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磊

足球中心大楼一层角落的一间办公室内，一位母亲正在极力说服招生办收她的儿子就读，她说孩子太胖了，想来减肥。工作人员告诉她，学校只招有踢球天分的孩子，如果只是来减肥，最终还是得劝退。

这是开课3个月的恒大足球学校，每个学生一年要交费35000元，包含伙食、住宿、校服等费用。

“其实还是赔钱的。” 学校执行校长刘江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许家印主席说不惜代价不讲成本，投入巨资。”

从2012年10月9日学校开课至今，几乎每天都有客人来参观校区，有政府官员、政协委员、学校教职工、在周边度假的游客等。学校办公室副主任陈朝阳熟练地收拾着解说员用的便携扩音器，他手里的题字簿又快签满了。

这里相当于一个景点，11个月就建好的校园里，所有建筑都是欧式风格，环境优美，主楼前的多棵大树都是从东南亚运来的。

“有人怀疑，有人攻击，有人抱有希望”

在中国足球的第四次反赌打假中，广州足球俱乐部被指在2006赛季两次打假球，在2010年被勒令降级。在此之前，俱乐部投资方广药集团已退出俱乐部运营。

那段中国足球最具悬疑性的日子里，时任广州体育局局长刘江南试图不让广州职业足球断炊，他找到当地地产商人许家印。

“我鼓动许家印接手广州足球。他不愿意，我说降级了接手才更有意义。”刘江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许家印是中国大陆最富有的人之一，他花了1亿元买断俱乐部全部股份，甫一入主就大肆花钱，他球队队员的工资待遇是国内最好的，花高价买入外援，他所开出的每一笔转会费、工资、奖金都堪称国内天价。

2010年，恒大俱乐部升入中超，2011年夺得中超冠军，2012年卫冕。

买下俱乐部半年后，许家印提出建万人足球学校的想法，广州市政府让市体育局论证。

论证的结论是“可以办，但万人规模太大，要分期实施”。本来想在广州市开足校，但找不到那么大块地，最终定址清远市清新县龙颈镇的山沟里，前两期规划占地面积1800亩，目前一期完工，已有27块足球场，规划是建81块。

本可再任市体育局局长一任的刘江南选择提前退休，受邀出任足球学校执行校长。

“广州足球和国内其他足球一样缺乏后备人才。广州足球从低谷到高峰，很多人怀疑红旗能竖多久。大旗竖起来后，我想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刘江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于办足校，有人怀疑、观望，甚至攻击，也有人抱有希望。”

在恒大集团内部，刘江南和俱乐部负责人刘永灼一样任集团副总裁，足球学校属许家印直接管理。建校时，校园内道路的坡度都由许家印亲自定。

随着足坛反赌扫黑告一段落，国内职业足坛有了些许起色，若干商人又有了投资足球的热情。但单从足球学校来说，仍和上一轮足球热有所不同。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足球联赛持续升温时，足校随之兴起。专业队、体校、退役的球员和教练都在办足校。据前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冯剑明回忆，全国足校最多时约有1000所。

但大多数足球都缺少规划和资金支持，培养学生更是走专业体工队的老路，加之能踢上职业联赛的学员凤毛麟角，很多家长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在赌博。

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中国足球再次陷入泥潭，愿送孩子踢球的家长更少了，绝大多数足校都难以为继。据统计，2007年在中国足协登记的足校只有56家。

现在很多足球人都意识到国内最缺后备力量，但培养年轻球员的校园足球迟迟不见起色。

“真正在校园足球办公室办公的，除了体育局的人，教育部没人参加。这是非常关键的环节。这个结构没有一个有效的团队领导。”前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冯剑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足球和教育部合作1964年就有了，但是效果不行。都没有落实。”

而办足球学校，要训练学习两不误，是否能赢得家长信任，是否能成功，是否会变味，谁都没把握。

“家长下不了这个决心”

刘茂成带着妻儿从江苏到辽宁再辗转广东，他想让儿子踢好球、不缺课。儿子从小爱好踢球，教练跟刘茂成说，江苏足球环境不好，应该带孩子去别处练。

儿子上小学前，刘茂成去考察了当时很火的鲁能足球学校，但最终放弃了。“我觉得那里文化课不好，学费也贵。”刘茂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最终，刘茂成把儿子送进大连市东北路小学，夫妻俩也随子赴大连工作。东北路小学是国内“足球黄埔”之一，这是一所普通完小，足球是学校的办学特色。

刚过下午3点，年近七旬的王国新拿着铁铲敲碎场边残留的冻成冰的积雪。

这块场地早些年是土场，后来曾改成青石子和塑胶场，即使很多知名球员如孙继海，冯萧霆，于汉超都出自该校，但直到2009年，才有中国足协所赠100万元修成人工草坪。这是东北路小学唯一的足球场，为不影响每天下午放学后的一个半小时训练，一下雪，教练、老师和家长就会来铲雪。

