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思尧 陈文炳

一个很偶然的机缘，笔者有幸认识了年逾七十的陈淑媛（莫耶）亲弟弟陈文炳先生。陈老自幼赴兰州跟随大姐莫耶读书，感情极深，得知笔者正在整理莫耶资料，将其大姐日记慷慨赠阅。时人只知《延安颂》，却不知这是出自时仅20的莫耶之手，更不知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因她另一篇作品《丽萍的烦恼》而被历史刻意掩盖。花环与荆棘交替戴在莫耶头上，历史似乎和她开了个玩笑，留给后人的却是未尽其才的无限扼腕。笔者依据陈老所提供的珍贵日记并参考莫耶同事日记及回忆文章，将莫耶命运转折点——《丽萍的烦恼》检讨会进行了梳理，还原那段历史，也为纪念那一代人执著且无悔的青春。

1940年至1942年春，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旨在回归鲁迅精神的风潮，批判揭露边区残存的不合理现象成为风尚。这股风潮波及到了远在抗日前线的晋西北，晋西北文联也号召作家写揭露边区病态落后的作品。受此号召，时任文联理事的莫耶掘取日常生活中的典型素材，写下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1942年3月发表于《西北文艺》。

仅20出头的莫耶，自然不会察觉此时边区整个文艺生态已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延知识分子与中共早已度过了她写《延安颂》时的那段蜜月期，他们不单通过公开张贴墙报、举办讽刺画展及上演话剧等种种激烈的方式鞭挞不合理现象，还在党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大量尖锐辛辣的“鲁迅式”杂文，其中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影响犹大。基于妥善引导处理“暴露派”抨击边区“黑点”的现实需求和中共文化建设的深层次需要，使得中共对文艺界的整顿规训势在必行。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对于知识分子高举的“鲁迅”旗帜（“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毛泽东在会上也进行了重新界定和阐释：

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

随着延安文艺的转向和整风深入进行，与丁玲《三八节有感》发表时间相近（仅隔一周）、思想倾向相同的小说《丽萍的烦恼》，对其批评的声音渐趋占据上风。《抗战日报》在6月11日、7月7日连续刊登两篇批评性文章《偏差——关于〈丽萍的烦恼〉》和《与莫耶同志谈创作思想问题》，后一篇更认为该小说是“一篇含有小资产阶级偏见和歪曲现实的作品”，“是晋西北学风文风中的一股阴风”，措词十分严厉，斗争陡然升级。莫耶对第一篇文章匆匆作了回复后，便奉命踏上了从陕北绥德回晋西北的归途。路上同事老叶郑重地告诉莫耶，前方政治部捎来话让速回晋绥开《丽萍的烦恼》的检讨会。在绥德时还幻想着这次有机会回延安看看当年学习生活过的地方，上面匆匆把她调回，而且还要开检讨会，年轻的莫耶心里有些委屈，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什么检讨会，也许就是斗争会，于是我心里泛起了一缕淡淡的哀愁。我想，我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努力工作的，听到的都是赞扬声，我没有受过一次批评，难道因为写了一篇小说就要开我的批评会吗？

然而年轻的心终究是乐观的，更何况是开朗坚强的莫耶呢？她转念又写道：

回去就回去，我要是表示不愿回去，是不是会让别人以为我是害怕呢？不！我从来没有表现过软弱的。就是斗争，这是革命队伍里的斗争，我要勇敢地迎接它，听听别人到底有什么意见也好啊！

莫耶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巨大的风暴在等着她。

9月9日，莫耶回到山西兴县石岭子村。刚一进村，她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宣传部柳部长，想了解被调回来的原因。柳部长一见莫耶进门，高声打着招呼，十分热情。但莫耶还是明显看出这位老熟人笑得比较勉强，柳部长似乎知道了什么，又极力隐藏着什么。两人坐下闲聊了一会儿，柳部长便主动说起了即将召开的检讨会。他告诉莫耶，这场检讨会是甘泗淇主任应有些干部要求召开的，接着具体谈了他对这篇小说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丽萍的烦恼》揭示的现象，他完全表示赞同，并表示事实上这种现象比小说中反映的还恶劣的也都有，但在写作方法上有些不当，所以引起了争论。对于批判莫耶所用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意识”这一政治帽子，柳部长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莫耶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小资意识只是残余，应该只能算作未把握住立场，总体而言，“这不过是思想问题，并不是组织问题，更不是政治问题”。临末柳部长再次宽慰莫耶，让她努力工作，不要有思想包袱，并让她对近年创作情况作一总结，届时他将在会上向大家报告，让更多的人了解真实的莫耶。柳部长的一席话让原本有些忐忑的莫耶心服口服，心情轻松许多。

9月28日，莫耶的同事高鲁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

伊杨（杨朔同志）到一二○师政治部开座谈会了，会议情况十分紧张。莫耶同志写了小说《丽萍的烦恼》，赵戈同志和晋绥军区保卫部的李科长发生了争执。莫耶的态度很好，这是她的一个进步，是她在1942年以来最大的进步。

这场有杨朔参加的座谈会实际便是《丽萍的烦恼》检讨会。高鲁寥寥数句，将当时会议情况作了简单记载，已足见此次会议的一波三折。而残存的莫耶日记中则详细记载了会场里的惊心动魄。

这天天气很好，莫耶背着黄色军挎包，一路有说有笑，和同志们一起前往石愣子去开“丽萍”的检讨会。她后来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矛盾心理：

