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响

“寻虎穴，敢怀疑，作预算；找矛盾，搜材料，跟踪追；大会压，小会挤，个别谈；集兵力，即时间，攻堡垒；劝家属，除顾虑，四面攻；分群虎，先打弱，后攻强；有勇谋，内外攻，破同盟；先坦白，后点名，再检举”。在“三反”运动的高潮中，广州市府秘书厅编出了《打虎三字经》以便在群众中宣传，这首顺口溜形象地总结了“三反”运动的过程和特点。

毛泽东感到，“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在答复福建省委办公厅的询问时表示：“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2月31日，毛泽东讲到三反运动的标准：“‘发烧发热，上吐下泻，否则火力不够。”“办法就是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比作战还紧张。还有就是限期发动，点名反省，放手发动群众，成绩就是要交数字，要大的，越多越大越光荣，应有尽有。”

1952年初，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三反”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动起来了。意义也超越动员战时经济的范畴，向“纯粹的整党行为”转变。沿袭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模式，“三反”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面坦白、揭发和检举；第二阶段“打虎”斗争；第三阶段是核实、定案、追赃、处理。

检举密告 家属揭发

运动初期，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是首要任务。检举形式多样，既有大会上公开指控，也设立密告箱匿名举报；既组织单位内部揭发，也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北京市4天时间就召开各种群众大会300多次，座谈会2000多次，访问市民家庭7000多户，直接受到宣传的人数达30多万，通过宣传和动员，工作组等部门收到的坦白材料和群众检举材料共计10986件；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在各区中心地点设置48个检举箱，大多设置在繁华路口，各大报刊广而告之，以便市民就近检举控告；福州市委、市政府分别设立群众接待室，在邮局设有专门举报箱，检举信可免费邮寄至此。

通过报刊、广播、民主墙报、入户动员等形式，“踊跃检举即革命热情”这种理念被广泛宣传，即使检举有误也基本不须承担责任，群众被发动起来，各地区的检举信箱和接待室都有超出预期的收获。

最有效率的是亲人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揭发。据华东军区党委的报告：“检举批评者，由一般干部至警卫员、小灶炊事员、司机、参谋、干事，他们知道很多底细，许多是首长不愿检讨反省的事，皆赤裸裸地被揭发出来，有些女的再度揭发自己的丈夫。”《解放日报》报道：“由于领导亲自动手，替群众撑腰，群众性反贪污斗争的热潮日益高涨。上海机务段家属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刘海英，耐心说服他的丈夫赵必玉向组织上坦白了贪污罪行；上海建筑段的青年团员翟金棠勇敢地检举了他的贪污父亲翟文显。”1952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中学及中学以下学生也要参加“三反”，一是坦白是否贪污过捐款、团费、会费，偷拿过学校公物，二是检举自己家长的贪污行为。

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成为学生的攻讦焦点。1952年1月，李富春在《关于中国科学院三反运动的情况报告》中提到：“关于住房、汽车、暖气等问题，首先在党团员中说明这是政府批准的，不是浪费，更不是贪污。然后，在适当时机向群众说明，以解脱李四光、吴有训、华罗庚等的包袱。”当时海外盛传华罗庚因“三反五反”运动自杀。1952年4月的一天，竺可桢看望吴有训，得知吴有训因为在运动中难以过关，已经买了一条绳子，几次要悬梁自尽，幸亏向夫人倾诉苦恼后才解开心结。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们质问一向受人尊重的吴玉章校长，为什么专门住一所房子，有专门的医生、护士和厨师，冬天取暖还有专用锅炉，等等。校团委书记李新解释说，这些都是按照中央和政务院的规定由政府提供的，吴老从没有超出规定的要求。还有人问吴玉章冬天吃西瓜是不是太特殊，李新解释这是因为吴老有脱肛的毛病，吃西瓜是为了通便，吴老的大外孙女婿在广东工作，每年冬天都要买些西瓜送给他，这里面既没有贪污，也没有浪费。学生这才作罢。

主动坦白 人人过关

1952年2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分子的领导职务也应撤销，其中一些还应开除出党。”有人担心许多基层部门反贪污可能造成干部全体垮掉，毛泽东说：“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资产阶级堡垒不垮，我们共产党就要垮。牺牲贪污分子和牺牲党与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检举热潮掀起后，所谓“有枣没枣打三竿”，无论是否“中枪”，各单位自上而下，都要主动坦白，人人过关。1952年1月8日，公安部的报告说：“各个单位这几天实际上都停止了一切工作……每天开会开到大半夜，有的单位群众自动要求通宵开会，群情激奋，空气紧张……火力十分旺盛，出现了公安部机关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热烈的群众运动。”在华东军区，“有问题的忙着反省，不能吃饭，睡不着觉，说梦话。其余干部忙着开会”。有人“从人丛中上台，从衣袋中拿出金镯等公开坦白他几年的贪污情形”，“有几个贪污分子当场坦白，痛哭流涕，或痛责自己无知，或追悔自己陷入泥坑”。

