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编者按：青春是葳蕤绚烂的夏花，青春是悠扬动人的欢歌。尽管时光荏苒，青春易逝，但每个人都有过不一样的流金岁月。近期，我们约请了一些知名学者、媒体人、专栏作家，撰文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和广大读者朋友们一道分享他们的青春之歌。我们将从第14期开始，连续刊发，敬请大家关注。

我从一个乡村中学转学到县城中学，是1988年的事。

从乡村到县城的那30多公里路程，对我来说漫长极了，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进入城里的那一瞬间，我被县城的“繁华”击倒了。

在新学校，我的学习成绩急转直下，初一上学期还是第3名，初二下学期就到了倒数第9名。我的座位被安排在最后一排，我的同桌叫刘伯柱，初三的时候，他在自家大门的门锁上上吊自杀了，因为早恋。

唯一能让我在这所城里学校找回一点儿自信的是我的作文。我的语文老师王华祥说我以后可能成为作家。这位老师有点儿老实也有点儿滑稽，他的军绿色上衣背后经常被学生们甩上一串串墨水印。

究竟能不能成为一位作家，对这个事情我心里一点儿也没底。那时候班里有两个女生对我很好，我叫她俩姐姐，可我喜欢的是另外一个皮肤黑黑的女生，姐姐们鼓励我给她写信。

那封信我一直没写。长大成人后我写了很多情书，但为什么偏偏没给那个皮肤黑黑的女生写过一封信呢？后来我想明白了，没写是因为那时候觉得只有诗、散文、小说是文学，情书不是。

班里的女生喜欢男同学，班里的男生更喜欢女同学。青苹果挂满果园的季节，男同学逃课翻墙到与烈士陵园紧挨着的果园里偷苹果，被保安追得满园子跑，有几个同学跳墙时扭伤了脚踝。

女生们在上课时偷偷啃着涩涩的苹果，流着泪。这么感人的事情当时为什么没有写到我的作文里去呢？也是因为这是被老师深恶痛绝的早恋，不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县城电影院门前报刊亭卖的诗歌杂志——《星星诗刊》《诗歌报》，记得当时是两元一本。那时候我有一个杀猪的叔叔，我经常凌晨起来帮他烧热水、给猪刮毛，还帮他用尖刀把猪割成一块块的猪肉。但每次去买杂志前，我都会冲进淋浴房里，用白白的肥皂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再换上白衬衣，因为报刊亭卖杂志的姑娘，是一个20多岁长发飘飘的女孩。

我把两元钱递给她，她把杂志递给我，从来没正眼看过我。有时候我在路边把自行车支起来，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把一本杂志翻完才走，走的时候经常是黄昏时分，县城里的喇叭开始播放配乐诗朗诵。那真是一个诗意的年代！

可那时候也真穷。皮肤黑黑的女生过生日的时候，她在县医院后面的河边小餐馆请同学们吃饭，他们快吃完的时候我才到。因为没有钱给她买礼物，站在餐桌边，我涨红着脸对她说：“茜云，我给你朗诵一首诗吧。”

我把被语文老师表扬的作文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稿纸是老师送的），给当时的《中学生报》社寄去，然后每天去传达室等待回信，但一直到毕业，都没有等来一封回信。

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批中学生作家，他们是无数中学生心目中的“文学英雄”。我也有一个“英雄梦”，可是只能把它偷偷藏起来。

县城里也有一个“文学英雄”，他是在县委组织部上班的干部，名字叫赵岩，出版过一部诗集。那年暑假，我在师范学校见到了他。

我的同学顾云敲开我家大门时，我午睡刚醒，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俩的作文在县里的一个征文活动中获奖了，现在要去师范学校参加颁奖会和座谈会。

于是，我穿着拖鞋和顾云出了门，到了师范学校却发现放假了的学校空空荡荡的，就在我们悻悻然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人从不远处的楼上打开窗户喊我们的名字，说：“就等你们俩了！”

