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一个和避孕套有关的桥段常常引人发笑：在父母的卧室里，马小军偷偷撬开抽屉的锁，翻出避孕套，吹成一只大气球，带着懵懂的欣快和些许的焦灼玩耍起来。这个不失幽默感的情节，渲染着对待性的东方式的隐晦，也让人在最私密的空间里，感受到国家意志的神经末梢——那时候，避孕套作为计生用品，都是由“单位”发放的。

马小军很难想象，多年以后，在广场上派发的“套”遭到哄抢；大学宿舍楼的外墙上安置了“售套机”；“同伴教育项目”让学生在课堂上互相示范“套”的用法。抛开对待性的含蓄，它的名字也被改称为——“安全套”。

二三十年前，艾滋病从西方传入中国，紧随其后，一场预防艾滋病的运动也按照西方的模式在中国展开，在中国只有几十万人、通过特殊途径感染的疾病，其声势比感染了上亿中国人的乙肝还要浩大很多。某种程度上，防艾运动成为中国性教育的转折点，对此，公共卫生、教育界和媒体的主流声音一致欢呼，最终结果是，在中国大行其“套”。

朱琪是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艾滋病性病预防教育研究室研究员，国内为数不多的安全套“反对派”。但十多年来，这位愤怒并且忧患的学者发出的声音，几乎只能在他狭小的办公室里被听到，因为他显得那么不符合潮流。

据朱琪介绍，在世界范围内有两种性教育模式：一种是无导向的性教育，又被称为性安全教育或者避孕套教育。这种教育虽然也提及要对性行为负责，但对是否发生婚前性行为，采取中立的态度；另一种是有导向的性教育，又被称为以人格为基础的性教育或性纯洁教育。

具体到艾滋病预防领域，在国际上，一方面有强调“100%安全套”的泰国模式，这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国际组织广为推行的模式；另一方面还有强调“贞洁、忠诚和教育”的乌干达模式。这一运动被总结为“ABC”，它并不排斥在“高危性行为人群”中推行使用避孕套，但政府突出强调的是A（Abstinence，节欲）和B （Be faithful，忠诚） ，而不是C （Condom，避孕套） 。

尽管存在着不同的观念和模式，但在艾滋病预防教育的路径上，中国几乎不存在自主选择与决策的过程，安全套模式随着国际组织的资金“打包”进来，并被全盘接受。然而，2007年2月《柳叶刀》杂志在一篇述评中说：在中国，HIV在人群中的感染率仅有0.05%，而中国还面临很多其他更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在此情况下，中国的艾滋病却吸引了如此大规模的国际关注和国内外资金，部分原因是，一些专业机构对中国艾滋病流行的预测明显高估了。

然而，这样令人吃惊的结论并没有在中国国内引起注意。直至近一两年来国际组织的艾滋病资金陆续撤出中国，这场 “艾滋盛宴”才略显冷落。实际上，国际组织撤退背后的逻辑和时机是耐人寻味的。

多年来对安全套不遗余力的推广，是这场防艾运动的主旋律。而朱琪的担忧在于，安全套教育会让人们在心理上产生虚假的安全感；而且会激发和增强青少年的性行为意识。早在2001年，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就发布报告指出：坚持正确使用避孕套，可降低85%的艾滋病感染风险 （换句话说，只有15%的失败风险。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这一比例是不容忽视的） 。在这种情况下，把英文中并无“安全”含义的Condom一词翻译成“安全套”，这本身就忽略了对风险的告知，起到误导作用。

“100%安全套”策略（让高危人群100%使用安全套，而非安全套100%有效）在泰国取得成效的前提是，那里存在很大比例的高危性行为人群和严重的艾滋病疫情，而中国照搬这一做法，并未充分考察本国更普遍的社会现实。

实际上，是否应该把推广安全套作为性教育和防艾的策略，只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技术性问题，未必需要急着给出答案。重要的是，在那些充分开放的社会里，不同的价值观念都有相应的运行空间；公共卫生问题的决策，是不同学术观点、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而中国的风险在于，决策和策略的实施都是由政府机构单一主导的，即使是国际合作，也是借助于官方而实现的。全球基金在解释冻结对中国防艾资助的原因时就指出，中国的艾滋病项目“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足，并且存在财务管理问题”。

朱琪认为，性教育的方向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中国应该科学全面地研究各国的经验和教训，并且充分利用自身传统的人文优势，把洁身自爱的性价值观看作是特有的卫生资源，制订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性教育和艾滋病预防宣传策略。

面对这个“保守”更容易受到嘲笑的社会，朱琪说，“中国不要走美国的弯路。”

安然

（作者系本刊科学编辑、医学科学硕士、哈佛大学尼曼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