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世祥

骂杀与捧杀，原是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在1934年写的一篇杂文的题目。该文警醒世人:过分吹捧，其实和恶毒咒骂一样，都具有致人败亡的“杀人”功效。只不过，世人对于赤裸裸的骂杀，容易引起警觉和反弹;对于乐滋滋的捧杀，却难免虚骄自傲，不知危险将至。据说，捧杀的典故源自东汉应劭的《风俗通》: “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赞马快者，竟能刺激骑手喜极策马狂奔，终致人倒马毙，如此捧杀，着实比骂杀更为奏效。

当今的中国与世界，同样回荡骂杀与捧杀的噪音。西方政坛一再响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类的骂杀，已经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和反驳。不过，来自外国尤其是西方的捧杀，则还未引起全体中国人的足够警觉。笔者认为，西方部分人士热心倡导与着力鼓吹的“中国模式”论，其实就是捧杀中国的一把软刀子。

一、“中国模式”论的外国鼓吹

“中国模式”论在国际社会的兴起和风行，得助于西方国家的中国研究专家们的倡导与鼓吹。

从1989年起，西方国家一直将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 (Neoliberalism)处理拉美国家乃至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方案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世法宝。①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 (WBG)、美洲开发银行 (IDB)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研究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会议达成10项共识:①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②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③进行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华盛顿共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然而，2004年5月11日，时任著名国际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公司 (Goldman Sachs)资深顾问、美国《时代》周刊助理执行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兼职教授的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国著名智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题为《北京共识 (The Beijing Consensus)》的研究报告，将中国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报告认为“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雷默将“北京共识”盛赞为足以挑战“华盛顿共识”的宏观经济发展新路向，他指出:“中国的崛起已经通过引进发展和实力的新概念而改变国际秩序……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不对称超级大国，一个有史以来最少依赖显示实力的传统手段的国家。它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作为显示实力的主要手段。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的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北京共识与此前的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及经济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这个模式必定使中国及其追随者与现有的发展思想和强权需要形成对立。”〔1〕雷默的报告使他在西方舆论界中一举成名，甚至被誉为“北京共识之父”。他首倡的“北京共识”概念，随之成为启动中国及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模式 (China Model)”的第一座里程碑。

早在雷默报告发表之前的20世纪90年代，已经有来华的外国政要不时使用“中国模式”一词来称赞中国。1991年10月29日，北京《人民日报》在报导罗马尼亚来华客人赞誉中国的时候，就最先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其后如贝宁议会议长乌恩贝吉 (1994)、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1997)，也曾以此概念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1998年11月22日， 《人民日报》第1版发表特稿，称:“环视五洲四海，风景这边独好，国际舆论盛赞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富有成效的‘中国模式’”。①转引自钱钢:《盛世话语之腾涌:以“中国模式”为例》，网址: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3＆id=3295066。不过，当时“中国模式”的概念，主要是外国来华政要说给中国人听的赞词，因此并未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注意。直到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雷默在伦敦向西方政界发表《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之后，西方舆论界才广泛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来讨论中国的发展模式与影响。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实行渐进、增量式的经济改革，既不墨守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教条，也不采取前苏联、东欧国家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做法及其改制后按照“华盛顿共识”施行的“休克疗法”，更不实行西方发达国家以私有制为主体、政府放任市场自由发展的自由经济。鉴于雷默倡导的“北京共识”的概念隐含挑战乃至替代“华盛顿共识”的意味，中国舆论界遵照邓小平“韬光养晦”的遗训，改用更显中性平实的“中国模式”概念，用以概括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及绩效。于是，“中国模式”的概念便逐渐取代“北京共识”一词，风行于中国与国际社会。

根据目前为止的认知，“中国模式”(含“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区别如下表:

中外两大经济转轨模式比较表

需要说明: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曾经同属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强国，两国都经历了从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转型，分别成为实践“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两大样板。但是，对于两国转型的不同模式及其绩效优劣，国际社会迄今仍有见仁见智的不同评价。孰是孰非，看来还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实践检验，才可能取得各方都接受的共识。