3点半开始，学生多起来。学校有8个教练，分别带六个年级，每个年级有二十多名队员。学校所在的沙河区每年都有幼儿足球赛，教练去挑人，每年都会招二十多人到学校读书，每人每月交100元，每天课后和周末上午练足球。

“多少年了我们招人和收费都没变过，家长也愿意送来东北路上学。”55岁的郭敬东和其他教练一样没有教师编制，他已经在学校教球21年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小学练球其实不耽误学习，每天就一个半小时，就当课外活动。”

低年级的训练时间还没结束，有几个学生请假提前离开，家长跟教练说，要赶晚上的家教补习。“去吧。还是以学习为主。”教练笑着说。

“进了梯队就要打比赛，训练也多了，文化课会落下不少。”场边的一位家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踢球成材率很低，踢不出来又耽误学习。”

同样的担心，使刘茂成今天8月就到恒大足校考察，最终带儿子离开大连，夫妻俩分别找工作在恒大足校当司机和生活老师，维持儿子上足校。

之前，在大连的足校，小学毕业后就必须抉择是否进入更专门更系统的体育训练，但恒大足校仍可以一直边练球边读书。

恒大足校曾计划招收二年级到初一年龄段学生3000人，动用了集团在全国26个地区的分公司参与，许家印曾对媒体表示招生费用过亿元。但最终只招到1080多名学生。

“我知道中国足球环境恶劣。但没想到这么恶劣。”恒大足校执行校长刘江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报名的人很多，真正交费的人就大大少了，家长下不了这个决心。”

恒大足校已算招得多了。具有中国足协官方背景的“中国足球学校”在2009年已经暂停对外招生。

“文化教育不是可有可无”

刘江南在学校走了一圈，正值下课。“刘校长，他把我鞋扔到那了。”一个学生带着哭腔告状。刘江南问清情况后，说服扔鞋的学生捡鞋，再撮合两人和好，但没成功。

“我一个厅级干部，现在管孩子们吵架。”刘江南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做局长时比较宏观，校长要亲力亲为。家长要求很高，用独生子女的生活环境来评价学校的环境，以独生子女的教育方法来衡量我们的教育方法。开始孩子不安心，家长不放心，员工没信心，集团领导担心，我们不欢心。所以要有个沟通，要得到大家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开始费了多少口舌啊。”

如果去掉足球二字，恒大足校其实就是一所封闭的寄宿制学校，学校和华南师范大学合作办学，教材和授课计划多是移植华南师范附中、附小的。一周34个学时，并设有专门的体育课，配备除足球教练外的体育老师。

但进入恒大足校的很多孩子都有就读传统足球学校的经历，或者是家长不愿让孩子荒废学业，希望孩子既能培养爱好，又能真正学到文化。他们担心恒大足校说的比唱的好听。

郑州的张高彬把自己读五年级和三年级的两个儿子都送来了，但是总不放心，4个月内去学校看了六七次。“原来在郑州踢球，就担心学习会落下。现在通过观察我比较放心了。”张高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三年级的儿子回家会主动叠被子了，平时通电话时，孩子们还会问长辈身体好吗，交代少喝酒。元旦前去接孩子，发现他们竟然用简单的西班牙语交流。

张高彬说：“学习生活不担心，就担心足球训练这方面，我们以前练两个半小时，现在少了一个小时，训练节奏要快，才能提高。”

学校的训练按年级，每天的训练时间为60、75、90分钟不等。由于和皇马俱乐部有合作，皇马在西班牙挑选培训了15名教练入驻学校，所有的训练方法都按皇马的青训做。

“现在的训练和我们传统的训练方法完全不同，我原来也是体校校长，我们原来就是拔苗助长，练得过量过度，使得学生厌倦运动场，一天四五个小时训练，甚至有人磨洋工。”恒大足校竞训管理中心主任谭文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练得小孩整天觉得不够，就是要让他们练得很想练就停了。”

足校内还有一些外籍学生，来自六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位留日多年的父亲将孩子送来，孩子也在日本学球多年，技术很好，在满分30分的入学测试中得了27分。但孩子中文书写能力不佳，学校特别安排老师给其补习。

学校共有4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教师、教练共200多人。为了防止文化课和训练扯皮，学校采取班主任为中心，统管教学和训练的制度。

“确立文化教育在这个学校的重要地位，不是可有可无，非常重要。我们讨论圈养和放养，放养很好，但要讲条件，没有场地时间教练，就等于放而不养。我们现在是圈养，要避免圈得太死，避免与社会隔绝。我们让孩子带手机和家长保持联系。花五六万元包30多辆大巴拉孩子们去看球。”刘江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遗憾业内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不能成星，成材、成人就不管了。成星（球星）是最高目标，是少量的孩子。我希望他们以后不能踢球，就参加高考，还踢一脚好球，学校也喜欢要，可以成为各个领域的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