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张东荪是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潮较早最较名的宣传者之一，他因此而受邀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可当他发现自己信仰的社会主义并非归属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时，便又因此而最早退出上海发起组。从此，他便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若即若离、时亲时疏的关系，然总体而言，他是中共所信赖的朋友。

始终是一个非党派者

1917年初，张东荪接任《时事新报》主笔，直至1924年春辞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致力于宣传新思潮，与同是宣传新思潮的《新青年》齐名。1919年9月1日，他又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旨在致力于“改造中国与世界”。至于怎样改造中国，他说必须要“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何谓“第三种文明”，那就是社会主义。

这期间，《学灯》和《解放与改造》发表的颇有影响的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有：《劳动与资本》、《河上肇博士关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的观察》、《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社会党泰斗马克思之学说》、《社会主义两大派之研究》、《社会改良与社会主义》等。他所撰写的文章《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在当时最具典型的意义。

文章说，社会主义发展到马克思，已经具有了“科学基础”，又说社会主义“不单是马克思一人的学说”。马克思专注于物质生活的改造，要推翻“全地球的旧制度”。这种社会主义恰是他所不能认同的。他的社会主义“不是从物质方面破坏现在的制度入手，乃是从精神方面传播一种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新生活法入手，也就是先从打破现在社会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入手”。就是致力于文化运动，让社会主义制度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慢慢地过渡，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这才是社会主义“浑朴的趋向”，也是“唯一的趋向”。

当时的中国，正如瞿秋白在《俄乡纪程》中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正如久雍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至于张东荪所津津乐道的“浑朴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人们也没有时间去辨别，只知是社会主义，是对现行制度、体系挑战的异端。他就这样成为宣传社会主义的著名风云人物。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到北京，通过北大的两名俄籍教授，与李大钊多次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像苏俄那样的政党。据张申府回忆，李大钊当即写信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在上海，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的确比北京激进的多，而开此风气之先的是《新青年》和《学灯》、《觉悟》、《星期评论》三大副刊。维经斯基找到陈独秀，有意通过上述副刊的影响，聚集起一批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青年，成立一个类似苏俄的政党。维经斯基就组党问题与陈独秀多次交谈，参加交谈的就有张东荪、沈玄庐、戴季陶等。在当天的讨论中，维经斯基正式提出中国已到了组党的时候，而张东荪却认为中国不具备建党的条件。张东荪后来谈到此事时也说：“我和陈独秀先生来往甚多，彼时他们虽明知我是赞成社会主义，但在组织共产党的时候却不敢来约我，因为他们亦未尝不知我反对在这样工业未发达的中国鼓动阶级斗争的罢工与怠工。所以我始终是一个‘非党派者。”

这样，在维经斯基召集的组党人员中，他最早退出中共上海发起组。他虽退出发起组，还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却又从不主张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句话，他的社会主义是“温和型”的，而不是主张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这就必然与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分歧，一场思想冲突和笔墨官司也就难以避免了。

陈独秀和张东荪的论战

这年10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演讲，张东荪对此所表现出的热情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更使这些朋友惊诧。他由罗素的演讲而重新审视自己所宣传的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要改变中国的状况，惟有“开发实业”，“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并批评社会主义的宣传是“空谈主义”了。

李达最早发表批评文章，称张东荪是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紧接着，陈望道、邵力子又发表文章。在受到这些朋友的批评后，张东荪又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引述罗素在中国讲演时的话，“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识的有知识，使有知识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点。”这些意见引起老友陈独秀的关注，在致张东荪的信中提出了两个极为实际的问题：“（一）社会的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班人属何阶级，他们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与（获）得比较好的生活？”

针对他提出的“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的言论，陈独秀作出反驳说，这正是他们之间“重要的争点”。陈独秀认为：中国可以用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无需非资本主义不可。“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个世纪也没有希望。”

他不接受陈独秀的观点，长文《现在与将来》，便是他对“社会主义论战”的最终的态度。文章把中国的现状，概括为“四病”交加，即“无知病”，人民没有知识；“贫乏病”，人民多困于生计；“兵匪病”，兵连匪结，民不聊生；“外力病”，外国列强恃势欺凌中国。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实情，遗憾的是他没有深入地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本质是什么。