尽管如此，21世纪初年中外社会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与强烈对比，仍然促使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满的西方部分人士加入赞扬“中国模式”、抨击新自由主义弊端的行列。2008年由于美国华尔街疯狂投机、缺乏监管而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沉重打击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政府适度干预经济以拯救危机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重新振兴。2011年下半年加剧的欧洲债务危机，更使世界经济面临二度衰退的巨大危险。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始终保持高速发展、一枝独秀的独特景象。曾经盛赞“华盛顿共识”的西方部分人士，面对近年自由泛滥、接连危及世界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主义弊端，转而将赞美乃至溢美之词，献给以政府主导经济高速发展为显著特色的“中国模式”。

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蜚声国际社会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就是其中典型代表。1989年，福山在美国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以自由、民主为方向。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此文发表不久，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改制，冷战结束。西方朝野陶醉于自由民主体制“不战而胜”的喜悦之中，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成为风靡国际社会的时髦流行语，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右翼新保守派的代表。

可是，接踵而至的21世纪初年世界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动，促使福山纠正他倡言的“历史终结”论，转而注意历史的多样性，尤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2011年初，他在其发表的新著《政治秩序诸起源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多次采用中国历史的案例，分析比较世界各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把中国当做国家形成的模板，而查询其它文明为何不复制中国道路”。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政府体制容易在决策过程中陷入僵局，这种“弱政府”的模式与“强政府”的中国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与中国模式相比，美国的自由民主体制在重大决策方面效率不高，尽管它是适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纠错机制。

福山概括他“所认识的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有三个方面:“首先当然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没有多党制民主，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但一个强大的政府并不是罕见的，……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政府的目标是国家的发展，它对人民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点和许多独裁国家不同。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和文化系统的历史遗产，即政府必须要为公益服务。”“第二个特征就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这点和日本、韩国的工业政策都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利用直接抵免 (direct credits)来实现产业转化，将经济扭转到半导体、造船业上。中国的出口经济则依赖于管理、货币、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大规模的国内金融压抑 (financial repression)。”“最后一个特征也为亚洲的许多快速发展国家所共有，那就是较为欠缺的社会安全网络。不像欧洲的社会福利模式，中国的体制不将再分配放在核心地位。中国政府认为，创造价值比退休金、失业保险之类更重要。”

福山认为，上述特征正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优势所在。他说:“以上几点造就了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模式，使得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中国模式的优势有好多。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决策的速度和质量了。” “因为要考虑权力分散、相互制衡，所以在美国，许多重要的财政政策没有制定出来。而这个问题中国已经克服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的经济刺激款项也比美国的数额大几倍，这就是中国模式最重要的优势。”

不过，福山在赞美“中国模式”之余，不乏批评之词。他指出:“中国这种建立在出口之上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得益于全球的结构性失衡:中国负责所有的生产、储蓄，美国负责所有的消费、借款。……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美国人恐怕得改变自己的行为了。”此外，福山还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没能解决民主的问题。“中国创造了高质量的威权政府，但在历史上一直没能解决‘坏皇帝’的问题。领袖表现好的时候，国家发展就快;但领袖表现差的时候，国家也会出问题。”〔2〕福山对“中国模式”的批评，实际上指出这一模式存在两大内在缺陷:一是它将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而难以持续发展，二是它延续中国的威权政治，未能解决必须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问题。

溢美“中国模式”的一些西方学者，则比福山对这一模式褒贬兼备的评价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盛赞“中国模式”在世界的意义与影响，强调它不仅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而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发展道路，而且还将促使中国取代当今美国主导世界的地位。2008年12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在《中国模式的崛起》一文中，说:“中国式的政府集中控制的模式较好地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来，中国模式相比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太具有吸引力了。美国正面临巨大危险，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将抛弃美国模式，转而向中国模式学习。”〔3〕

2009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里金钠·艾布拉米对中国记者说:“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颠覆了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论点，颠覆了经济发展必将导致西方式民主的定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发展道路，值得他们思考。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模式”挑战传统理论》，中国新闻网，网址:http://big5．chinanews．com:89/gj/hwkzg/news/2009/05－08/1683863．shtml。

同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发表惊动时论的英文专著《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该书中译书名应为《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及全球新秩序的诞生》，次年元旦，北京中信出版社出版该书中译本，将原来耸人听闻的书名缓和为《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马丁·雅克在该书开篇引用美国高盛公司的研究结论，称:“到202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50年将达到美国的两倍。”他因此预言:“中国将取代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西方将丧失文明操纵权，世界将按照中国概念重新塑造。”他认为，中国实现现代性的模式是独一无二的，是另类的发展模式，它不仅可能会取代西方的发展模式，而且在未来还会促使中国恢复古代历史上的朝贡体系。

