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炎迅

剃成光头后，熊婧的头皮变得更加敏感。有时坐在办公室，身后有人走过，她就感到头皮一阵清凉。

这个1988年出生的湖北女孩，有一张圆而饱满的脸，说话时彬彬有礼，声音温柔平静，偶尔还露出羞涩的微笑。

不过，翻开相册，里面却是另一个熊婧。最显眼的几张，她赤裸着上身，身上涂满了艳红色的五指巴掌。她微低着头，紧闭双眼，嘴巴大张，看起来正在用力呐喊。

那是一次抗议家庭暴力的公开示威活动。熊婧既是组织者，策划者，也是主要参与者。这场运动开始于2012年11月初，本来计划是一个月，响应者众，竟持续了小半年，结束时共收集到5000多个签名和照片。参与者来自全国各地，互不相识，依靠网络联系，她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的联名呼吁，推动反家庭暴力的立法过程。

没错，这个25岁的腼腆姑娘是个女权主义者。13亿人中，出现任何“主义者”似乎都没什么稀奇。然而，女权主义者似乎很容易就被认为成“有点疯”，都是些“女叛逆者”。她们大胆谈论性，拥护同性恋，或光头抗议，或裸体宣誓，甚至，她们宣称不存在绝对的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或女人，存在的只是具体的、活生生的每一个人。

甚至女性也对这种称呼敬而远之。“据传，我们的一个女作家代表团在国外讲演时，每个女作家都会事先撇清：我可不是女权主义者。”中国著名女权主义思想者李银河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但熊婧不以为然。“我们是在争权合法的权利诉求，为何要遮遮掩掩？”

成为女权主义者

熊婧是湖北荆门市区人，家里的独生女。父母都在粮食局工作。熊婧觉得父亲有点大男子主义，控制别人。她举例说，小时候，父母工作都很忙，但家务都是妈妈操心，父亲常常不着家。“妈妈会考虑我的想法，但父亲总想让我按他的想法做公务员或者老师。”

她是在“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口号下成长起来的。直到上大学前，她从未感到在生活中遭遇过任何歧视，她甚至连这个词都没怎么听说过。唯一的不快，是她在初中时一度很想当男生，“因为男生可以比较自由地做很多事，比如晚回家，但女生却不行”。

熊婧第一次听说女权主义，是在大学中文系的女性文学评论课上，老师讲了很多文学世界里的悲惨女性故事，她深感同情，也不解：过去的女人怎么会那么惨？

这个问题后来在一场社会学讲座中找以了答案。讲座中提到了一些女权主义话题，熊婧有茅塞顿开之感，“比如大家都认为女生更适合做老师，这就是职业层面的性别歧视，又比如，女生初中以后成绩下滑，并非智力问题，而是生理上的干扰。”她的兴趣被激发了，开始寻找相关书籍。

本科毕业后，熊婧到香港中文大学读研究生，便选择了女性主义研究为方向。她看了很多书，发觉一向认为平等的生活，其实有许多习已为常的不平等。比如，女人下厨是本分，但只有男人才能当大厨。“我能为中国女性平等做什么？”抱着这样的心态，熊婧开始寻找内地妇女NGO组织。

她就这样在微博上看到了“女权之声”的招牌。

女权之声的正式名称是“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这是一家成立于1996年的民间团体，主张促进媒体中的性别平等和妇女的传播权利，同时致力于改善女性从业者在媒体传播机构中的地位。该组织创办了“女声网”，女权主义时事述评周刊《女声电子报》，在各社交媒体平台统一用“女权之声”发言。

熊婧加盟后，参与组织的第一个活动叫“口罩小分队”。事情起源是，一位独立纪录片导演拍摄了一部讲述北京郊区性工作者故事的纪录片，公开放映后，片中几位主人公提出抗议，指出这部纪录片是偷拍而成，侵犯了她们的隐私。

作为一家老牌女权NGO，不能坐视不管。因此，当这部纪录片在北京一家书店公映时，熊婧和五六位志愿者戴上口罩，去放映现场发放抗议传单。

更大胆的一次行动发生在2012年2月14日。这是被西方妇女运动组织命名为“V—day”（战胜暴力日）的日子，各地女权组织都要在这个传统的情人节里举行活动，宣传反对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熊婧的妇女传媒也想做点什么，最后决定效仿土耳其一个反家庭暴力的游行：女性穿上带血的婚纱，在街上行走示威。

活动地点最终选定人流充沛的北京前门，除了熊婧，还有两位志愿者愿意参与。那天气温很低，三个女孩穿上白色婚纱，泼上红墨水，弄得好似血迹斑斑，然后举起“爱，不是暴力的借口”的牌子，走上街头。

这是熊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街头女权行动。前一晚，她失眠了，走上街头时，紧张得发抖。不过，当看到路人们的反应，她又有点自豪。有人看到后吓得倒退几步，有的女生忍不住惊叫起来，有人举起手机拍照，更多的人在窃窃私语。熊婧穿着“带血婚纱”走在侧目的众人中，“有一种闷雷在身边滚动的感觉”。

警察很快赶到，勒令她们离开，熊婧冷静地回答：“好。”她们放下牌子，一路走向前门大街另一头的出口，以停止抗议的姿态，完成了整个游行。

从1.0到2.0

女性传媒共有4名全职工作人员，全为女性，全部是大学毕业生，3名生于1980年代末期，一名有男性伴侣，一个有女性伴侣，单身的两人既不太在意是否会有伴侣，更不在乎是否要结婚。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新一代女权主义者的肖像。她们年轻，未婚，大多拥有高学历，对伴侣性别无所谓，对婚姻也无所谓。她们从一名普通女性转变为女权主义者，往往并不是因为遭遇到了歧视或伤害，而仅仅是碰巧接触了女权理论后，产生了兴趣。

相比之下，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都经过了漫长的启蒙过程。事实上，她们不仅在之前完全不了解女权，反而曾对女性在中国的地位颇为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