天津由于抓出了刘青山、张子善，开了全国惩治贪官之首，当地的“三反”运动成为全国关注焦点。天津地委安排四分之三时间搞运动，四分之一时间做正常工作，部分机关完全停止工作专门搞运动。原地委副书记马庆云坦白，对刘青山、张子善搞的机关生产大部分是知道的，并且接受过刘青山送给他的钱物。马庆云深知自己的罪行严重，要求领导免除其职务。他一共做了三次检讨，直到第三次才通过。原地委组织部长朱丰坦白了自己的贪污罪行：张子善给过他一件雨衣、一双皮鞋、两件背心。前后收受刘青山、张子善给他的所谓机关生产分红200余万元。专署副专员刘浩主动交代接受过皮鞋、大衣、手表、钱包、雨衣、雨伞等物品，还有补助80万元，并希望省委给予应得的处分。

1952年1月20日《新疆日报》文章指出，“应使坦白交代成为竞赛运动。各单位应将‘三反特别是反贪污斗争作为唯一的中心工作”。新疆军队出身干部占主导地位，在运动初期表现积极，“犹如战场上请战一样充满了血性”。南疆4个专区129个党员中，被开除42人。这使本来就缺乏干部的新疆地区人才荒更加严重。运动的目的之一是反官僚主义，但由于退赃、折算、复查，需要的人手越来越多，不得不增设“运动型”干部岗位，反而使官僚机构不断膨胀。

打虎战役 集中轰炸

1952年1月23日，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求“每一部门，每一地区……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1952年2月，“三反”运动的重点转入清查和打击严重的贪污分子阶段，即集中力量“打老虎”。各部门各地区开始做出打虎预算，数量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把指标向下级单位层层分配。如打虎数量不多，毛泽东表示“其负责人一定有问题，不是思想右倾，或方法不对，就是自己是贪污犯”。当时新中国法制尚未健全，在这样的运动规则下，各单位争先恐后，互相攀比；派系斗争、私人恩怨也借运动之名张目，逼供冤假错案时有发生，“畏罪自杀”则难以统计。

各地纷纷成立“打虎队”，地方上提出口号：“要当景阳冈上打虎英雄，不当华容道上放走曹操的关公”。“打虎队”最常用的手段是“大会压小会挤”，会上施展“三宝齐放”战术。所谓三宝即火力、材料、政策。群众在会上把贪污嫌疑分子团团围住，施加压力，这被叫作“火力”；对象不坦白，就向他抛出已掌握的材料；同时反复说明党的坦白从宽政策。三宝齐放的要点是连续轰炸，一个打虎队员回忆道：“我们当时还有一个战术叫作‘磨盘战术，意思就是说，我们组织很多人来攻击一个人，当时我们都是年轻力壮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大家轮番对这一个人审问，不让他睡觉，非得让他说出贪污了钱不可，记得有一回一个人被我们逼得竟说自己贪污了两火车皮的黄金。”天津汉沽运输公司让“虎”立在中间，四面都放桌子，互相叫“虎”，让“虎”转头。上海天丰造纸厂群众对大贪污犯王克勤（业务科主任）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死要活，赶快决定。”在打虎队具有充足的弹药（材料）和群众声势浩大的围剿下，王克勤从数千万坦白到一亿一千六百万元。

由于抓出的“贪污分子”数量越来越多，需要进行及时处理和审判。1952年3月，政务院通过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正副审判长由机关首长担任，审判员吸收三反运动中的群众积极分子、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人民法庭有传讯、逮捕、扣押、释放并判处机关管制、劳役改造、有期徒刑、死刑等权力”。这些临时法庭的组成人员往往欠缺法律知识，不了解审判程序。著名学者王世襄曾入冤狱十四个月。起因是他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教育部派到平津地区追回被日本人掠夺的中国文物，有人认为“国民党大员没有不贪污的”，王世襄被当作大盗宝贩关押，受到夜以继日的疲劳轰炸、大声恐吓，戴手铐脚镣，单独囚禁等。王世襄接收的三批重要文物故宫均有清单列出，可以一一对照，由于确实没有证据，公安局将他释放，但故宫博物院将他开除了。1957年，王世襄在鸣放会上提出“三反”运动不应该大搞“逼供信”，结果被打成右派。