西方学者吹捧中国将会取代美国世界主导地位的预言，将盛赞“中国模式”的外国言论推向辉煌灿烂的顶点。然而，面对宣称“中国模式”将会取代西方模式、中国将在国际上恢复古代朝贡体系的极端吹捧，有心人不难醒悟，西方这类极端吹捧，其实正是“中国威胁”论出台的前奏铺垫。当“中国统治世界”的预言震撼国际社会的时候，“中国模式”的外国捧杀绩效，已经昭然若揭。

二、“中国模式”的外国消费

就宏观经济而言，“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下的外向型经济。在“中国模式”形成、发展和定型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中国招商引资促使经济高速发展的机遇，通过对华转移本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实体经济运作，以及要求中国履行相应的“大国责任”的外交施压，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发达国家从中渔利的行径，可以称作“中国模式”的外国消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确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即规定合资和外资企业的原料来自国外、产品销往国外，通过大力发展加工出口贸易，带动中国整体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时代发展潮流。这是当时中国在资金、技术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利用本国资源、劳动力成本极为低廉的比较优势，吸纳境外资金、技术以发展本国经济的必然和务实的战略选择。它促成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促成“中国模式”的定型和至今为止的惯性运行。同时，它还导致来华投资的境外和国外企业大获其利。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将他们淘汰的低端、污染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地区，只留下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少量制造业在本国、本地，从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布局中分享中国崛起造就的经济利益。

于是，“中国模式”既给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也给中国带来难以吞咽的苦果。这种正反两面的绩效，集中体现在中国成功招商引资而成为“世界工厂”的结果之中。近年来，虽然中外媒体一度盛赞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可是，当国人从这种日渐消失的赞誉中回味过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当今中国其实从“世界工厂”获益最少，外商及发达国家的获益却最大。

早在1992年，台湾宏碁计算机的董事长施振荣就以“U”形的微笑曲线 (Smile Curve)，描述现代产业的利润分配图。曲线的左上端是研发、设计行业，右上端是销售、服务行业，中间底端则是加工产业。一般而言，左右两端行业的利润率在20－25%之间，底端的加工业利润却只有5%。

因此，以“世界工厂”地位参与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的中国加工制造业，其实宛如领取微薄加工费的“国际民工”。据报导，美国市场热销的芭比娃娃由中国苏州企业贴牌生产，在美国的售价是每个10美元，在中国的离岸价格却只有2美元。这2美元当中，有1美元要支付管理费和运输费，0.65美元支付来料费，最后剩下0.35美元，才是中国企业的生产所得。有人估计，外国投资商在中国投入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中国的资本最多只能获得30%的利润。至于OEM式的贴牌代工生产，估计外商拿走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产品多为低端轻工业产品，西方发达国家出口产品多为高科技含量与高附加值产品，致使国际贸易出现“中国出口一亿条牛仔裤，换回美国一架波音飞机”的悬殊奇观!

不仅如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正在危及中国民众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举目环宇，毗邻中国的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乃至远离中国的欧美发达国家，几乎都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转移到中国大陆地区，致使中国内地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都已成为难得一见的景象;中国每日的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中国环保专家梁从诫认为，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了世界的厨房，成了世界的泔水桶。我们把做好的美味端上世界餐桌，让外国人享用;但是做饭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却留在自己的厨房里，留在自己的泔水桶里。①《要发展要环境中国不做“世界垃圾场”》，人民网，网址: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1045/3560997．html。

