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位声誉卓著、成绩斐然的学者，同时又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位正气凛然的民主革命家。

黄侃字季刚，自号量守居士，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4月3日生于湖北东部的蕲春，从小就接触经史子集，清末到日本留学，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小学，精通文字、音韵、训古，兼通经学、文学与史学等等，是章太炎众多弟子中最有成就的一位，继章之后成为又一位国学大师，与章齐名，世称“章黄之学”。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前夕，他到武汉投身革命，在《大江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时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奇崛豪壮，热切地呼吁革命，影响巨大，轰动一时。辛亥革命后，他潜心学术，献身教育，先后任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与南京的中史大学、金陵大学等高等学校的教授，弟子遍及全国，有成就的很多，世人戏称他们为“黄门侍郎”。

黄侃在学术界与教育界颇具声望。但其人有一特点：性情高傲，心急口直，不能容物，极易发火，尤喜骂人。与他同为章太炎弟子、后又曾一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作人说：“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他甚至看不起唐、宋以后的古代学人与著作，只信奉汉、晋以前的八九部经典著作，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与《昭明文选》，再加上《文心雕龙》，因而当时学人戏称他为“八部书外皆狗屁”；他更看不起当代的许多学人，常常对他看不惯的人和事痛斥怒骂不遗余力，时人称他：“黄以国学名海内，亦以骂人名海内，举世文人除章太炎先生，均不在其目中也。”

但是，近来我们在阅读黄侃的传记史料时，却发现上述的传闻与记载虽并非毫无根据，但可能失之偏颇。因为黄侃在待人接物中，虽刚肠烈性，书生气十足，但还是有他的原则性与人情味的。如他与刘师培的交往，他对刘师培的态度的前后变化，就是典型的一例。

刘师培，字申叔，又字子祥，1884年生（清光绪十年），江苏仪征人，是清末民初一个著名的复杂历史人物。此人出生于一个四世传经的书香门第，国学深厚，和章太炎齐名，世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但在政治立场上却前后多变：早年曾投身民主革命，后又醉心于无政府主义，尤其是晚节不足训，先卖身投靠清两江总督端方门下，后堕落为袁世凯帝制“筹安会”的成员。黄侃自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在日本东京章太炎住处结识刘师培，至1919年（民国八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病故，与刘师培前后相交十二三年，黄侃对这位比自己年长仅两岁的“同龄人”的态度，前期与后期不同，学术与政治分开，其态度颇为后人称道，成为当日学林的佳话，在今天也仍有启迪意义。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黄侃年方22岁，到日本东京求学，师事章太炎，在章处结识了刘师培。当时刘师培是一位享有盛名的革命志士与国学奇才，与章太炎关系甚密，常与章在一起谈经说文与策划革命。黄侃对刘师培的革命业绩与满腹经纶十分钦佩，再加上他们的学术途径与见解相近，即都笃信古文经学，喜爱《左传》，而反对晚清以来龚自珍、康有为等人倡导的公羊学派、今文经学，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黄侃不久觉得自己在经学上不及刘师培，就改朋友为师徒关系，对刘师培以师礼敬之，真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黄侃因母病重，离日回国，与刘师培分别，但是他们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黄侃仍向刘师培请教学问，刘师培也数次去信向黄侃问候。黄侃后来在《先师刘君子祥奠文》一文中回忆道：

丁未之岁（指1907年），始事章君，授之请诲，亡命日本。因觏之子，言笑欣欣，齿虽相若，道则既尊。我归奉亲，深山晦遁，尤蒙素书，时相存间。

他们这分别就是七年多时间，直到1915年（民国四年）初才相会。

在这7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但中央政权很快就落到了袁世凯手里。袁上台后就处心积虑地图谋复辟，帝制自为，黄袍加身。

而在这7年中，黄，刘二人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

黄侃在武昌起义前后曾一度投身革命，并曾在武汉《大江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时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轰动一时；民国建立以后，由于失望而对政治失去兴趣，到北京大学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

而刘师培则经历变化更为复杂，先从民主革命者变为信仰无政府主义，后又投靠清王朝，在辛亥革命后曾一度被革命党人逮捕，经章太炎等救援获释，后辗转逃到北京，被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收容。

当1915年初黄侃与刘师培在北京再度相见时，黄侃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刘师培则任袁世凯政府的参政，但主要是在家从事学术著述。两位近代古文经学的巨子又在一起切磋学问。刘师培以其精深的学术造诣再次使黄侃倾倒。钱玄同曾有文述及当时的情况：“申叔出其关于《左传》之著作示季刚，季刚读之而大悦。”