我笑得那么开朗，像是去开空前热闹的盛会，周围的人一定会奇怪地想：“这是要斗争她的会呵！为什么她那样不在乎？！”在我自己默默地走着时，我也会想到，我是开这会的中心目标呢！人们会用各种眼光来看我的，这的确是难堪的，这是一种耻辱！不！我不应该这样想，这是我个人锻炼过程的一个关键，是我与自己旧意识斗争的重要的一次，我要勇敢地迎接它。我一生是倔强惯的，我从出娘胎到长大，便闯过了重重难关，我走到了自己想走的路，我不怕，对任何困难我要大胆地跨过它。想到这里，我笑了，是的，我应该显示出我愉快乐观的性格，于是我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

参会的人多得连门外都挤满了，迎着众人复杂的目光，莫耶坦然走进会议室，夹着笔记本和一些熟人打招呼。这些平日里的同事好友是那样的不自然，莫耶反倒笑了，她心想：“你们看我吧，我比你们还坦然呢！”打过招呼后，她找到主席台边的一张桌子坐下，摊开笔记本，工工整整地写下六个字：“丽萍的检讨会”。写完后，莫耶开始环视四周。在她桌子近前坐着甘泗淇主任和柳部长，对面则坐着几个听说对这篇小说反对最厉害的工农干部。忆及甘主任的一贯关怀和回来时与柳部长的畅谈，莫耶略感轻松。而一想到小说中对工农干部的讥讽，她心中又有些打鼓。“要来的都来吧，我迎着它！”她在心里默默地念着。

批评开始了。刚开始发言的一些人仍然沿用一贯的调子，批评莫耶的小资立场和意识。等到保卫部的李科长发言时，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他带着极大的阶级成见，联系莫耶的出身将这篇小说定调为“反党”，认为莫耶是借小说蓄意搞破坏，由此全盘否定莫耶在文艺战线上作出的贡献，气势汹汹地宣称要检查莫耶的全部工作。保卫部领导措辞严厉的“定性”，使得会场一时噤然无声。这时，莫耶在报社的同事赵戈坐不住了，心直口快的他大声回敬了一句：“一篇小说能这样批评吗？！”其实，细心的赵戈早就注意到保卫干部亲临文艺研讨会督阵这一反常现象，而且会上发言的多是“大老粗”，作为“内行”的文艺工作者反而寥寥无几。眼见对小说的评判不从文学艺术出发，反而上纲上线粗暴对待，他挺身而出，从文艺工作者的角度阐释了对这篇小说的看法。他从创作方法的错误谈到世界观的改造，认为莫耶是创作方法上的错误，言下之意此属“思想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莫耶所在报社的社长欧阳山尊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有着丰富阶级斗争经验的李科长自然能听出弦外之音，在他看来赵戈和欧阳山尊的发言与大会预定批判目标及方向相违背，于是猛一拍桌子：“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冲淡了今天大会的政治气氛，转移了今天大会的斗争目标，我禁止你们发言！”耿直的赵戈一下就火了，他也拍案而起：“你说的不对！我是无产阶级，我爷爷是工人，我父亲是工人，我也是工人！你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你能以无产阶级自居？！”李科长受此顶撞，不由得勃然大怒：“你这是造反！把他给我捆起来！”随着李科长的这一声怒吼，作家杨朔站了起来，很同情地看了莫耶一眼，匆匆走出会场。还显稚嫩的莫耶以为这位大作家是被“吓”走了，而多年之后赵戈碰见杨朔提起此事时，杨朔才说出实情：“我的离席是对那种粗暴现象的不满，即使对敌人，‘恐吓和辱骂绝不是战斗，对待自己的同志，又何苦这样呢？”

或许杨朔当场离席这种无声的抗议起了一定作用，会场气氛稍微缓和下来，批评仍然继续。后续发言的不少同志基本上仍延续李科长的调子，将小说中的人物等同于作者本人，怀着阶级成见激烈批判。面对昔日同志的严厉苛责甚至谩骂，莫耶平静地记着他们的意见，心里默默地想：骂得对的我接受，骂得不对的甚至过火的，这是你骂错了，这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你这种看法也要批评呢！

在与会人员发言完毕后，莫耶开始发言。她从感谢同志们的批评帮助说起，并对创作这篇小说的出发点（即有一定偏激情绪）进行了检讨，然后又说到自己如何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上前线努力工作，说着说着不禁哽咽起来。她想起自己从小反抗封建伦理，历经艰险投奔延安为的是追求真理、抗日救国，工作废寝忘食，现在就为一篇小说要否定她的全部，感情上一时很难接受，觉得太过委屈。但最后，莫耶还是忍住了几乎夺眶而出的泪水，她坚信自己所作所为无愧于心，理直气壮地要求大家检查这几年来她的全部工作。待莫耶发言完毕后，甘泗淇主任为大会做结论。他总结了《丽萍的烦恼》存在的不当之处，但同时强调了莫耶同志几年来在艰苦环境中为革命工作付出的努力和汗水，认为这应是她无意走错了路，不能以偏概全，并要求莫耶吸取教训，今后更加努力地工作。

在甘主任的关爱和战友的仗义执言下，有惊无险的检讨会顺利结束了。值得一提的是，会后第二天，甘泗淇在司令部专门摆下两桌酒席，让莫耶和会上批判很严厉的李科长等一干老干部握手言和。甘主任的良苦用心和老干部们的宽容大度让莫耶感动莫名，但轰然前行的历史大潮很快卷没这段人性化插曲，这篇小说作为“政治污点”为莫耶以后的生涯带来了无尽的磨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四十几年后，年逾花甲的莫耶在新时期的春风里，重温失而复得的日记，面对当初稚气的语言和对检讨会的详细记载，不禁感慨万千，在日记扉页深情地写下：

当我看到那些用各种颜色写下的各种批语，看了后不禁让我好笑。现在我也已进入晚年，深感党当今肃清左毒，是多么重要的英明措施呵！

（选自《文史天地》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