刑讯逼供 自杀成风

曾志时任中南局工业部部长，负责该部三反运动。她回忆：“工业部系统‘三反工作，同其他部门大同小异，搞极左那一套，采取延安整风‘抢救运动那种方式，比如开群众大会、点名批判、搞逼供信、吊打关押、威胁利诱、车轮战术等，无所不用其极，天天开群众大会，夜夜开小会，被斗的人晕头转向，精神受刺激，身体被拖垮。而参加批斗的同志也疲惫不堪，颇有怨言，搞得人心惶惶的。我参加了几场‘打老虎大会，都是大轰大鸣，不重调查，不实事求是。我们宿舍在工业部大楼，有时半夜三更听到楼下的办公室内‘打老虎，犹如鬼哭狼嚎，我实在听不下去，跑下楼严厉制止。”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批转中共上海市公用事业委员会关于在三反中进行复査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写道：“最普遍的是打耳光、拳打足踢、罚立、罚跪等，比较严重的是跪三角铁，灌冷水，在雨中淋，剥去衣服在冷风中吹、用枪柄殴打，用皮鞭抽，疲劳审阅，做肉梯子、立高凳、用枪威胁贪污分子自杀等，使用得最普遍的是把贪污分子关在老虎笼内，像枫林桥保养场把贪污分子关在木壳车厢里，并施以种种精神虐待、恐吓威胁，再加营养不良，睡眠不足（每晚只准睡五小时），好多人放出来时，面孔浮肿，有的患了胃病，吐血，严重损害了健康。有打虎队员用枪柄把贪污分子打得头破血流，用实弹的枪指着贪污分子，以此恐吓他，更严重的是把贪污分子作为练拳对象，对准胸膛打数十拳，险些把肋骨打断，即使领导指出这样做是不对的，还是阳奉阴违，私下里继续做。因此好多人被打得患了重病，从打虎队出来后，请假数月，才能恢复工作，有的病到现在，尚未痊愈。”

甘肃省八大专区在三反运动中也出现了“逼供信”行为，其中最严重的是庆阳分区的镇原县，用轰、拉、打、踢、冻、站雪地等34种刑法，致使全县18人自杀，11人已死。福建南平专区用“跪沙子”、“车轮战术”等方法逼供，致使11人死亡。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打虎队依靠肉刑甚至用火筷烙手，致自杀者9人，“其中上吊者5人，刀割者3人，跳楼1人，已死者3人，未死者6人。”淮北盐特区总共955人，打出大小“老虎”282只，被施以肉刑逼供者就有218人。经复查，282只“老虎”均不能成立，一部分根本就没有贪污问题。

据甘肃省在1952年9月份总结，“三反”运动中自杀已死者共有65人。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1952年7月统计，因“三反”而发生的自杀身死者323人，未遂者440 人。实际人数远不止如此。仅上海水山区公安局就统计出因“三反”畏罪自杀者90人，工业部所属十一个工厂及纺管局所属各厂不完全统计，也有自杀者66人。1952年3月13日至3月23日，十天时间就有60人自杀。上海自杀者多选择跳楼，这群人当时被称为“伞兵部队”，如跳黄浦江被水冲走，死不见尸则易被判定为负罪逃亡，家属就要遭殃。

自杀者并不都是有重大罪行难逃死刑，更多的是在极度恐惧之下精神崩溃。如某宰猪场员工王根桃、姜孝岩，“三反”开始被怀疑有偷窃猪油、集体贪污嫌疑，在隔离期间自杀。沈阳市电车厂就有两个20多年工龄的工人，因为自己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而自杀。甘肃省敦煌县贪污分子赵某因为承受不住多次追逼，便虚报贪污数字并说赃款藏在其岳母家里，运动领导者未加思考，便到其岳母家索要，致使赵某之岳母跳井。

轰轰烈烈 数字虚高

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及打虎战役，至1952年三四月间结束，六七月间定案和追赃工作告一段落。10月18日，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向中央递交了《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写道：“‘三反运动中全国打出一千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最高数为二十九万二千多人，现在剩下十五万五千多人，减少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东北区老虎下降最少，约百分之三十一，华东区下降比例最大，为百分之八十三。”“由于追算时间过长，折算标准不统一，折价过高而成为老虎的约占百分之三十三，小贪污打过头而成为老虎的约占百分之四十七。由于对贪污界限不清，把公私不分、失职、浪费和有政治问题的人算成老虎的，约占百分之十五。根本没有贪污，完全打错了的约占百分之五（河北最高，占百分之十点五四）。”

谈到遗留问题，安子文写道：“最近这一时期中，因贪污问题受行政处分或刑事处分的分子，上诉或控告的很多……有相当一部分提出被原来所在的机关开除，现在生活无着，要求重作处理……此外，有少数人因肉刑逼供而致伤残，对这些人应以十分关心的态度给予医治和调养。”报告同时承认：“根据现在的情况看，不可能用很多时间，十分细致地来进行一次普遍的‘复查。”事实上，许多错判案件直到1978年之后才平反，甚至始终没有得到说法。曾志在回忆录中写道，“三反运动”想起延安的“抢救运动”。“我是过来人，被‘抢救过，我深深体会到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决不可能实事求是，许多被批斗的人是冤枉的，没有亲身经历的人，绝对体会不到那种切肤之痛。”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