但不久，刘师培再次在政治上堕落。1915年8月，他被袁世凯帝制活动网罗去当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的成员，起劲地为袁世凯登上皇帝宝座而摇唇鼓舌。刘师培想拉黄侃等一批文化、教育、学术界人士出来为他捧场。有一次，他约请了黄侃等数十名文化、教育、学术界名人聚会。会上，刘师培又一次鼓吹帝制，希望黄侃等人响应支持，以壮大“筹安会”的阵营。到会的大多数人慑于袁世凯的淫威，又碍于刘师培的情面，不便公开反对，只得彼此面面相觑，默不作声。刘师培原以为黄侃与自己交谊深厚，对自己又极为尊重，届时一定会带头为他捧场。没想到一直与刘师培保持友谊并对之敬若师长的黄侃，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却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与断然的拒绝态度。开始，黄侃对刘师培还“阳应之。语及半，即瞋目曰：‘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说罢拂袖愤然而退。其余与会者趁机随着纷纷走散，弄得刘师培十分狼狈。后来章太炎知道此事后非常称赞，慨叹说：“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得脱！”在此后一段时间内，黄侃“自师培附帝制，遂与绝”，中断了与刘师培的友谊与往来。黄侃反对帝制，坚持共和、抵制“筹安会”的政治态度与不以私情害公谊的磊然正气，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篇章之一。

然而，当袁世凯帝制失败之后，刘师培穷途末路，声名狼藉，病躯沉重，潦倒不堪，黄侃却对他表示了身体上的关心与学术上的敬重。学术虽和政治有关系，但毕竟不同于政治。黄侃反对刘师培的反动政治倾向与帝制活动，“然重其说经有法”，始终尊重其学术成就。不久，刘师培被宽厚的蔡元培收容进北京大学任教，与黄侃同事，黄、刘又恢复了交谊，论学谈文。而且，在刘师培病逝前不久，33岁的黄侃向这位仅比自己大两岁的重危病人隆重地举行了拜师大礼。据黄侃的侄子黄焯教授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丁巳（指1917年），君（指刘师培）任北京大学教授，（与黄侃）相见甚密。君是时病瘵已深，一曰凄然谓从父（指黄侃）曰：“余家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从父伤其无子，强慰之曰：“君今授业于此，勿虑无传人”。君日曰“诸生何足以当此！”（黄侃）曰：“然则谁足继君之志？”曰：“安得如吾子而授之。”从父蹶然起曰：“愿受教。”翌日往，执贽称弟子，扶服四拜，刘君立而受之。

刘师培初以为黄侃的话是戏言，没想到黄侃真是诚挚谦恭地对他举行拜师大札，这使刘师培非常感动。刘将自己毕生研究得来的音韵学秘本送给了黄侃，并与黄侃“谈论左氏之学经有月余，刘尽以其所学告之”。刘师培还向黄侃沉痛地忏悔了自己的一生，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音韵学秘本，今天送给你作为临别纪念，望你继承，传之后代。”应该说，正是黄侃的正直、诚挚、热情唤醒了一颗垂死的心；而黄侃后来学术成绩的发扬光大也是和他向学术前驱的虚心求教分不开的。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病逝于北京，终年仅36岁。黄侃与诸同好经理其丧事。

后来，章太炎听到黄侃正式拜刘师培为师之事，感到奇怪。因为章太炎知道黄侃学问优长，在小学文辞方面还超过刘师培，且性情孤傲，怎么会拜与自己年龄相近的刘师培为师呢？

章太炎于是问黄侃，说：“季刚小学文辞，殆过申叔，何遽改从北面？”

黄侃回答说：“余于经学，得之刘先生者为多。”

原来黄侃是以刘师培所长来比自己所短，因而拜其为师。

刘师培死后，黄侃还念念不忘刘师培在学问上对他的指点与帮助，写下了感情深厚、动人肺腑的祭奠刘师培的《先师刘君子祥奠文》。其中有这样几句：

夙好文字，经术诚疏。自值夫子，始辨津途。

黄侃还经常满怀深情地向自己的亲属与学生讲述称颂刘师培的学术成就，说：

清世经师如孔广森、戴望，皆年三十有五而殁。刘先生亦止三十五所造尤为卓绝。此三君者，皆旷代奇才也。

黄侃对刘师培的态度，充分表现了这位国学大师正直、虚心、诚挚的美好品质。

黄侃于1935年10月8日病逝于南京中央大学。

（选自《辛亥往事》/经盛鸿 著/团结出版社/2011年6月版）

掌故新知之四

爱情之花绽放校园

□ 肖荣华

“两弹一星”奖章获得者陈芳允教授，当时是无线电学研究所的助教。他的爱人沈淑敏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是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组的助教。由于几个所的科研项目需要交叉合作，所以教授们经常有往来。沈淑敏在研究蚕卵和幼蚕发育时碰到一些难题，陈芳允得知后，主动帮助她做蚕子和幼蚕在超高频电磁场下发育变化的实验。时间一长，科研实验成为他们爱情的桥梁，后来还真变成幸福美满的一对。因工作结缘的还有一对。1939年，28岁的娄成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植物学专业学位回国，来到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组任研究员。第二年，西南联大生物系毕业生祝宗玲也分到生物研究所，与娄成后成为同事。在杨佩松教授的介绍与撮合下，两人的关系很快从友情发展到爱情，结成幸福美满的一对夫妻。后来，所里的人们遇见这对恩爱夫妻总是开玩笑说：“你们俩人一个耕地，一个播种，真是配合默契啊！”

（选自《党史纵横》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