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 李润文

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一岁，死在家中，死于没人照看，幼无所依。还不知道她俩的名字——在这世上，她们生命的刻痕太浅。

6月21日，南京市江宁区泉水社区民警发现这两个幼女死亡，其母乐某下落不明。今年2月，乐某的同居男友因为容留吸毒被判拘役六个月，而乐某也因曾经吸毒成为民警特别关注的对象。目前，乐某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江宁警方刑事拘留。

《中国青年报》记者赴现场采访，民警告知，正在对两名孩子进行尸检，是否饿死尚无定论。

然而翻看九年前的一篇“冰点特稿”，定论，像一个耳光扇过来——没有人幸免于罪。学者康晓光为震动全国的李思怡事件写了一本书，扉页上写着：“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2003年6月21日——没错，整整，整整十年前——成都三岁幼女李思怡被发现死在家中。经过尸检，警方、检察官和法官一致推断，她死于饥渴。李思怡的母亲因盗窃被捕，查出吸毒，遂被送往强制戒毒。其间，经办警员无视她关于家中留有幼女的苦苦哀求，错失多个环节，导致李思怡从6月4日中午到6月21日傍晚一个人被锁在家中，活活饿死。人们发现，门上有她的手抓过的痕迹，她的指甲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所有的柜子都有被翻找过的痕迹；她可能晚上受到惊吓曾经躲进衣柜；通过地上的痕迹，屎尿被小心地放在卫生纸里的状态看，这个小女孩一直在求生，并慢慢死去。

康晓光在书中说：“三岁的小思怡死在门前的一幕始终挥之不去。她要打开门，这是她唯一的生路。门外有什么？门外就是你和我，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三岁的孩子打不开门，我们在外边装聋作哑。”

南京幼女死亡事件中似乎并无明显失职和疏漏，尸检结果也还未出，我们无法知道，在同样一扇紧锁的门后，两个孩子如何求生，又如何死去，但良知对自身的起诉，已然开始，也必须开始——门外，除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依旧是你和我，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

正如十年前有网友为纪念李思怡所说：一个民族让自己的最弱小者，以这种方式死去，是所有人的耻辱。

面对李思怡惨剧，康晓光曾追问过，除了需要承担刑责的当事人，其他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转身离去吗？谁有责任保障小思怡的权益，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首先，她的直系亲属负有这种责任，其他亲属、朋友和邻居在道义上有帮助她的责任。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民间慈善组织负有这种责任。康晓光到成都实地调查，希望知道那些应该关照小思怡的人和机构都做了什么。然而结果让人浑身发冷：在监护人不可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小思怡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救济，也没有得到来自任何团体以及各类公益组织的任何帮助。

事实是，李思怡的母亲是全小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没有人和她来往，她也有自知之明，从不和邻居来往。当地民政部门以她吸毒为由拒绝给予母女俩低保待遇。儿童福利院拒绝接收李思怡，因为她不是孤儿；亲戚拒绝收养她；即使有人想收养孩子，也被她那吸毒的妈妈吓跑了。

十年过后，一些事情进步了。社区负担了乐某一家三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邻居们也并不都那么冷漠，往日里向她们提供了不少帮助。但一些“死胡同”仍在。比如，足以确定乐某不适合做监护人后，并没有法规能保障后续措施，也没有见到强制法规之外的悲悯救助，没有福利院，没有儿童机构，没有慈善组织，没有……

进步还远远不够。永远别在门外装聋作哑。门后，还有那么多无声的人、无权的人，他们在得到承诺兑现之前死去，甚至，根本就得不到承诺。

一种精致的冷漠依旧暴露于两个孩子的死亡面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采访社区干部时被告知，“乐某没有户口，不属于我们社区的人，不归我管”，“她平时也不在这里，找不到她”；虽然乐某是社区管控的重点人员，她家的孩子曾经出现过无人照看的风险，但是，没有警觉，没有对策，甚至“她不来找我，我怎么可能去找她呀”。

而社区会议室里却摆满了各类荣誉奖牌。

距离这个城郊社区几百米远处，京沪高铁动车组呼啸而过，把路边的破旧建筑和堆积的垃圾甩在身后——就像时间把小思怡之死甩在身后，就像时代把穷人中最穷的人、弱者中最弱的人甩在身后。

当年康晓光写道：“李思怡的死已经使我们肝肠寸断，但比这更可悲的是她并不是第一个，而且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才是李思怡悲剧的全部！”如今，两个死于家中、不知道名字的孩子，她们留在世上的刻痕也写着“李思怡”。十年了，依旧没有人幸免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