不仅如此，美国还伙同其它西方国家，持续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不断升值，以便在经济全球化的分配格局中，最大限度地继续扩大美国及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压缩中国及其企业所占比例本来就相当窄小的利润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随着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确立及大力推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0年，中国规定1美元兑换人民币1.5303元。1986年中国确立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美元与人民币的中国官方汇率变更为1:3.4528元，从此开启人民币急剧贬值以刺激出口加工业发展之门。1994年，美元与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为1:8.6187元，达到人民币贬值的历史最低点。1998－2003年，这一汇率维持在1:8.27上方。2003年以后，美国鉴于美中两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中国外汇储备连年大幅度增加，明显加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和外交压力。2005年7月21日，中国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从此开始小幅、渐进的缓慢升值进程。到2011年10月12日，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3598元，与2005年7月21日中国汇率改革时相比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累计升值超过30%。可是，鉴于美国国内存在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和高企不下的失业率，鉴于中国外汇储备到2011年6月已经达到31974.91亿美元，到2011年8月持有美国国债总计11370亿美元，中国连年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债主，美国政府及在野政客仍然将压迫人民币大幅升值作为扩张其经济、政治利益的对华博弈焦点之一。2011年10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实际上针对中国的“货币汇率监管改革法案”，试图推动国会立法，要求美国政府对所谓“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此举实际上主要针对中国，旨在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其用意首先是转移美国国内反对华尔街金融寡头垄断的压力，将美国经济困窘和失业率高企的责任推给中国。其次是以此作为政治筹码，向中国套取利益:即如果该法案得以立法和实施，中美两国将爆发贸易战，“中国模式”赖以形成和持续的中国外向型经济将因此遭受重创;如果中国加快和加大人民币升值，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中国外向型企业将因人民币升值而减少盈利，美元则将因人民币升值而相应贬值，美国债务将随之得到稀释，美国出口也将随之增加价格竞争力。

不仅如此，欧美发达国家在自身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还呼吁中国施以援手，履行大国崛起之后应负的国际责任，以便消费“中国模式”连年剧增的巨额外汇储备。2011年6月25日，曾经宣称中国无法在10年内成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因为要强调中国应该继续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务，转而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改口赞誉中国，说: “中国对金融稳定的承诺，让我们这个市场来保持稳定。中国继续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务，以及其它的一些债务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复苏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GDP方面可能在10－20年之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②《基辛格:中国继续购买美债至关重要》，新浪网，网址: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10625/185710047643．shtml。同年8月25日，受欧洲债务危机困扰的法国总统萨科齐突然对中国进行为期仅几小时的闪电式访问，会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据报导:“萨科齐说，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令人担忧。中国在世界经济重大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国作为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愿同中方共同探讨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加强同各方的沟通协调。”“有分析人士认为，萨科齐这次来华意图之一是请中国帮忙，购买一些受危机影响较大的南欧国家的国债。”③《萨科齐闪电访华请中国多买欧债》，凤凰网，网址: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8/26/8689546_0．shtml。10月下旬，欧盟各国元首峰会在达成解决欧债协议之后，萨科齐等领导人再次吁请中国购买欧洲新发行的债券，帮助欧洲度过欧债危机。虽然，欧美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购买欧债可能是中国购买美债之外的另一有利选择;可是，联想到欧美一直拒绝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不断挑起贸易摩擦，西方国家一面在排拒中国之余，一面却又向中国求援，必欲消费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而后快，这种高明的国际博弈手法，倒也令人大开眼界。

不仅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分享“中国模式”的经济暴利之余，其各派学者还以褒贬交加的评论，在政治领域消费“中国模式”，谋划西方对华政策。据研究者归纳: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 (Joseph Nye)认为，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甚至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道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马丁·怀特等人则认为，中国模式不可推广、不能输出、也不具有可复制性，其原因或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或由于中国发展的内在缺陷。“与这两种观点相对应的是，承认中国模式的可复制性或者说承认中国经验的榜样作用，则会认为中国模式将在意识形态上挑战西方的主导地位 (如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 (Stefan Halper));否认中国模式的可复制性，甚至否认中国模式存在的人，则认为中国模式对西方而言不是威胁，相反，可能成为西方模式有效性的佐证，因为中国模式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模式，只不过是对西方模式的学习和再创造 (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乔尔·安德斯 (Joel Andreas))。” “关于中国崛起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以约翰·伊肯贝里 (John Ikenberry)为代表的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支配性的大国，西方应该抛弃对于中国崛起的恐惧，接受中国进入国际领导力量的行列，因为中国的崛起不但不会对美国二战以后所奠定的世界秩序和国际体制进行颠覆和完全改造，相反，中国会作为新的全球领导者来维护由美国所创造的全球自由秩序。以斯蒂芬·华尔特 (Stepehn Walt)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中国要么会努力利用其不断增强的影响来改造国际体系的规则和制度，要么摧毁之。以罗伯特·卡根 (Robert Kagan)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将成为西方世界的威胁，因为中国跟美国之间无法和平地共存，两者之间在政治文化上没有任何亲和性可言。”〔4〕