他认为要根治“四病”，只能对劳动者进行改良，只能“开发实业”，“增加富力”。这就要依靠渐起的“中产阶级”，他称之为的“财阀”。他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除“少数工厂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他们“人数又少，真不能有何势力。”“人民贫乏太甚，求食不得，不能久持。”处此背景条件下，如果高喊“劳农主义”，那必定是“伪劳农主义”。他老调重弹，中国目前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更不可能组织无产阶级政党。

他认为，中国若实现社会主义，是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静待”，只能做这样一些工作，一是普通的文化事业，二是推行广义的教育事业，三是切实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四是协社的实行，也就是实行合作社的方法。这些才是将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基础性的准备工作。应该说这些思想是切近中国的现实，然而，他的主旨思想是取消建立共产党，不同意建立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是共产党人所无法容许的。

中共二大后不久，陈独秀给张东荪去信，提出发展中国实业应该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途径，实际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他看到陈独秀已经正视中国的现实，在回信中又再次劝告这位中共领袖，不要将革命的矛头对准资产阶级，打倒军阀才是时下的当务之急，如果军阀不除，“劳动阶级即把资产阶级完全打败，也是不相干的，还是仍在十八层地狱里么？”

这时，他还将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集中到《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的麾下，公开亮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以表明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分野——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张东荪所追求的是后一种社会主义。

1932年，张东荪发表《阶级问题》，集中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当然，他对共产党的批评，是与谴责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有着严格的区别。和所有的民主主义者一样，他对国民党的不满，远远超过了对共产党的不理解。他说“老实说，我们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是这样分别对待的：即对于国民党的理论以为虽然不能说怎样好，然而其中所含的毒汁尚不算甚多；而一切罪恶却都在国民党的行动，因为国民党的行动与其理论本来是两回事。至于共产党，他的行为尚未大表现，我们不很容易下判断；只就其反对国民党一点而论，我们不但不反对他，却还可以赞成他。”

毛泽东发话按内部矛盾处理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中共中央《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个宣言很快传到国内，张东荪阅读后，立即产生共鸣，最先响应《八一宣言》，并发表《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1938年5月，他和他的学生叶笃义来到武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就抗日问题交谈，表示将利用自己燕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回到北平与中共合作，为抗日救亡作出自己的贡献。

他为中共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工作。他回忆：七七事变后，中共华北局地下工作人员“与我联系，1938年我去汉口参加参政会，当时因为看到参政会并没有大作用，而且又怕后方苦且又丢不下家，于是自己觉得还不如回燕京来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当时我通过王君做了两件事情，一是送学生去解放区，一是送医药去。”

抗战胜利后，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官僚资本，又不赞同用革命方式推翻国民党统治及剥夺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的做法，主张应折衷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中间性的政制”，即“在政治方面比较上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他多次与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接触，并让叶笃义作为联系人，以保持经常性的联系。1947年3月，他和符定一还就时局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次年4月27日，毛泽东专门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一封指示信，让转告张东荪等：“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并请他和符定一参加筹备新政协。

平津战役开始后，他多次劝说北平国民党军最高长官傅作义与中共谈判，以和平方式代替军事方式，不能让战火毁灭古都的灿烂文明。经过他及其他人的努力和奔走，傅作义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条件，北平和平解放。他对自己为此所作的贡献，深感自豪，自以为“生平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

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他就是不理解亲苏反美的“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书生气十足的他甚至幼稚和可笑到企图冒险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无意与美国为敌，美国千万不能把战火烧到中国。他与同美国有联系的王志奇联络，让他将自己的意思转告美国，试图充当中国和美国的“调和人”。他这可闯了大祸，民盟内部对他进行了反复的批判，并将他开除出民盟。在有人要以“叛国罪”将他逮捕法办时，毛泽东出来说了话：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他开始赋闲在家，虽是名义上的北大哲学系教授，可有着如此“恶劣”的前科，谁也不敢让他上课。整日是养花弄草，赋诗遣词，打发老年的无聊时光。在“文革”狂飙袭来时，这种平静终被打破，1968年1月，一些人还是以所谓“特务”的罪名，将他与长子张宗炳一同逮捕。他被关在北京复兴门铁道医院。1973年3月，夫人在医院与他见了面。此时，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已经一年有余。当他知道这一消息时，非常高兴，耄耋老人自言自语：“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是年6月，老人走完自己的一生，享年88岁。