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中旭

3月9日下午，我参加了一个两会城镇化沙龙，有两位人大代表出席，一位是陕西西咸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军，一位是江西省抚州市市长张和平。

在谈到城镇化时，两位地方官时有分歧。张和平一上来就说，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放在县城。在未能如愿留在打工城市之后，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一代农民工开始返乡，县城是他们的落脚点。

这位49岁的市长大倒苦水：县城最大的短板，是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希望中央给予扶持。他对中央和地方财政状况了然于心，按照他的计算，中央每年平均到每个县城头上的转移支付约为10亿，似应加大力度。

王军则力主“组团城市概念”。在高铁渐成气候、城际铁路和地铁有望把相邻城镇连成一小时都市圈之际，他的主张，符合未来城市发展的潮流。

只是，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区长吴胜武一语道破：大家都是屁股决定脑袋。这一判断，很快在张和平、王军两人的一致之处上得到了印证——两人都为目前的“土地财政”辩护。

两天之后，王军在和本刊记者深入探讨城镇化之路时承认，以“摊大饼”、做多土地出让金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发展模式是饮鸩止渴，已难持续。

面对农民工市民化浪潮，在财税体制、官员绩效考核未见根本触动之前，一如吴胜武所言，市长们实际上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