值得注意的是，在贬抑“中国模式”的西方论调当中，已经出现将“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威胁”的主旋律。“中国崩溃论”的首倡者章家敦和美国及西方战略界的一些人士就径直将“中国模式”称作是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威胁。“首先，他们认为，中国模式处于美国模式的绝对对立面，与西方世界所看重的价值观、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具有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冲突。其次，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正有意识地将软、硬实力相结合与西方世界进行抗衡，特别是对外出口中国模式已成为中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他们认为，中国模式的流行势将损害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最终有可能颠覆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5〕这种观点，可以称作“中国模式威胁”论。它将西方对华的捧杀与骂杀紧密连结在一起。至此，“中国模式”的外国消费暴露出西方对华策略从经济牟利到政治施压的真相。

三、“中国模式”的警醒与转型

虽然西方舆论对“中国模式”及“北京共识”的赞美乃至溢美，至今仍然颇受中国媒体的欢迎、赞同和转载，可是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始终对来自西方的“中国模式”论保持警醒态度。

中国官方的警醒态度主要表现为:尽管西方部分人士热衷赞颂“中国模式”将取代“华盛顿共识”，将促使中国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但是，中国领导人始终强调和平崛起中的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无意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别国，中国永远不会称霸。2011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会见中外记者，特地公开说明: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可是“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①《温家宝:从不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模式”》，中国青年网，网址:http://news．youth．cn/sz/201103/t20110314_1510637．htm。。

中国学术界的警醒态度主要表现为:尽管已经有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发表赞颂“中国模式”的大量论著，可是中国学术界对于到底有无“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能否持续发展等关键问题，迄今仍然存在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双方意见截然对立，并未达成任何共识。这意味着至今仍有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对这些问题持否定、质疑的态度，并未因为“中国模式”论风行中外而陶然自乐，也没有被西方舆论开涮、消费、捧杀而浑然无知。

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中国模式”的中国学者，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立论:

一是中国的发展尚未定型，不足以称为具有相对稳定框架且可供复制的“模式”。这一立论与温家宝总理否认中国发展已经形成“模式”的思路是一致的。经济学家华生撰文指出:“首先从经济形态上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形态从单一的公有制变成混合所有制，但是现在仍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一个过渡的状态，可以说整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其次在政治体制上也是一样。我们以前那种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一些变化，但是目前还没有寻找到或者说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内在平衡和稳定运转的政治制度。超越意识形态来说，政治生活中还缺乏公开透明的规则，包括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内也没有建立起可以规则化操作的制度。……所以今天的制度从政治形态来看还不是一个稳定的模式。”“最后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看也是一样，我们原来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跟现在的经济现实、社会现实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么多的思想和道德的混乱。”〔6〕

二是中国采取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路径，与先前台湾、韩国开创的“东亚模式”、巴西等国开创的“拉美模式”乃至前苏联发展模式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等，都有雷同仿效之处，并非中国独创和独有，因此， “中国模式”是一个假问题。只不过，中国的社会、经济规模较诸这些国家和地区更大，因而其成就更为举世瞩目而已。①《党校教授:没有中国模式 我们在走发达国家的老路》，中财网，2011年 9月 1日，网址:http://www．cfi．net．cn/p20110901000884．html;还可参见中国大陆旅美学者陈志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台湾远定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三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发展路径，其实是共产党单独执政、宪法保障公有制在多种经济成份中占有主体地位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因此在世界上可供复制的条件和可能性极低，仅有朝鲜、古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模仿效法的可能，但这两个国家已经宣称不会仿行“中国模式”。因此，在缺乏复制意义的基点上，“中国模式”难以成立。

