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纽西

戴口罩的春天

文 _ 纽西

10年前的那个春天，我们都戴起了口罩。那时，我们要对抗的不是风沙和雾霾，而是一场严酷的疫情。

那个春天，我和宿舍的兄弟们坐在去往广州的火车上。那本是出游的好时节，但挤在硬座车厢的我们各怀心事。作为第一批扩招的大学生，我们背负着沉重的就业压力，南下只是希望谋得一份工作。

27个小时之后，我们抵达广州。随着人流走出火车站，来不及感受羊城的春光和绿意，率先进入视线的是满大街捂着口罩的人。其时，我们对于“非典”有所耳闻，却不晓得它的厉害，只当是种较重的感冒。有人觉得南方人过于矫情，搞怪地将车票贴在鼻尖上，看着那薄薄的纸片随鼻息翕动，大家一阵哄笑。

几天后，我们无功而返。回到学校不久，“非典”疫情升级，感染病例大幅增加，恐慌情绪在人群中迅速蔓延。我们被关在学校里，想起那次旅行，后怕不已。

每一天，新闻中都会播报最新增加的“非典”病例，相关机构在四处寻找曾经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的疑似病例和易感人群。我们喝着学校熬制的中药，求得稍许心理安慰。

偶尔上网，看到一位大学生发的帖子：他的父母所在的医院被指定为“非典”病人接收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将参与救治。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下意识地劝说父母辞职，父母只是笑笑，说他太孩子气。由于他们都在医院工作，按照规定，可以只去一个人。他们几乎同时说：“我去！”父亲说，自己是一家之主，有责任承担这个危险；母亲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去，那一定是她去。“他们就在饭桌上这么平静地争着，而我的心却像被刺破了一样。我不相信我的家有一天会面临这种生死抉择。”

我猛然意识到，我的父母也是医生，虽然那座城市还没有报告“非典”病例，但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并可能面对同样的危险。那一刻，我心中有什么轰然坍塌。

那个春天，多位医护人员因抗击“非典”殉职；那个春天，医护人员被称为“最可爱的人”。事实上，我从不认为某种职业具有天然的优越性，相比其他职业更接近崇高与神圣。我见识过庸医，也曾被老师误导。在那个非常时期，对于很多医护人员而言，坚守岗位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正如那位大学生的父亲所言，从业30多年，绝不能愧对“医生”这个称号。

这位医生一定无法接受，10年之后，人们再次提起这个职业，首先想到的不是救死扶伤，而是红包、回扣、医疗纠纷……新闻报道中，医生和患者似乎已经势如水火，即便我们平常所见未必如此。

一些媒体对负面新闻的刻意放大和渲染，让很多患者在步入医院之前就不自觉地提高了“警惕”。信任缺失，导致医生的诊断屡遭质疑，为了免责，医院增加检查项目和签字环节，这在无形中增加了诊疗成本，引起患者不满。

抗击“非典”的领军人物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时曾说，10年来，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社会、公众、政府及媒体对医务人员的偏见。很多问题本是体制造成的，最终却将医生和患者推向了对立面。

10年，就像一个轮回。这个春天，当雾霾散去，风沙平息，我们终于可以摘下口罩，甜蜜地亲吻，畅快地呼吸。只是，医生依旧身处困境。类似的困境也同样困扰着我们普通人，没有人是旁观者。

在做本期“特别报道”时，我们邀请了几位医生讲述他们在执业过程中的见闻和体悟。这本是一份普通的职业，讲求医者仁心。医生可以卸下光环，但不应背负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