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

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此后又多次提及这个梦想，引起了全国上下乃至全世界的响应和关注。中国梦无疑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足音，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奋斗不已的历史使命。回顾历史，早期共产党人为寻找中国梦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实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越级进化，探索不已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自从国门洞开，西风东渐，各种救国救民的社会思潮与主义蜂拥而至，特别是西方兴起的社会主义于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后，更是引起了得风气之先、深受进化论影响的中国先进分子的热烈反应。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封苏利奇复信中首次提出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跨越思想。民国之初的中国先进分子也曾一度设想，可否直接越过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化弯路”，坐上历史进化序列中的头班车。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无疑为早期的共产党人送来了“越级进化”的崭新目标与现实范本。

——在救亡图存中趋向社会主义。自接受清末民初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演论》中引入的“进化论”以来，中国知识界曾一度以为，按照社会进化的原理，中国当务之急是向西方学习，快步进入资本主义，当发现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资本主义已经被证实有着造成巨大社会贫富差距的弊端，必须用社会主义拯救之，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亦或早期共产主义者，竟然掀起一次对社会主义的集体大合唱，一致认为一直苦苦追赶西方的中国应该明智地规避资本主义的弊端，越过西方的这段“进化弯路”。那个时候的先进分子的“越级进化”心态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坚持认为资本主义阶段必不可少，但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需辅以社会主义，防止社会出现西方式的巨大贫富差距，梁启超、孙中山等资产阶级代表即持如是观；一种则认为不妨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于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在中国第一次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这种崭新的认识将“社会主义”观念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两条进化路径的争论，贯穿了1900-1949年的整个近代史，甚至到了1950年代，新中国最高领导层关于是否还要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的争论，其实质，也仍然是上述两条进化路径的争执。但无论如何，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深受进化论影响的中国先进分子心目中，“社会主义”已然取代“资本主义”，成了新的终极进化目标。

——在思想斗争中接受社会主义。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竞相登场，特别是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一度颇为风靡，早期共产党人中有不少也曾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还曾幻想走改良的道路。而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结合自己所学知识和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开始形成对“社会主义”观念的独特理解，并通过创办刊物杂志如《新青年》、《共产党》、《先驱》等作为宣传自身“社会主义”观念的平台，并与其他不同的社会主义展开论战。正是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思潮论战中，逐渐深刻认识到“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1919年10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也意味着此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的“社会主义”观念正式开始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转变。陈独秀也于1920年秋认识到：“中国的改造与存在，既不采取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也非民主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马格斯（编者注：即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这种论战与实践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也逐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逐步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各自理解上会出现偏差，对一些问题也提不出更好的回答方法，沾上一些旧的民粹主义色彩，但这并不影响在二十世纪前期特别是共产党成立以后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观念的继续探索。

——在实践比较中选择社会主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种理论一旦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被修正或者被放弃，同时开始寻找另外一种理论。实践证明，资产阶级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也早已破产，兴起于各地的工读互助运动和“新村”试验均相继失败；而一战所暴露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劳资矛盾和社会问题，也促使早期共产党人认识到不能走其老路。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对于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的决议的猛省，都极大地震撼和刺激了包括早期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先进分子，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路，并加速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转变。而且在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看来，一种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在1920年的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亚于1848年的德国或1917年的俄国。既然俄国成功地完成了跳跃，中国为什么不行？可以说，1919年之后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通过比较已经开始形成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观念，而且此时的“社会主义”观念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观念，根本区别在于开始把握住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精髓是现实的革命的社会主义。

二、内外竞合，实践不止

毛泽东有个著名观点，即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笔者以为，毛泽东的内外因作用论与当代竞合战略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竞合战略就是指竞争与合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通过合作中的竞争、竞争中的合作，实现共存共荣，一起发展，达到竞争合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事实上，早期共产党人正是在苏俄、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开展了内部独立自主与外部积极推动有机结合的实践之旅。

——内部自主奠定了中国梦的实践基础。前文所述，在共产国际等外部力量进入中国之前，早期共产党人已经在薪火相传中找到了中国梦并在思想上、组织上等方面为实践中国梦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准备。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壮大和工人斗争的迅速发展，为中国梦的实践奠定了阶级基础；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十月革命的胜利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的广为传播，为中国梦的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以后，大批先进分子将目光从青年学生为主转向以工农大众为主，并从新文化运动积极转向建党活动，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同时也锤炼和促进了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为中国梦的实践准备了一定的干部基础。1920年夏，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我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毛泽东对此非常赞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以适应战争时代及偌大的改造事业。当时蔡和森并不知道共产国际派代表来中国活动的情况。由上可以看出，即使没有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中国共产党也必将应运而生。即便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后推动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虽然陈独秀很希望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并得到帮助，但实际上，早期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的管控意图普遍存在对抗情绪，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中国共产党人内部一直未放弃过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实践中国梦。

——外力推动加快了中国梦的实践步伐。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与中国对俄国的迷恋相应的，是布尔什维克们对中国的兴趣。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提出“把无产阶级引向世界革命”的号召；斯大林也提出了“不要忘记东方”的口号，进而把帮助东方国家掀起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当作俄（共）布的国际任务。共产国际成立初期不仅在西方领导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十分重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确立了把东西方革命汇合成反帝统一战线的总战略。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并促使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来中国共产党逐步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观点，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伟大任务，创造性地确定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打开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同时也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及世界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当然，恰如前文所述，这其中也充满了双方不同的考量与利益的磨合，共产国际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给中共带来了消极影响，限制甚至束缚了中共的独立发展。

就如同呀呀学语的孩童，早期的共产党人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逐梦过程中，还存在着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认识不足、理论准备不够等不成熟之处，但他们具有追逐中国梦的最活跃的因子，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使命的传承，在越级进化中探索，在内外竞合中实践，不仅一步一步地引领和激励着无数革命先辈，共同投身于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洪流中，抛头颅洒热血，才最终曲折地走出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同时也为现时期共产党人继续探索和实现中国梦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就是要在批判继承前人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广泛汲取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和文明成果，在竞争中敢于创新，不断实践，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