赵诗人给我们颁奖，他真是白衣飘飘啊，和他握手的时候，我感到他的手纤细而有力，这是一双诗人的手。合影的时候，他坐在一堆学生中间，很醒目。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给我写下了一行字作为留念，他的字体清秀，这是一个诗人的签名。

1989年，我生命中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我为皮肤黑黑的姑娘（哦，她的名字叫茜云）和别的男生打了一架，因为那个男生对她特别好。茜云在打架事件发生后对我说了一句“最烦打架的男生了”的话，然后她和那个男生好了。那个男生叫张勇，瘦瘦的，皮肤也是黑黑的。

另一件大事是我办了班级里的第一份文学班报。学校提供了刻字用的钢板和蜡纸，印班报的钱是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凑的。这份班报在整个学校里是办得最好的，王华祥老师非常高兴，他说：“我深信你们当中有人日后会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

一位优秀的作家怎么可能连一篇文章都没有公开发表过呢？这让我忧心忡忡。那时候的平信邮票是8分钱一枚，由于我要大量给《中学生报》《诗歌》杂志投稿、寄信，以致后来我常常连8分钱的邮票也买不起了。

在一个细雨淅沥的中午，我骑着自行车去邮局寄信。在并不宽阔的街道上，一个少年骑车飞驰，突然车轮撞到一块大大的石块上，自行车真的飞了起来……我摔在被雨水打湿但仍有温度的柏油路面上，忘记了疼痛，心里却莫名地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的青春期要在这一刻结束了吗？因为自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再也没写过一篇被老师表扬的作文。我和我那两个姐姐经常逃学去烈士陵园，背靠在烈士的墓碑上天南海北地聊，一个姐姐对我说：“你长大后不要忘了我。”我说：“好。”

这个让我长大后不要忘了她的姐姐和我的同桌刘伯柱恋爱了。刘伯柱英语很差，有一次上课被英语老师提问，很简单的问题，他都回答不上来，英语老师就抽他耳光，抽一次问一次：“会了吗？”“不会。”“会了吗？”“不会。”“会了吗？”“不会。”“会了吗？”“不会。”“会了吗？”“不会。”“会了吗？”“不会。”……

这次被打之后，刘伯柱就退学了，我同桌的位置空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文学记忆里，刘伯柱的形象是极其平常的，但我知道他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他沉闷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我所不具备的情感：愤怒。

1990年，我血液里的愤怒处于燃烧状态：在台球厅和人打架；在大排档和三四十岁的老痞子打架；为替同学的姐姐报仇打架（她在唱卡拉OK的时候被人偷摸了一把）。

那时候，唱一首街头卡拉OK的价格是1元钱，我和几个朋友经常去那儿唱上几首。没钱唱歌的时候，我坐在银行门前的台阶上发呆。

有一次发呆的时候，我遇到了茜云。她问我：“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了吗？”我没有回答她，站起身来晃荡着走了。但她的问题一直晃荡在我的脑海里。我承认有几年的时间里，我为这个问题感到痛苦，我像一个溺水的人，什么也抓不到，文学是我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为什么爱文学？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我的青春里只有它，它是我灰暗青春里的唯一光亮，是把我救出堕落泥潭的唯一绳索。

从有人说我可以成为一位作家开始，到我的第一首诗歌被印在报纸上，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我把生命中那些有用没用的精力都耗在了文学上，从来没有别的事让我投入那么多的心力。

如果你爱一个人，爱了那么多年，等了那么多年，在她终于对你流露出微笑的时候，你会舍得离开吗？文学成了一个人的宿命，也成了一代人的宿命。我见过无数与我年龄相仿的写作者，不管岁月把他们变成什么样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心里藏着一个洁白的非物体，如果一定要给这个非物体命名，那么可以称它为“理想”。

人到40岁，财富无多，理想泯灭，挣扎生存，但想起青春，仍觉快乐。茜云、刘伯柱、姐姐、赵诗人、张勇、报刊亭的女孩……那是我们共同的20世纪90年代。关于那个年代，你还记得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