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2013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说出此话后，引起舆论一片沸腾。

有媒体认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彰显中央反腐决心”；有媒体评价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虽晚犹贵”；有媒体进而设问：“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可否先试官员房产信息公示？”“谁该负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反腐败的过程，既是查办案件的过程，更是制度建设的过程，特别是对权力的制约乃至制衡的过程。正所谓，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当是今天我们反腐攻坚最大着力点。”

这是因习近平再次谈及“权力”而得到舆论的热烈回应。

早在2010年9月，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发表的讲话中提到的“权为民所赋”便曾激起舆论热议。

回溯近年来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难发现，伴随着党的反腐斗争之路，党的权力观也在与时俱进。

权力观源自反腐败

“党不是一开始就讲权力观问题的。回看以前领导人的讲话，都是从腐败问题来讲权力问题。随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党内干部的腐败现象开始突出起来，这就为党提出了针对领导干部权力的问题。”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对于经济犯罪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便对党内有诸多警示。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

“邓小平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连续讲了两手抓，但他没有专门讲权力观。在党内腐败现象刚刚开始时，党还是把问题看做少数干部的思想在开放环境中受到侵蚀变化的结果。”蔡霞说。

回溯历史会对此有更深的理解。“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多少会习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权力。因此当领导干部出了问题，都被认为是思想意识的蜕化变质，而不会质疑权力本身。”

这一特点在其后十数年依然在延续。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执政和权力的问题愈发突出。

在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强调“决不能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

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其后一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这便是为期3年的“三讲教育”。

2002年1月25日，第十五届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江泽民发表了题为《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的报告。

报告强调：“对领导干部来说，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为了让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报告认为“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问题”，“必须加强学习，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思想上、行动上、作风上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增强公仆意识，自觉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并将此视为“一个加强党性修养的问题”。

新旧交织的探索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一报告，是党的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以权力观为主题的报告。这本身便反映了党对于权力的认识正在与时俱进。

事实上，除了强调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和党性修养等问题外，报告亦展现出对权力运作规律的探索。

比如，报告提出，“要进一步健全选贤任能的机制和完善干部考察、评价、监督、激励的科学机制”。

在探索初期，党对于权力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

报告中提到，“要进一步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真正从体制和制度上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

“当时更多谈及的是权力怎么使用的问题。”蔡霞说。在她看来，权力运作机制是环环相扣，权力的使用只是各环节中的一个。

这一特点在此前一年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也能看出。这个决定对权力问题多有涉及，如提到“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拓宽民主渠道，依靠广大群众，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监督之下”，“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是防止以权谋私的根本举措。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行为”。

在谈到“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的问题时，报告强调“必须围绕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这个根本问题，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2000年，在十五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江泽民强调“对领导干部工作时间内的表现要监督，工作时间以外的活动也要注意”。

“8小时之外的监督是拿制度监督人。从权力运作规律讲，监督的对象应该是干部手上的权，监督应跟着权走而不是跟着人走，跟人走永远是变动状态，把权力非人格化才能够约束好。”蔡霞说，“当时新旧交织的特点很明显，因此这也代表着党在一个时期达到的水平。当新问题撞击时，旧的思维方式会束缚我们。一方面党在努力挣脱旧的羁绊，另一方面又深深地被其所影响。”

从重教育到重制度

2003年2月18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研讨班结业仪式上讲话。他说，“对领导干部来说，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真正形成并永远坚守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和革命品质，特别是要解决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问题。”

除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外，党也再次将“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作为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明确提出。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一天之后，十六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发布公报，体制制度建设成为公报的重要内容。公报提出，“创新体制机制制度，推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工作”，“健全制约监督机制，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

“前一个讲话，还是强调了干部个人思想道德教育的问题。而后一个公报，则讲到权力运行机制的问题，这是从技术上而不仅仅是思想教育上解决问题。”蔡霞说。

就是在这些年间，“制度反腐”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

2007年，十六届中纪委七次会议上，胡锦涛强调要“从关键环节入手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并详细剖析了实践这一目标的几个关键环节，包括建立科学的权力配置机制、建立规范的权力运用机制、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建立严密的权力监督机制、建立完善的腐败惩治机制。

2010年，在十七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胡锦涛再次提出要加强四大制度建设，即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建设、监督制度建设、预防制度建设、惩治制度建设。

“权力观不仅是个观念问题，而且是个制度问题。权力观正确与否突出表现在权力怎么用，在这个问题上，党过去侧重于教育，而从此时开始，侧重于权力机制和体制的思考。”蔡霞說。

权力运行的前提

蔡霞认为，这一时期，党对权力制度建设的认识仍在完善过程之中。

在上文提到的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研讨班结业仪式上讲话中，他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蔡霞说，“这里面涉及的权力机制问题是，权力向谁负责，权力怎么用。”

纵观此前数次中纪委会议的讲话，制度建设也集中于运用、监督和惩治等环节。

“实际上我们党一直在建规范用权的制度。一方面我们在建制度，朝这个方面走，另一方面，已经出台的制度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因此问题就是，机制、制度怎么才能有效果？这不光是制度建设的问题，还有追根溯源的问题：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权力是谁给你的？干得不好要不要把你的权力收回来？”蔡霞说。

蔡霞认为，讲清权力来源，是解决权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这一问题在2010年得到回答。2010年9月，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发表了题为《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说，“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习近平的这句话很好，体现了党对权力的思考更进了一步。权力有其客观规律。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重视思想教育到如今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完善，这是党随着实践中矛盾不断凸显而不断往前走。”蔡霞说。

“权为民所赋是权力运行机制的大前提，这个前提建立了，后面的制度建设阻力就会小得多了。而再往下，还需要机制去体现落实权为民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