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尼·海奇加德

布鲁塞尔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回到经济日程的最前端。中国新领导人似乎已经意识到，雾霾不光是污染问题，也是过度强调短期经济计划的结果。

类似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讨论最多的问题也是气候变化，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我们不能把提振新工作和新行业的技术让给其他国家。”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IMF总裁拉加德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警告说，再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拿出严肃的行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复苏。在今年2月的欧盟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同意将共同气候相关支出预算至少增加20%。

这些发展态势表明，全球领导人终于开始认识到，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外，世界还在经历社会和就业危机以及气候和资源危机。而这些危机都不可能单一地解决。

此外，欧洲主要商业竞争者认识到，追求短期发展的政策而忽视全球经济受到的长期威胁既不负责，也是战略错误，不利于寻求21世纪全球领导力。尽管欧洲几十年前就明白这一点，但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之下，近期目标仍成为当务之急，而且是以牺牲长期目标为代价的。

欧盟经济增长速度比其主要竞争者更加缓慢，因此欧盟领导人必须拿出更有远见的方法重塑成员国的增长潜力。作为起始点，他们不但要明白是什么破坏了欧洲的竞争力，也要认清是什么因素让其长期前景存在风险。

分析师通常会将矛头指向欧洲昂贵的社会福利制度、高劳动成本和拖累竞争力的税率抬升。但较少论及的因素也必须考虑到——特别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拖延行动的成本。比如，联合利华CEO保罗·伯尔曼说，2012年，极端天气导致联合利华公司损失了2.5亿～3亿美元。只要考虑关于未来的问题，就会感到气候变化治理越来越刻不容缓，因为减轻其消极影响所需的花费会越来越高。

此外，在失业率处于创纪录高位的时候，欧洲需要充满活力和竞争力、无法轻易外包的产业的岗位。欧盟委员会已将绿色经济视为就业创造潜力最大的领域之一。

与此同时，欧洲对进口化石燃料的日益依赖进一步拖累了其竞争力。2011年，欧盟贸易赤字总额为1500亿欧元。但石油进口总金额是这个数字的两倍——3150亿欧元，且2012年的正式数字预计将超过3350亿欧元。

如果欧洲不能解决这些挑战，就有落于人后的危险。但欧洲无法拿出廉价能源的产业战略。与美国和中国——据国际能源署的评估，这两个国家拥有世界最大量的页岩气储量——不同，欧洲无法依靠其有限的能源储备降低价格，特别是，其更高的人口密度决定了在欧洲开发能源会更加困难，成本也会极其高昂。

因此，欧洲将继续成为净能源进口者。而随着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石油需求的增加，能源进口价格也将保持高位。

与此同时，中国——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者——正在经历从世界低成本工厂向全球绿色创新领袖兼清洁技术主要出口者的转型。在这一全球市场的竞争中，欧洲不能光在价格上竞争。

欧盟领导人可以通过提高效率、更多依靠国产清洁能源建立一个更少依赖进口能源的经济。与此同时，他们应该解决欧洲长期竞争力的诸项重大威胁，包括生产率低下、内部市场不完善以及创新不充分等。

但欧洲决不能动心于短视的放松环境标准的呼声，有人声称，欧洲环境标准损害了其相对规则更宽松国家的竞争力。作为全球质量捍卫者，欧洲的环境高标准对于其未来竞争力来说十分关键，因此应该积极推进，特别是在贸易协定中。

贸易协议通常会以牺牲国内气候问题的更大动作为代价，但欧盟与新加坡的新贸易协定，把目标放在了以提振清洁能源技术来促进绿色公开竞标上，这应该作为未来协定的环境基准——包括与美国的协定，尽管一些美国选民认为在双边贸易协定中，欧盟标准可以放松。

通过坚持高环境标准，并在贸易伙伴间推行这样的标准，欧洲可以提振清洁能源技术的全球市场。作为到2020年价值将扩大三倍的绿色技术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欧洲可以重新赢得竞争力，并在未来全球经济中发挥作用。事实上，对欧洲来说，便宜并非答案，质量和创新才是最有力的竞争。

欧洲的主要竞争者正在把气候变化变为一次机会，以刺激增长并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如果欧盟领导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行动时犹豫不决，无异于在为可持续复苏的经济前景自设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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