的思路并不错，然问题在于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未将发展后的路径向知识精英说明白，或许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经济发展之后要怎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究竟要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

而中国知识精英也缺乏理性自觉，所以当中国在三十年发展之后，却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东邻小国日本，心理上的不适应在所难免，由学习西方转身向东，表明中国人陷入整体困惑。不过在这个时候，恭亲王还能把握住大局，并没有让中国这艘大船迷失方向。然而，恭亲王病逝仅仅十三天，一场超越“中体西用”的政治变革（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戊戌变法）突然发生，从此中国踏上一条极为坎坷的曲折之路。

马勇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