认为“中国模式”即使成立也不可能再持续下去的中国学者，则主要从这一模式的内在弊端及其造成的不良后果进行立论，强调必须及时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进行相配套的政治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撰文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取得的进步，是东亚增长模式一次成功的变异，但目前潜力已尽。”他指出，妨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隐忧是:一、结构失衡，过度依赖投资和贸易。我国的投资率达到50%以上，资本效率不高。中国的贸易和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已分别超过60%和30%。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却不能继续依赖国外的需求。二、污染严重，环境成本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三、缺乏创新和改革。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国，但中国汽车制造商自主研发的车型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却微不足道。四、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在过去30年中，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拉大。长期以来，收入分配制度利于富人，政府不能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致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余永定还在文章中呼吁进行政治改革，作为打破官商勾结的一步。他写道: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安排下，政治精英是好政府的先决条件。但是，政治精英已经被谄媚与犬儒的政治文化所腐蚀。所以，经济要发展，政改要先行。②余永定:《一条不同的前进道路(A different road forward)》，《中国日报 (China daily)》，2010年12月23日。“阿喀琉斯之踵”:阿喀琉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其致命要害在右脚脚踝。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撰文指出:“中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其原因是:“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由于所谓‘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和由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消费在GDP中占比下降、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缓慢，以及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愈演愈烈。”“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他警告说:“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即毛泽东所说的‘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坚定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③吴敬琏:《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财经》杂志，2011年10月17日。“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从过剩步向短缺的转折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劳动力和其它资源由传统农业部门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工业化过程。随着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逐渐转移，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将越来越少。

笔者先前所作的一项实证研究，也可以佐证立足于此项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国模式”已经到了难以持续而亟待改弦易辙的关头。2003年，笔者研究20世纪下半叶台湾、香港、澳门三地利用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相继实现经济起飞的历程，从中总结出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实现经济起飞的发展模式存在30年大限的共通性。笔者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挥生产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而增加利润、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迟早都要相应提高员工的工资收入，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建设也会促使土地价格上涨;社会环保意识增强导致企业的相应支出。这一切都增加生产成本价格，从而逐渐消耗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之最终成为创造工业化初始成果的必然代价。这就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居于主导产业地位并发挥比较优势作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效在工业化经济起飞阶段较少获得域外劳动力补充的香港、澳门和台湾都不约而同地表现为大约30年的大限。”〔7〕当时，笔者对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大陆地区在发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的比较优势时能否突破30年的大限，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可是，最近几年持续出现的“民工荒”与各地政府纷纷提高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举措，促使包括笔者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随着生产成本的逐年上涨，本来就处于盈利底端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的比较优势已经消耗殆尽，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就长期充当“世界工厂”与“国际民工”的“中国模式”同样面临30年的“魔咒”。为了摆脱这一“魔咒”，广东率先提出“腾龙换鸟”的产业升级转型对策，即迁移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引入高端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8〕然而，彻底扭转建构于外向型经济基础上的“中国模式”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被动局面，还必须及时改革这一模式以促使其转型。

2011年3月，中国政府公布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表明政府开始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规划宣布:“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正式将扩大内需作为引导中国经济转型的新的主导战略，也意味着持续将近30年的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经济增速放缓，增长方式转变，或许将成为未来十年中国最鲜明的发展特色。“中国模式”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势必随之发生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的重大转型。

四、简短的结语

由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鼓吹的“中国模式”论，与同时散播的“中国威胁”论一样，分别具有捧杀和骂杀的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模式威胁”论便天衣无缝地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中国模式”日渐显露的内在弊端，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开涮、消费和捧杀，正在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醒觉:中国长期驾驭的外向型经济的骏马已经人疲马乏，倘若听信吹捧者的赞美、溢美之词而继续狂奔，本文开篇引述的东汉应劭在《风俗通》讲述的寓言就会重演。只有改革与改变“中国模式”，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政治增进民主、社会实现和谐的必由之路。

〔1〕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p．2－3、P5，First published by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London，2004．

〔2〕〔美〕福山．中国模式的特征与问题〔J〕．社会观察，2011，(1)．

〔3〕转引自:钟生．中国模式威胁论〔J〕．环球财经，2009，(2)．

〔4〕轩传树．从“外来”到“内化”:对西方“中国模式”之争的一种解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5)．

〔5〕赵明昊．中国模式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吗?〔J〕．当代世界，2011，(7)．

〔6〕华生．可以有但还没有的中国模式〔J〕．经济观察报，2010－04－02．

〔7〕莫世祥．开放经济的比较优势——珠江口特区群及台湾的实证〔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449．

〔8〕陈晓舒，等．珠三角逐客令:破除30年魔咒，实现产业升级跨越〔J〕．中国新闻周刊，2008，(25)．

(责任编辑:赵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